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藩镇研究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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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1902 2018-12-25

藩镇作为中晚唐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既往研究总体上将藩镇割据视为导致唐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者则在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图景提出了较多的修正,认为唐帝国实际上相当成功地应对了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特别是穆宗以后,朝廷与藩镇之间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除此之外,大量藩镇个案研究的积累,虽有“千镇一面”之虞,但也使我们几乎对每个藩镇的建立、分合、衰落过程及内部构造都有了较为明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我们或可尝试重新审视藩镇在中晚唐历史上的位置。

将藩镇视为决定中晚唐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并不完全是现代学术的产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人。欧阳修纂修《新唐书》时将原本散布在《旧唐书》各卷的骄藩节帅传记重新排列,编次为《藩镇传》五卷,置于外戚、宦者传之后,突厥、吐蕃等四裔传之前,并在传前撰写了批判性的序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两种重要的现实功用,一是塑造本朝合法性的“正统论”,二则是发挥以史为鉴的“鉴戒论”作用。这一传统将秉笔直书与微言大义交织在一起,使历史记载充溢着后见之明,往往轻忽了过程的复杂与多歧。若取新旧《唐书》藩镇的相关传记比读,或可留意到《新唐书》“事增而文省”的背后,埋藏着简明而更具目的论色彩的叙事脉络。*《新唐书·藩镇传》的成立,不仅是传统史学“鉴戒论”的产物,也成为后世在“统一与分裂”的框架下理解藩镇问题的滥觞,影响延续至今。例如,作为中文世界最具分量的藩镇研究著作之一,1969年初版的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便以中央与藩镇的关系为主线贯穿全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坐大作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对矛盾,使得后世学者对藩镇的评论往往带有“借古讽今”的色彩。如顾炎武《日知录》云:“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顾炎武摈斥陈说,对藩镇的作用有所肯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持论的背景是基于对明朝覆亡原因的反思,因此才在“国朝大患,大略与宋同”的脉络下,对宋、明两代“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提出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陆士衡所谓‘一夫纵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的当代教训。*因此,古人的史论文字固然有不少值得现代学者汲取的洞见,但严格而言不能算是一种“学术化”的思考*,我们引述其观点时尤需解明成说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关怀。*

而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唐宋变革论作为理解这一时期种种变化的统摄性框架长期以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在这一框架中藩镇并不处于显要的位置*,因此如何把藩镇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变化相联系,进而确认其在中晚唐历史中的作用及影响成为学者思考的重要方向。日野开三郎1942年出版的通论性著作《中国中世的军阀》将藩镇分成玄宗及安史乱中藩镇体系的形成、代宗德宗时藩镇的跋扈及宪宗的抑制、晚唐藩镇的复振三个阶段来加以论述,并强调两税三分等改革对中央与藩镇间实力消长的影响*,奠定了之后理解唐代藩镇历史的经典体系,至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仍大体袭之。*日野开三郎对唐代藩镇历史的概述大体以政治史为线索,尽管重视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因素的作用,着眼点仍在于比较中央与藩镇实力的消长,因此也旁及神策军的发展、藩镇内部的构造及对所属州县控制的强化、均田制瓦解后流民的增加对藩镇尤其唐末动乱的影响等议题,总体而言时代分期论的色彩并不强烈。栗原益男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对唐代藩镇面貌的总括,除了沿袭这些议题之外,所增加者大约包括三个方面,藩镇中“义父子”等拟制血缘关系的发展,贵族出身藩镇节度使幕府的构成与朝廷党争,唐末藩镇与地方土豪阶层的关系。这些成果反映出日本学者在战后二十余年的研究中尝试将藩镇构造与人身支配关系的演变、贵族制瓦解及地方土豪层的兴起等论题相连接*,定位藩镇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从而将这一议题打上战后时代分期论争的烙印。*同时代的中国学者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时代分期关怀,但因时代风气熏染,亦习惯于探究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多认为藩镇割据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关*,或将之与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相联系*;亦有学者从封建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讨论唐末五代豢养义子的风气,指出其保留了奴隶制与村社制的残余*,或认为这是作为私人募佣兵制的伴生物而存在。*

日本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笼罩在唐宋变革论框架下的藩镇研究模式有所反思,大泽正昭系统评述了堀敏一关于晚唐五代藩镇一系列论文后,提出要从地域差别入手开拓藩镇研究的新方向。*此后,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一系列不同时段、不同地域藩镇个案研究论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顺地”及南方藩镇,对河朔三镇的不同也有更明确的区分,研究时段上则从中唐延及唐末及五代。*虽然所述及一些论题,如唐末南方藩镇与在地豪强的关系及向十国、宋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仍有受唐宋变革框架影响的一面*,但总体而言,与时代分期论争渐次脱节。进入80年代后,中国学者同样逐渐展开对藩镇分期、分类型的细化研究,并对之前藩镇研究中大而化之的经济基础等命题有所反思。*其中张国刚根据唐代藩镇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类*,进而将藩镇视为中晚唐历史中的一种结构性存在来分析其作用,摆脱了既往研究中“藩镇割据”这一平面化的描述,颇具影响。此后随着理论的退潮,学者已不再热衷于探讨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这类宏大的命题,精细化的个案研究成为主流。

个案研究的浪潮及对墓志资料的运用虽然在某些方面推动了藩镇研究的深入,但同时也造成了议题的碎片化*,而近年来中日学者研究的分途亦日趋明显。中国大陆学者更关注对中央与藩镇关系的动态把握及运用新出墓志展现藩镇内部的构造。*中国台湾学者则日渐强调摆脱原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主张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观察藩镇,这一提法本身并无问题,但也与台湾本土意识的勃兴有关*,落实在具体研究中不免有“以偏纠偏”之嫌。*日本学者则站在欧亚史的立场上,强调游牧帝国对中原王朝的影响,试图借此突破既往以中国为中心唐宋变革论的框架,构筑新的历史叙事,在这一潮流中北方藩镇内的突厥、粟特、铁勒、沙陀等胡人群体被凸显。*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积累的学术议题,藩镇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庞大的先行研究与主干史料的相对有限,加之前辈学者对一些类似现象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使得更年青一代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时,不免有无所适从之感,或因此转而更多的仰赖新出石刻展开细部的讨论,回避了对藩镇问题整体性的把握。如果我们将既往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对具体史料的解读,利用互有联系的史料群对某一较为复杂历史现象的描述与复原,解释某一历史现象的作用、意义及影响,或不难发现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层面,即如何来为某一历史现象“赋义”,建立起关联性或因果性的解释,进而将其纳入某一统摄性的框架或拟构出连续的历史线索。在此情况下,我们或当先将藩镇研究与或新或旧的理论框架脱嵌,尽可能回到史实本身,完成对前两个层次问题的清理,尝试描摹藩镇自身的“生命周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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