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执政党,以及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成员,在在作出决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出现失误总是难免的。要使这种错误或是失误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必要的和有权威的纠错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发生的重大决策性失误,往往在他们本人在位时都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的制止。这种情况,在西方,如美国的约翰逊于越南战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斯大林的大肃反。在中国,也同样是如此。

建国后,毛泽东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期,曾经多次发生重大的全局性失误,但直到他临终前,错误非但不能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例如,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错误,党内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有所察觉,1958年和1959年召开的两次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一次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这其中,毛泽东本人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纠“左”工作,在实践中收到了一定成效,尽管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因而这些纠正是不彻底的,但党内纠“左”的努力毕竟使国内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设想,如果允许这种纠正错误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国家的形势会有更大的转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实际上是只允许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却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错误提出非议和批评。而且党内当时的这种批评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表现为机制本身的纠错行为。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反映了一些下面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央加以考虑和研究。由于彭当时是从苏联访问刚刚回来,直接上的庐山,他的信又是写给毛本人,毛泽东联想到彭在历史上曾经反对过他,联想到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教训,错误地认为彭要求纠正中央的错误,就是要纠自己的错误,就是要威胁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在庐山会议上擅自改变会议的既定日程和议题,由纠正“左”倾转到反对右倾,会议开始揭露和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冤案。毛泽东在庐山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断了当时党内已经出现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助长了他本人的个人专断,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使此前已经发生的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直接造成了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的严重困难。这一情况说明,如果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它的后果是多么可怕。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给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的损害,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从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党内多次发生制止这一错误的行动(例如,1967年出现的“二月抗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整顿等),但每次都是以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制止和斗争而告结束。毛本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及时的,不仅要发动一次,以后还要发动多次。因此,任何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一直延续十年之久,直到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才能采取行动,从根本上制止了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

错误的纠正不能发生在做出错误决策的主要领导人在任期间,甚至不能发生在他在世的时候,而只能等待他退出自然和历史舞台,才能得以纠正,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它表明,建立必要的、有权威的,以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纠错机制,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执政党及时调整可能出现的政策失误,保证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写于1988年,是本人所蓍“民主政治论纲”一书(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版)中的一部分,现摘发于此,有改动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200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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