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沙光 2018-05-08

概要: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林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其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 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对林昭宣告无罪。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今天是她逝世50周年记念日。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忘记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史实,作为活着的人,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将真实的林昭还原给历史,留给后代。为社会良善发展,为历史车轮不再重蹈悲剧之覆辙。

近些年,许多学者、媒体人、作家及民间人士都在想办法还原林昭事件的真相,但我们必须以感恩的心记念一个人,即著名制片人胡杰导演。为寻找林昭的真实答案,胡杰先生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寻找林昭的灵魂》作为其独立制片人的个体事业。历经5年时间,胡杰寻访80多人次,他热情、执着及百折不挠地坚持,使许多原本对林昭事件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

胡杰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侧重于: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众多知识分子中,北大学生林昭不是最“大”的右派,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右派。当众人乖乖低头,接受“改造”之际,林昭不畏强权,开始反抗极权统治。她被捕入狱后,在狱中留下了数以十万计,以血书写诗歌和文章,她在文革高潮中被处决。胡杰导演访问了林昭的亲人、恋人和同学等,把她从1949年到1969年间的生命历程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作了一个记录性的侧写。

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时代,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胡杰导演带着这样的愿望,为我们留下后面的宝贵“财富”,令我们泪水、震惊、愤慨,且不得不陷入无尽的沉思。

一、身份:林昭的家庭背景及初入组织

据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档案中记载:

(一)林昭的母系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

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曾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

林昭的舅舅许金元,在林昭出生前5年的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二)林昭的父系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

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从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后被定为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胡杰说: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从家庭背景及个人经历,使得十五六岁的林昭将参加革命和追求进步当做那个“黑暗的时代”里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林昭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当年的情境: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那一天,林昭的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

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这即“林昭”之名的由来。那一年,林昭17岁。

二、土改:带着小资情调艰难地追求进步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时年19岁的林昭无论怎样也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成了她至死不渝的遗志。

土改工作初见成果,但林昭也另有苦恼。

她爱读书,喜欢写诗,被一些人视为小资情调。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林昭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这些并没有影响林昭追求“进步”。她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

三、北大: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和信仰确立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林昭北大的好友张玲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北大,林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她所喜爱的书籍,不必再担心因读书被定为“小资情调”。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但不会有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

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爱与恨等许多问题。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和信仰的确立,或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及其精神收获。

四、右派:刀在口上之日

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向胡杰讲述了林昭人生中的至关重要的事件:

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这段时期,林昭在日记中写道: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无疑成了林昭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了林昭生命形态与精神境界的缩写。

与林昭同为北大“右派”的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

陈爱文说:林昭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陈爱文认为: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

林昭同班的一名“左派”的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并说: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

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五、反思:林姑娘的铁骨钢脊气节歌

被划为“右派”后,林昭也曾痛苦得失眠,甚至一度想过自杀。但在坚持正义的路上,这个娇小可人的林姑娘,内心生长出了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精神气节。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

她清瘦而苍白的脸上已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六、初恋:被官方斩断的短暂而惟一的恋爱

两年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得到林昭消息,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更没有任何的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维系生存,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刘发清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在胡杰的镜头前,刘发清流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当年未用尽的粮票并小声念叨: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刘发清告诉胡杰,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在给林昭的回信中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七、星火:因文而入狱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说: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

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他说: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

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 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林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士受难的一日》。这本《星火》只出版一期,主创人员纷纷入狱。

这位《星火》同仁介绍到: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八、囚徒:显露出的人性之光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不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九、灵魂:超越镣铐的真理之自由

林昭在狱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在如此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

林昭用自己的血书写她为真理而舍己牺牲的精神如是: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的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张元勋告诉胡杰: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张元勋描述狱中所见的林昭: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立时想到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十、不哭:记录这段历史的意义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

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 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被刨开了,那是周围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

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坦然回家。

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

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

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

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是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十一、暂别:林昭没有看到这一天!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没有看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

她一直在咳血,但她始终都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十二、答案:无字的挽联——上联:?下联:!

在当年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的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垂挂于林昭一束头发两侧的挽联——上联:?下联:!

这个具有人类意义的挽联,让我们诗意地遐想出无限的内涵。愿以如下两句代之,谨此深深记念林昭姊妹!

上联的问号:我们对那段历史必然会有无数个追问乃至质问,为什么?

下联的叹号:但请相信林昭的灵魂在上主那里为圣徒,天堂没有右派!

林昭,一位至死忠心的基督徒,—个时代的良心,一颗伟大的灵魂,穿越那段黑暗的历史,向我们闪耀着天堂的荣耀光辉!

本文根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08月11日 江菲:《寻找林昭》等文章及相关资料整理。
网址//zqb.cyol.com/gb/zqb/2004-08/11/content_926077.htm

2015年4月28日第一稿整理 北京
2017年4月20日第二次修改 北京
2018年4月28日第三次修改 北京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