华夷标准简论（一）
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文化、血缘和地缘。我很多年前就已多次明确指出，文化是辨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或者说主要标准，第一标准。在政治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只有儒家政治即王道政治，才能代表中华文明。
种族、民族和地缘只能作为辅助性、参考性标准，在文化相同、同为儒家或同样尊儒的情况下，汉族优先，中国优先。例如，宋辽金都相当尊儒，都是儒式王朝，自当宋朝优先。
后世儒家和史家对辽金也给予一定尊重。元朝官方将宋辽金三朝都定为正统。明朝承认元的合法性，亦默认“三史并尊”，在嘉靖年间，将辽宋金三史都列入中国正史“二十一史”系列。我认为，“三史并尊”，对于辽金过于抬举，不如“一正二偏”：以宋朝为正统，辽金为偏统。
或谓儒本位与汉本位并立。大谬不然。那是本末主次不分，双重标准，导致标准混乱乃至丧失，让人无所适从。例如，认可汉本位，就意味着任何汉族政权都具备天然的合法性正义性，就不能不承认洪杨帮和m帮。呜呼可？
只有在以儒立国、以儒治国的前提下，汉族才能代表中华。儒家政治是以民为本，不是以族为本，不是汉族本位和汉族主义。凡是汉本位和汉族主义者，无论怎样引经据典，都是不符合儒理、经不起批判的，无非巧言狡辩、胡乱发挥而已。
文化差异是民族差异的本质，华夷最根本的区别在文化和文明。文明为华，野蛮为夷；有道为华，无道为夷。衡量文明与野蛮、有道与无道的关键标准是礼，华夷之辨的标准植根于《春秋》《尚书》和《仪礼》、《周礼》、《礼记》等等经典之中，有礼为华，无礼为夷。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孟子•告子下》记载：“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赵岐注：“今之居中国，当行礼义，而欲效夷貉无人伦之叙，无君子之道，岂可哉！皋陶器者少，尚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之道乎？尧舜以来，什一而税，足以行礼，故以此为道。今欲轻之，二十而税一者，夷貉为大貉，子为小貉也。欲重之，过什一，则是夏桀为大桀，而子为之小桀也。”
焦循《孟子正义》说：“此章指言先王典礼，万世可遵，什一供贡，下富上尊。裔土简惰，二十而税，夷狄有君，不足为贵。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在税赋方面，什一而籍，最为中正，是王制即礼制关于税赋的规定。税赋过轻过重，皆非王道，都是无礼。过轻则大貉小貉，大夷狄小夷狄；过重则大桀小桀，大暴政小暴政。“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不遵先王典礼，就是夷狄化。
《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程颐根据“无礼”的轻重程度进一步分为夷狄、禽兽两个级别。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引程颐之语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 《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古礼之传于世者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三礼的精神贯穿和集中于《春秋》，故司马迁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孔子作 《春秋》，一以礼为断；先儒论《春秋》，一以礼为归。《春秋》谨严莫谨于华夷之辨，春秋大义以华夷之辨为先。
不仅《春秋》，其它儒经，无不强调礼之重要。礼作为五常道之一，是连接内圣外王的关键，其精神是仁道、即中道和天道。有礼为华，即儒家为华。这并非一般性尊儒，而是要以儒立国和治国，实行王道礼制，尊儒学为意识形态。
所以，并非夷狄尊儒就为华夏。夷狄要进位华夏，不一而足，须满足三个条件：尊道统，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王道，以礼制为基本制度；开学统，以儒学为第一学科。换言之，其主体文化和领导集团必须是儒家，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必须全面儒化。儒化不足，就是文明化、中华化不足，小不足为偏统，大不足为伪统。
还有一种政治，非儒而尊儒，尊儒又不能将儒学落实到制度和教育中去，介乎王道和夷狄之间，比王道大不足，比夷狄则有余，为霸道，相当于次中华，准中华。
故政治可分为中华、次中华、夷狄、禽兽四个级别。儒化是让禽兽、夷狄文明化的最佳途径。虽然人野蛮邪恶起来甚于禽兽，但人类终究胜于禽兽，最野蛮最低智的种族民族，若能尊儒和儒化，就有望逐渐开化，直到中华化。
或说：“王道文化首立亲亲，亲亲以血统优先。故血统高于文化成立。”此言不当。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血统和族别。亲亲与仁民两个原则，分属于不同范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体，重在亲亲；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朝廷是代表并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组织，重在仁民。
故传统政治中，宗族和朝廷有别，宗族不允许有全国性的政治功能。爱应有差等，政须求公正。《礼记》与新出的郭店儒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之语。恩是亲情，情感；义是道义，正义。
这就意味着治家治国原则不同，各有侧重。治家的主导原则是亲情，治国的主导原则是正义。当然，由于家天下时代家国关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亲亲有余而仁民不足，政治公正性不足。但这个弊端属于历史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在未来公天下时代杜绝。2019-9-25
华夷标准简论（二）
爱什么就将它本位化、主义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等等都是好东西，当然应该关心爱护之，仁人义士必要时不惜为之牺牲。但是，它们都不是第一位的。将它们强置于第一位，必然导致个人权利和人民利益被侵犯损害，最终亦不利于民族、集体、国家、社会的发展。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人和民才是第一位的。唯有仁者仁政，才能把仁爱体现得深厚纯正恰到好处，让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
春秋大义和儒家经义，强调的都是正邪、善恶、人禽之别，是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别。华夷之辨也是围绕着上述区别而展开的。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万物以人为本。这个三本，是历代儒家共识。在政治上，种族、民族从无为本的资格。
历史上汉族特别优秀，论德论智都远远优于其它民族，根本因是信仰中道，实践王道。汉族优秀是因为儒学和圣贤优秀，中国伟大是因为中道和王道伟大。对汉族最好最大的爱，不是鼓吹汉族主义，而是坚持仁本主义，追求王道政治。这是爱民爱族救国并重建中华文明的唯一法门。
在国际上本国优先，把本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礼所当然，王道政治、民本政治之所当然。这不是什么民族本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味着民族成为最高标准，国内国际都强调本族优先，本族享有政治特权。所以，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三种恶果：一、国内与异族关系恶化，二、国际上与异国关系恶化，三、人民个体自由、权利和利益丧失基本保障。
或说：“洪杨虽然是造反，但在反满清这一点上，则具有优先正义性无疑。”这就是汉本位导致的思想混乱和标准混乱。洪杨帮反儒信邪，比一般夷狄更野蛮。夷狄虽野，尚属人类，尚有人味；邪教之恶，胜于禽兽，胜于恶魔。洪杨帮不仅是清朝之敌，也是儒家之敌和汉族之敌，是所有文明、所有人类之敌！
汉族主义敌视曾文正公，斥之为汉奸，认为曾公灭洪杨就是助他族灭汉族。殊不知，洪杨帮才是最大的汉奸集团。曾公灭之，是助清朝，更是救道统，救中国，也是救汉族。在当时，相对于洪杨造反和陕甘回乱，清朝、中国、汉族、儒家三者的利益和命运不乏一致性。如果任由洪杨得国，任由回乱泛滥，人道主义灾难伊于胡底，汉族和儒家的劫难伊于胡底。
汉族主义群体有一些流行已久、非常恶毒的假设，例如，将反对汉族主义歪曲为反对汉家政府，支持异族侵略，支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将反对者诬蔑为汉奸、洋奴和外族猎犬……诸如此类，胡比乱附，歪搅蛮缠，不一而足。
他们又喜欢以日寇侵华为比，认为反对汉族主义就是反对抵抗日寇而支持日寇侵略。我早就指出，王道必然尊孔，尊孔未必王道。王道于夷狄尚且耀德不观兵，岂能灭人之国、奴人之族？日本有所尊孔，但军国主义当道之时，已经彻底背离王道精神，沦为比夷狄更凶残的敌寇。攘夷御寇，春秋大义。岂仅汉族？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世界人民同此公愤！
或谓民国时期“救亡压倒启蒙”云。殊不知，五四派所谓的启蒙，实为反中华反人道的民粹主义、蒙昧主义蒙启，方命圮族，殃民祸国，莫此为甚。如此救亡，越救越亡，不入地狱不止。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更要致力文化启蒙，挺立儒家主体。不仅清朝之亡和民国之败，历代儒家王朝的衰败和灭亡，无非严重偏离乃至彻底背叛儒家道德、政治原则所致。背离儒家的王朝，必然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丧失了代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资格，败亡也宜。
民族主义害民族，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纳粹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日本主义，都是民族主义，也都因为民族主义而败亡。元朝清朝各有严重的蒙古主义、满族主义倾向，最后都因未能消除其民族主义倾向而败亡。故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民族主义都是祸民祸国也祸族的。
2019-9-25余东海于南宁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