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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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为己任,(1)尽管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被打断,但启蒙的话语一直不绝如缕,启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面评价。各个时代的守旧势力或统治者,虽然竭力阻止或扼杀启蒙,但多半另寻借口,未敢正面理直气壮地否定,更无能力在思想理论上加以贬斥。但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变化,从各种“后主义”(如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新时期文化批评等等)衍生出来的“后话语”对近代和当代、西方和中国的启蒙做了正面的、猛烈的攻击,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似有逆转之虞。(2)

比如,较早向中国读书界引介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批评的张宽说:“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也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3)

另一位“后学”家张颐武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他断言,到了90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80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80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4)

当然,并非每位“后学”家都采取反启蒙、反现代的立场,比如陈晓明认为:“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理想方面存在哪些偏颇,但我们把中国的历史语境,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前提抛在一边不加理会,而去集中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精神灾难(和社会危机),那不能说高明之举。”“后现代知识与当代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不协调之处,这种不协调主要是后现代的阐释者与批判者的教条主义立场导致的。”(5)尽管某些“后学”家有程度不等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后主义”的内在逻辑,他们也很难致力于捍卫启蒙和现代的工作。

本文作者持捍卫启蒙的立场。针对上述对启蒙的否定态度,我认为应辨清以下问题: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方殖民话语?80年代的启蒙是否是无条件臣属于西方话语的结果?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拒斥启蒙?

“五四”启蒙和西方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借用了西方的启蒙话语,这是事实。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弃旧图新、个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问题。

欧洲的启蒙是要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宗教教条、教会和教士,而中国的启蒙首先是要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所以思想先驱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儒家礼教,是家族宗法制度及其陋习。当然,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但条件的差别使中西启蒙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着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6)可以说,薄伽丘的《十日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中西启蒙差别的象征。

任何研究过“五四”启蒙运动的人,都不会轻率断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他们攻击儒学传统,因为这种正统卫道、因循守旧的学说已落到了途穷末路之境,而国势的危急也容不得人们有暇去拨翳补陋,而只能弃旧图新。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也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传统,而是利用传统中的支流反主流,或者利用儒学中与人性、民主性较为接近的因素。一些研究者已将“五四”启蒙的源头,上溯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的思想观点,(7)而更多的人则肯定康有为、章炳麟的思想对“五四”启蒙一代的作用。康有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无意抛弃传统,而是力图用近代西方精神(他其实知之不多)重新解释传统。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义,康有为提出“天欲而人理”的口号。而章炳麟则在戴震那里发现了“以理杀人”之说。康、章的反传统思想中是部分受外来影响,清代学术的自然演变是更重要的动力。

其实,以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义理精深,以及西方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启蒙思想家中态度最激进者(如主张“拿来主义”或“全盘西化”的鲁迅、胡适),也是新学于外而旧学于内,决非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8)

还应当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直接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紧接着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在“五四”启蒙发生之时和发生之前,欧洲已经流行各种与启蒙精神不同和对立的思潮,比如社会进化论、实证主义、生命力论、社会主义等等,囿于当时的思想学术水平,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将这些思潮与启蒙思潮严加辨析,而是在自己传统学养的背景下,在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动机的驱使下,将自认为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都介绍过来。伴随启蒙运动而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摆脱不了整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受传统和国情制约将西方“后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一并引入的结果,说“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的某些“后学”家往往指责坚持启蒙传统和现代化导向的人是反传统的激进派,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但以上分析表明,他们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知识。他们的兴趣、训练和写作内容及风格充分证明,他们并不丰富的话语全来自西方,而且仅局限于西方的某种“后主义”,我认为,将西方话语在中国做横向移植的,不是启蒙派知识分子,而是这些“后学”家自己。

80年代的启蒙和西方话语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并不是一场伪文化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植根于当时历史境况,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运而生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80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的黑暗、专制的一种拔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

“文革”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名义下搞现代迷信,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名义下搞封建的、法西斯式的专制。8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可以思维,8亿人只能看钦定的8个样板戏,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人惨遭杀害(比如张志新、遇罗克);在物质经济上的最起码要求(比如农民为吃饱饭而喂猪养鸡、种自留地)和感情文化的最自然需要(比如讲恋爱、看小说、听音乐)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对人民的要求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学基本停办,学生们被号召向老师造反,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成了改造对象;一切古代的、外来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封、资、修”。

经过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艰苦挣扎,中国终于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但要说彻底告别则为时尚早。为了避免“文革”悲剧重演,为了中国走上文明、健康的发展之路,也为了与当时还广有市场的极左旧话语相抗衡,知识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科学理性、自由、民主、法治,这诸种话语与欧洲启蒙话语不谋而合,但却出自中国人经历苦难之后的认识和追求。退一步说,如果把这叫作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应该从古代传统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去找,难道应该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去找?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80年代的启蒙并不是起因于一些知识分子甘当西方的传声筒,而是原有的意识形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们不得不另觅新说,而且尽可能利用旧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当时的启蒙人士虽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为主张“全盘西化”,但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其实对旧意识形态比当代西学熟悉得多。正因为如此,才能解释当时革新派的话语主题是“真理检验的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生产力标准”、“官僚主义批判”等等。

80年代文化热中,大量的西方学说和思潮被介绍进来,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知识界拜倒在西方启蒙话语脚下。一时的涌入是偿还30多年,尤其是“文革”10年闭关锁国的欠债。与日本、俄罗斯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了解还很不够,这对本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十分不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引入西学时,最突出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欧洲启蒙思想的专注。大致说来,80年代在中国最走红的西方学说是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这些思潮基本上是与欧洲启蒙思想相对立的。我认为,攻击80年代启蒙的“后学”家,对那时文化热的内容和背景,是不熟悉的。

在80年代末,文化热骤然降温,启蒙话语大受狙击。一些“后学”家对此兴高采烈,以为用“后主义”话语取代启蒙话语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张颐武宣称,“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其原因就国际方面说是全球化,就国内方面说是市场化。(9)我认为,这种立场和分析是短视和肤浅的,它出于对事实的回避和曲解。

启蒙话语的受挫并不源于其阐释力逐渐丧失的自然过程,而是肇因于一场重大政治风波后话语环境和格局的巨变。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90年代初启蒙话语空间急剧狭窄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处于徘徊状态,甚至有倒退复旧的趋势同步进行。旧的极左话语一度膨胀,启蒙话语被粗暴地定性为“全盘西化论”。90年代初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停滞与萧条证明,80年代的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不然,人们不会不顾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在以下问题上争论不休: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左还是右?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在90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应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还是应大反特反“和平演变”?与张颐武的分析相反,当中国认清了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坚定了市场化的选择之后,启蒙话语又开始复苏。任何一个在理论上清醒和彻底的人都可以看出,启蒙话语与全球化、市场化是一致的,而诸种“后主义”话语是与之相拮抗的。

启蒙是中国未竟之事业

中国的两次启蒙——“五四”启蒙和80年代启蒙——虽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远未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我们还不能说,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一切作出独立判断,能够意识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

张宽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10)我的判断恰恰相反,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主潮从未摆脱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控制,启蒙话语的表面优势仅在于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道义认同,它一直受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

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的顽强有力和巨大惯性,由于新文化运动不是被外患就是被内争打断,没有哪一种西方话语在中国扎下了根,其中最需要的启蒙话语更是遇到重重的阻力,因为它被各方现实政治力量排斥。启蒙在中国命途多舛首先是中华民族国运多难的结果;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入侵,大敌当前的中国人不得不使个人自由让位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当爱国和救国任务压倒一切时,对传统批判清理让位于对它的维护。激烈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得不认为,为民族生存的利益计,与封建势力携手也只能在所不计。虽然国共两党都自视为“五四”运动的传人,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转换为、归结为爱国。当然同一个“爱国”概念也各有所指,比如守旧的蒋介石曾质疑“新文化意味盲目崇拜外国,不加区别地引进和接受外国文明”,把“五四”精神归结为爱家庭、爱家族、爱亲属和自我修养。(11)而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毛泽东则把“五四”精神化约为“革命”等于“与工农相结合”的标准。张宽断定,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都曾被半殖民。这话对少数买办文人是对的,对作为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对,对鲁迅这种启蒙思想家尤其不对,尽管他主张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照“后学”家的标准,鲁迅是臣服于西方话语无疑了。但鲁迅不是曾痛骂“西崽”,被认为对内对外都是硬骨头么?细究起来,张宽及其同道的“半殖民化”标准也不是爱用西方话语——有谁像“后学”家那样爱用西方话语,而且几乎只会用西方话语呢?他们的标准是所谓“后结构主义”价值观,即对诸如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进行批判与质疑。我认为,根据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惨痛经历,不论在事实判断还是在价值判断方面,我们都只能得出与张宽相反的结论。

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心态和认识方式是革命取向、阶级划分和原罪感。当形势要求他们批判西方时,他们往往可以不顾自己受惠于西方教育的事实,不顾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和对人性的眷恋而做任何口径的攻击,他们自认落后,甚至自甘落入丑类之列,如果他们在西方生活过,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话。这方面的证据举不胜举,新近出版的季羡林的回忆录《牛棚杂忆》就是一例。张宽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换个说法就是“崇洋媚外”,这正是他们长期作为批判对象、改造对象所担戴的罪名。事实证明,启蒙话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想一想,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理直气壮地声言个人的权利?想一想,哪一个阶段没有意识形态的准则以钳制人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后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发出诘难:“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似乎这么一问,谁也不敢迎战,启蒙就知难而退。其实,给出简单明确回答并非难事。我的即兴回答是:启蒙就是解放思想,冲破愚昧和迷信认;启蒙的对象是无知者或无勇者;凡先觉悟者,即可启蒙后觉悟或不觉悟者,哪怕先后是暂时的,贤愚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方面对你启蒙,你也可以在那方面对我启蒙。谁能说鲁迅没有资格对祥林嫂启蒙;各式各样的阿Q——粗鄙的和有教养的——不需要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决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旧的偏见被消除了,新的偏见又取而代之。它像锁链一样,牢牢地禁锢着不能思考的大众。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位哲人的睿智之见,启蒙是一项崇高、必需而未竟的事业,在中国尤其如此。

注释:

(1)鉴于“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词极有可能遭到“后学”家的解构和嘲笑,这里将其表征如下:他们有批判精神,追求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的、专制的统治。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2)更严重的是,某些新儒家人物,或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也不遗余力地攻击启蒙,而且有人尽力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寻找否定的资源,例如见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0 年12 月号,第12 页).

(3)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2期,第22页。

(4)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第132、133页。

(5)见陈晓明在题为“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的“澳门对话”上的发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第25页。

(6)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中译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7)见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8)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载于《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9)同(4),第133页。

(10)同(3),第17页。

(11)(6),第312、313页。

原刊《天涯》1998年第6期,收入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359-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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