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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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这些情形,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构成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析。我们现在所能指出的,只是构成这些情形之最直接的因素。自从撤退台湾以来,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种光景,至少也是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未有的。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别的且不说,这七八年来,台湾在思想言论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当局为“真理的标准”之局面。当局对于民间思想言论之衡量,是以自己颁定的范畴和尺寸为甄别的标准。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作是“正确的”;否则是“歪曲的”,或“有问题的”。这类思想言论就会受到封锁、打击。也许有人说,官方并没有钳制思想言论自由。这话不是出于昧于事实,就是一派官腔。这几年来,弥漫全岛的一股气氛,现代统治技术所造成的天罗地网,和有形无形的力量之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威胁,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只要不是白痴,谁都可以感觉得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适应环境”、“委曲求全”,都是今日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因此,官方摆着的思想言论尺度在那里,即令没有直接要人依从,很少人胆敢冒险另辟蹊径。于是,这七八年台湾的思想言论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极少例外,几乎都是官方或准官方的思想言论了。

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诚然需要“意志集中”赖之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一致的思想言论。假若真有一种思想言论堪作大家认识的张本,能作大家行动的指针,那么大家当会自动欢迎之不暇,根本无需藉政治强力来分配勒销。可是,如果一种思想言论愈来愈使我们感到空虚,愈来愈使大家感到迷茫,徒以其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撑腰之故,大家不得不敷衍,那么它是否真能负起作认识张本和行动指针的任务呢?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最近二十年来语意学颇为发达。如果语意学家愿意研究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谅必一定有异常丰富的收获。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饰一切阴暗的里层。而其特征则为:一、言不由衷;二、空话连篇;三、推拖抵赖;四、威胁利诱;五、诺言满纸;六、敌友无常。过去的政场言论是如此。这七八年来,由于时代动荡的煎逼,作官技术之精进,政场言论向这个方向的发展尤烈。官方言论的品质如此,怎样堪作大家的认识张本和行动指针?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如果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过难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不经过认真的讨论,是不是由少数人凭其权威来专断地决定?如果大家并不欢迎这种办法,那么惟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在承平的时候,我们倒可以马虎一点,“国事管她娘”。正因时值非常,政治的决定稍有差池,就影响到大家的祸福安危,所以更应集思广益。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广益?

西方民主国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祸乱于未然,社会日渐进步,民生日趋安定。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

是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

也许有人说,这一条基准是一条自明之理,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出一说的价值?这种想法,真是不思之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条基准。这一条基准,是极权与民主的分水岭;也是科学与玄学的大界线。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只有较少数人在较少的时间以内才能接近这一条基准;而较多数的人在较多的时间以内距离这一条基准不知几千万哩!从最根本的思想和认识模式来观察,民主对极权的抗争,科学对玄学的冲突,都是为了这一条基准。目前,这一条基准,在全世界许多地区更受到加紧的威胁和打击。

马就是马,鹿就是鹿。这似乎是不证自明之理,也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道理。如果有人特意提出它来说,那么也许会有人说:“这样的话,请你拿去教幼稚园的学生吧!”诚然如此。但是,如果他将这类的话背后所假定的意义条件忘记了,尤其是将这类的话可以实际说出的普遍可能性看得不成问题,那么他的头脑就是太天真了。你能不能当着赵高的面说:“马就是马,鹿就是鹿,鹿不是马?”在一切独裁极权暴政盛行的地区,都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所以,在最基本的地方,独裁极权者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消灭这一条基准。在实际的设施方面,他们必须藉交通、电讯、新闻的严格封锁来建筑铁幕,以及各形各色的幕。他们要藉此让幕中的人看不见铁幕以外的世界,看不清自己的环境,弄不清独裁极权者真正的面目。于是乎,极权就可以关起门来上演。

中国的过去,盛行着各种各样的“讳”。所谓先知先觉们对于一般人民在知识方面存着轻视的心理,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许多书不让一般人读,许多事不让一般人知道。前一辈的人发生毛病,后一辈的人必须为他“隐”。代代相传,世世如此。历来的中国人从未养成“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和精神。整个社会长期受着泛伦理主义的浸染和支配。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之下,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是什么,就说什么”?目前,这种余毒是否未尽,甚至更加深刻化,被人利用下去,稍有科学训练的人一看就明白。

照理说来,科学应该能够“是什么,就说什么”了。然而,科学之赢得这一基准,也只是近百余年来的事。在牛顿以前伽利略说地球绕日,非日绕地球。然而,它在当时因与教会的传统说法不合而大受禁阻。生物演化论者说人是从猴子的近亲演化而来的。如果这话合于事实,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时,既不贬抑人的价值,也不抬高人的价值。“是什么,就说什么”,这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由于这一发现给人惟我独尊之情以打击而不为宗教人物悦纳,于是倡之者备受迫害。在科学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从上面所指陈的种种看来,我们要实现“是什么,就说什么”乃一件既不简单又需作很大奋斗的事。显然得很,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凡依据这一基准而说的言论,不是受到迫害,就是根本发不出去。独裁极权者要千方百计扭歪、滤过、改编,甚至根本消灭这种言论。然而,同样的显然,凡不从这一基准出发的言论,只不过是受暴力支持的一堆废话而已。暴力过去,这样的废话也就烟消云散,谁也不再理睬。这样的言论,充其量来只是一时一地一个政权的掩饰品。事过境迁,这种掩饰品连小孩子也掩饰不了。它对于国家、社会、人生有何价值?又有何裨益?

发表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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