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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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说

现在,民主自由之实现,几乎成了普遍的要求。尚未实现民主的地区里的人民,凡有人之自觉者,无不欣向民主自由。即使极权统治者,目前也不敢口里明明白白地反对民主自由。时至今日,民主自由的要求,成为世界政治的洪流,沛然莫之能御。

然而,这个世界规模的政治潮流之发展,对于极权暴政之存立在基本上是不利的,因而在基本上也是不相容的。但是,极权统治者面对这一情势,如前所述,他们不敢从正面反对民主自由。这么一来,现代极权统治者面临一个两难式(dilemma):他们在一方面要消灭民主;在另一方面又需与民主敷衍。那末,怎样办呢?现代极权统治是以技术见长的。现代极权统治者,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等,无一不是费尔巴哈(Feuerbach)哲学底信徒:他们相信技术可以改变素来认为不可改变的情境,当然也可以改变人底是非观念。他们怎样解决这个两难式呢?他们主要地靠运用语意学的术法(semantical device):一方面在字面保留“民主”这个名词;另一方面用偷天换日的方法,在原有“民主”的招牌之下,更换民主一词原来所指的内容;或者,曲解民主底意义——说英美旧式的民主不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唯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最新的民主”。西方世界以外的人,尤其是东方人,近几十年来虽然欣向民主,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民主的观念模糊不清,对于实际的民主生活方式尤其缺少体验。正在他们热心追求民主的时候,听见人家宣传民主,说原有英美的民主是旧式的,是不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政治方式;只有苏式民主才是最新的,才是适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方式。一般人是习于从语言去摸索内容的。美丽的词句常能驱迫许多人做丑恶的事。于是,他们信这种宣传为真。这样一来,他们立意所追求者虽是民主,而事实上所走的路线则趋向民主的反面。所求者民主,而所趋者极权,岂非南辕而北辙?

依照共党极权主义者底策略观察,在对某一地区军事占领之先,必须造成政治占领;在政治占领之先,必须造成思想占领。所以,思想占领是军事占领底先声。既然如此,一部分东方如果误信苏式民主系真民主而逐渐跟著作此项宣传者跑,岂非危险之至?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弄清楚苏式民主究竟是否真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基本观念弄清楚了,自然就不为目前五颜六色的歪曲宣传所动了。

民主是“多数之治”吗?

我们最常听见的说法,是说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许许多多人都赞同这种说法。热心支持民主政治的人也是如此。此说一出,于是宣传苏式民主的人就大做其文章:“英美旧式的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操纵的民主,所以是假民主。苏俄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占人口之最大数。所以,苏俄底民主才是真民主。”

这一说法通不通呢?只要我们底思想稍微会转一点弯,便立刻发现这一说法是不通的。其不通知处何在呢?不错,“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但是,我们不能掉过头来说“多数之治是民主政治”。这与我们不能由“凡尼姑是女人”而说“凡女人是尼姑”的道理完全一样。然而,苏式民主的宣传家却从“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偷偷倒过来说“多数之治是民主政治”。这完全是乘一般人不善思考而弄出来的所谓“理论魔术”。理论魔术是新的愚民术。施此术者,真是欺人已极。历史上不乏暴民政治的事。假如说“多数之治即是民主政治”,那末我们岂不也得承认暴民政治也是民主政治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暴民政治与民主政治之距离,等于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距离。何况苏俄根本说不上是“多数之治”呢?苏俄底极权统治,在事实上,是骑在“无产大众”头上的少数之治。

民主以什么为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总有其衍发的或现存的基础。君主制度系以君王为基础。人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君权发生变故,常常弄得天下大乱。独裁制度系以独裁者一人底权力作本钱。一旦独裁者政权力失灵,则独裁制度立刻土崩瓦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最易冲口而出的答覆是:民主制度乃建立于多数选民之上。这个答覆并没有错。但是,稍微严格思考一下,则嫌其不够,而必须补上一项。如不补上一项,可能导致非常可悲的结果。这一层的考虑在现代尤其显得紧急。

我们知道,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有选举之事。但是,我们能否因此说,在有选举之事的地方就是真的实行民主呢?如果我们以为如此,那末就是受玩弄了。假若我们说有选举之事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实行民主,那末苏俄应该被视为是“最民主的国度”。因为,苏俄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之高,为全世界第一。我们要明了,选举这一可贵的民主手段,已经被极权统治者吸收了,当作统治手段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说,实行民主必须实行选举;而不能随口倒过来说,实行选举就是实行民主。

从苏俄所表演的政治戏剧——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看来,多数的选举,是不难借着种种政治技术炮制出来的。既然多数的选举不难炮制出来,这就意含着,表面上的“多数之治”不难炮制出来。既然表面上的多数之治不难炮制出来,于是,在逻辑上,就不难产生许多可怕的结果。多数之治底一面,是多数底思想或意见决定一切政治措施。在每个人底大脑被统治机构占领的地区,所谓多数底思想或意见也者,完完全全是统治机构底配给品。统治机构要千万张口怎样发音,千万张口便怎样发音。扮演到成熟的地步,真是“机械化”,“标准化”,一点样也走不了。在这样铁的管制之下,高踞众奴之上而又隐身众奴之后的统治者,要导演什么杀人剧就可导演什么杀人剧。共党底“人民公审”,“鬬争大会”、“检讨会”,全是以这样的“多数之治”为脚本的戏剧。“多数之治”居然可以随时随地随便要人底命,天下有这样的民主吗?

就我们在第一节所说的看来,苏俄这一型的实例所表现的“多数之治”,不过是“少数之治”底手段。这一事实之出现,使以“多数之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受到严重的考验。在这一考验之下,我们还得向更深的一层去发掘民主政治的真实基础。

民主政治的真实基础是什么呢?历史文化吗?历史文化是社群长期生活的产果。这样的产果,如用作政治制度底材料,不必就一定导向民主。西洋近代史所显示的商业性的文化固易转化成民主;但是,农业文化,正如罗素所说,则是暴政底垫脚石,离民主远甚。姑无论是那一种文化材料,都与政治没有直接的相干。要把任何文化材料形变成政治制度,中间还有许许多多转折。文化材料与政治制度根本是两橛。以道德为民主政治底基础吗?如果以道德作民主政治底基础,便与黑格尔底泛逻辑主义(panlogicism)合流。泛逻辑主义则是泛政治主义(panpoliticism)底理论基础之一。而泛政治主义则是极权制度底骨架。在现代技术底影响甚或决定之下,过程比目标更为重要。因为人所亲身接触者为实际的过程,从未尝是理想目标。此点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实现道德目标的过程如不为道德的,则理想的道德适足以造成现实的灾害。古代的宗教迫害,东方的“大义觉迷录”式的思想所造成的悲剧,以及现代极权统治之形成,都是植根于此。道德本身并没有防止不道德的行为出现之器用。所以,道德丝毫不能作民主政治底基础。退一步说,即令没有这些灾害,道德是在伦理界。它是制度以外的东西,因此与政治制度仍是两橛。

什么是民主制度底基础呢?就制度而言,民主制度底基础是诸基本人权。基本人权,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可以一件一件地计量的。例如,思想、言论、出版、教育、组织、经营、宗教……,等等自由都是。这些基本人权,不是酋长授予的,酋长不懂这些;不是君王赏赐的,君王如能赏赐,君王就能夺回;不是任何独裁的首领赠送的,独裁的首领没有这样乐善好施。它是什么呢?应是每一个像他和我一样的人生来固有的。这些基本人权,是民主制度底生命线。这些基本人权,如果受到损害,民主制度便发生动摇。任何国邦或社会,它底基本性质是否民主,端视这一点而定。保有基本人权的国邦或社会,才是民主的国邦或社会。否则不是。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进一步说:有而且只有民主的社会才真正是人的社会。换句话说,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属于人的社会,完全以它是否民主为断。物质建设发达,不是属人的社会之标志;有时反而是悲惨,奴役,桎梏,以及地狱的标志。蜂蚁底巢穴常经营得很整齐美观,莫斯科也有美国一样的高楼大厦。我们能说这些真正属人的社会吗?

当然,这些基本人权,虽然应是我们固有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权之为固有,并没有自觉。既没有自觉,于是不曾刻意设法保障它,像保护我们底金银财宝一样。因此,自古以来,我们底基本人权,遂横遭酋长、暴君,和独裁首领之剥夺。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人们把基本人权剥夺干净了,剩下一条赤裸裸的身子,则完完全全暴露于权力者底任意摆布之下,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只得听其藉任何名义来鞭挞、逮捕,囚禁、奴辱,以至于格杀。这与牛马畜牲何异?失去自由者方知自由之可贵。失去人权者方知人生之可痛。为了人生免于这种过分的人为灾害,我们必须自觉地保障基本人权。要保障基本人权,有而且唯有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为保障基本人权而存在的制度。离开了基本人权这一基石,民主将无安顿处,而成为毫无意义和内容的空壳。

个人本位的呢?还是群体本位的?

上面所说的基本人权,是对个人而言的呢?还是对群体而言的?毫无疑问,系对个人而言的。所以,所谓“基本人权”,详细地说,应该是“各个人底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人为本位的。个人本位或群体本位,乃民主与非民主的基本分野之一。向群体本位这条路上走,便走回非民主。向个人本位这条路上走,便走向民主。二者之间,真是泾渭分明,丝毫不容混淆。

这里所说的群体,常指国邦、社群,或所谓阶层,以至于举国规模的独一定型的政治组织而言。吾人须知,所谓基本人权,仅仅指着一个一个的个人而言,才能有意义;如指群体而言,便不能有何意义。我们试把“基本人权”底内容予以展开,这个道理立刻显露。所谓基本人权,如前所述,系指言论、思想、组织、教育,等项自由而言。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治理机构相对而言,要求或保有言论、思想、组织、教育,等项自由,这是有意义的事;至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

即系如此。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个人之间,思想、言论、教育各有自由,或各有不同,这也是讲得通的。如果说群体而且只有群体才有这些自由,那末何得谓之为“人权”?整块的群体,根本不能思,不能感。能思能感者,有而且只有其中一个一个的个人。固然,群体中的一个一个的个人之个人交互的(inter-personal)思与感可以名之曰群体底思与感。然而,离开此个人交互的思与感,则无群体思与感存在。所以,究极认真说来,离开个人而谈群体底言论、思想、教育,诸项自由,是不通之论。

严格解析起来,若干人认为是最后不可减消的许多群体单元,其实是风俗、习惯、约束、意理,甚或武力的产品。这类产品,近代常为黑格尔式的形上学的神话所支持。马克斯则在这条思路上增加“阶级”的翻新样品。于是,群体之神圣不可动摇说,又增筑了新的堡垒。在这一新的“群体哲学”之下,群体取代了个体底地位,而个人则降为此群体中的细胞。个人既然降为群体中的细胞,自然也就被抹杀了独立自由的人格,独立自由的思想,犹立自由的言论,……这样一来,基本人权不取消而自然取消了。于是,你底身体,以至于你整个的生命,都得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个被哲学辞令神圣化了的“群体”,听凭“组织”来分类,炮制、染色,再作何等原料。而不幸得很,群体被神圣化到这个地步时,一定有一个绝对的权力或组织高踞其上。于是,权力成了真正的目标本身,群体被作了掩饰,个人沦为工具。凡极权体制之下都盛行这一套可悲的“路线”。

在民主制度之下,个人不被视作达到任何目标底工具;每一活生生的个人之本身就是终极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大家协议建立治理机构。这样的治理机构,不能成为任何个人发泄权力欲的工具;而是每一个人追求生存与幸福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思想,自洛克以至哲斐逊,自哲斐逊以至艾森豪,深入西欧以及美国底人心。因而,尽管他们底党派众多,政治花样层出不穷,他们能而且只能在绝对尊重个人的这一基础上玩弄。一离开这个基础,谁打算像苏俄那样不把人当人来摆布,谁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自西欧以至美国,一个一个的个人都能挺起胸膛来做人。认真说来,有而且只有在尊重个人的民主社会里,人才尝得到人的滋味。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许有人怀疑:民主制度这样强调个人,何以能讲组织?何以能御外侮?这些是我们最常听见的问题,然而也是最不成问题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以个人为本位”,系一原则问题,亦即一基本的心理状态的问题。而“组织”也者,“御侮”也者,照民主制度的观点看来,根本是属于怎样维护这一原则之手段问题。这两种问题,各属不同的层次,各属不同的范畴。老实说,前者是“本”(民为贵),后者是“末”(社稷次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尤其不可本末倒置。

“以个人为本位”,乃民主政治底根本立足点。我们把这个立足点站稳了,其他“组织”,“御侮”等等顾虑,便在基本上都不成问题。许多人一谈“组织”,往往有一项错误的联想:羡慕希特勒,羡慕史达林——以为非采取这一路底方法不足以谈组织,不足以发挥力量,不足以齐一意志。诚然,这一路底组织,状貌整肃壮观,且能“迅赴事机”。但是,这一路组织之欣赏者,却忽略了这路组织底基本危机与基本弱点。这种组织底全部精神骨干是权威主义的(authouritarian)。而这种权威主义的精神骨干,又需靠暴力、诈欺,与食物来支持;且又益之以“紧急事态”与夫恐怖心理。一旦暴力消减,诈欺失灵,恐怖超过弹性极限,则这种所谓壮观的组织也者,将立即冰消瓦解,一溃而不可收拾。希特勒底武力被扫除以后,热闹的国社党组织则一根草也不剩。“总理大厦”,冷如废墟。这种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它是不幸时代中不幸人民之不幸的产品。富于友爱与同情的民主思想者,永远不打算从这样的不幸之中求取狂热的满足。民主的组织是从个人本位为出发点而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因此,它处处为个人着想。所以,这样的组织之本身,乃一有机的发展:它富于弹性,也经得起考验。邓克尔克激战打不垮它,珍珠港事变也炸不倒它。当着保卫群体成为保卫个体的必要手段时,当然没有人应该反对牺牲个人的。因为,个人牺牲的代价,最后依然还原到一个一个的个人:使他们有生命、有幸福。当着每一个人知道团体底希望与利益就是个人底希望与利益时,个人之为此而参加必要的组织是甘心情愿的,个人牺牲底勇气也是无与伦比的。这里没有逃亡,因而也就不必拿铁链子来部勒。散漫的自由人打不过编队的囚犯。但是,编队的囚犯却打不过编队的自由人。

所以,今日的问题之核心,在是否有人拿群体以成其私。尤其可恶的,是那“以个人作群体之手段”的邪恶哲学及其实际的残酷影响。

反对呢?还是暴乱?

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底基本分野之一,乃极权政治绝不容许反对;而民主政治则欢迎反对,鼓励反对,至少容忍反对。

一谈到“反对”,许多人不免心头火起。他们以为反对就是不忠,就是捣乱。而在事实上,许多人从事反对,确乎也是立意对人不对事,确乎也是存心捣乱,确乎甚至宁愿闹得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于是“反对”之说,更弄得无地容身了。

刚在民主道途上学步的地区,“反对”之说最易遭受这种“命运”。其所以如此,骨子里的原因之一,乃实际权利的冲突。这类问题之解决,常非语言及理知所能为力,所以我们“且按下不表”。除实际权利的冲突以外,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即是与此有关的思想没有弄通。

许多人,尤其是有势有权的人,其所以听到“反对”一词就心头火起,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天下之人“不是效忠便是叛乱”,此外绝无第三种可能。所以他们一听到“反对”,立刻不自觉地把它归到“叛乱”之类。叛乱是十恶不赦的,所以反对也是十恶不赦。扑灭之唯恐不速,遑论容忍?更遑论鼓励?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地区,加之变乱频仍,有势有权者最容易这样想。而急切改变现状者流,潜意识中充满了反抗政治权威的强烈情绪,也最容易分不清反对与暴乱。一上一下都最容易这样想,而一方面又没有大智大德者为之疏导,另一方面却有阴谋野心者作有计划的构煽,湍流相激相荡,于是演成空前的大悲剧。

从思想方面分析,“不是效忠”并不就是“暴乱”。除了效忠与暴乱以外,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反对。反对不是暴乱。反对不仅不是暴乱,而且正是暴乱之克星。适量的反对,可以消弭暴乱于未然。凡有反对之自由的民主国邦,都激不起暴乱。所以,共党最忌恶反对,也嘲笑反对,他们所要制造的才是暴乱。

也许有人说:“你所说的,在原则上固然是对的;可是,要在反对与暴乱之间划一条几何的界线不容易;而且,在事实上,反对常为暴乱之先声。”

这种疑虑是很有理由的。疑虑总比不疑虑好。对反对予以疑虑,比将反对一笔抹杀,要民主而且进步得多。我们要分清何者为反对,何者为暴乱,固然不若一个西瓜切两半之易,但亦不若目前许多人想像之难。分辨什么是反对,什么是暴乱,可以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二、三项为基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多数的利害,尊重个人,并以非暴力的方式,拿意见对意见、拿思想对思想、拿言论对言论,只就事论事,不施行人身攻击,不党同伐异,这就算得是反对。反之,不尊重基本人权。不尊重多数的利害,不尊重个人,以暴力作鬬争方式,以动摇社会作手段,以动摇国邦作赌本,不就事论事,专行人身攻击,一味党同伐异,这就构成暴乱。如果以这些标准来把暴乱从反对中分辨出来,那末我们就不惧野心者之假反对为暴乱之先声了。

究竟说来,就一个一个的实例而论,我们要把“藉题发挥”与“忠心的反对”二者予以清楚的分辨,颇需精细的解析能力和高度的耐心。粗俗自用者固可逞快于一时,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政治事务中,最败事的思想方式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dichotomy)。世界事象这样复杂,那是简单的二分法处理得了的?然而,这种简陋的思想方式,正被若干庞大的政治组织向几亿人口灌输。这真是人类底不幸!

﹝中标﹞E 权威主义的呢?还是科学心性的?

权威主义与非权威主义,乃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在精神上的基本分野。独裁政治底形态有许多。极权政治底形态也有许多。然而,在精神上,他们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就是绝对权威主义的。在独裁或极权统治建成的地区,弥漫于群众心理之间的,有一与政治权威搅混在一起的所谓“思想”权威。这个权威,类似中古时期的“国教”,是绝对不许触犯的,不许作反面批评的。大家碰到它,只好“行人止步”。良以非如此不足以从心理上收震慑之效,不能从心理上收震慑之效,在一较长远的过程中,就会危及实际政治权力的。所以极权统治者不仅要占有你底身体,还要占有你底头脑。所谓“马列主义”就是这一类底头脑占领军。推广言之,在这个地球上,任何只许信从不许作理知分析的“主义”,都是权威主义的幌子:它底基本作用在思想镇压。

照苏俄底政治技术所能达到的程度看来,它实在不难伪装成一个很“民主的”国邦。至少在目前,它所导演的“选举剧”,看起来比民主国家底选举还要逼真。我们不难想像,它甚至可以一手炮制两个或多个技术性的反对党。这些技术性的反对党,只作技术方面的批评建议,或者找些无伤原则的小问题发挥,伤皮不伤骨。这种御用的组织,发展到一个地步,在必要时,还可以用作打击内部政敌的工具。还有许多别的方法,苏俄统治者在认为必要时都可以权宜采用,作为“民主”的点缀。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有一点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就是对于中心权威的“思想”和人物绝对不许动摇,攻击,和作反对的批评。我们简直不能想像,在苏俄谁能公开声明马克斯主义荒谬,史达林是个印假钞的犯人,马林可夫是个阴谋家。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极权统治就“图穷匕见”了。把这一点点假面具揭开的话,极权统治什么也没有了。菩萨只能从正面看,从背后看稀泥一团糟!所以,任何型态的集权统治组体,首要之务,就是用最大的气力并竭尽一切手段,来保持住那点权威。权威,是极权者底生命线。

民主政治则不然。整个民主制度,在经验中逐渐产生于多数人民底实际需要,因而它也就是置基于大家底共同利益之上。既然如此,民主政治不能也不必拿权威主义来掩护它。因此,在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人是碰都不能碰的神圣,更没有任何思想是碰都不能碰的大经大法。民主国邦未尝没有首领,但它底首领常是笑嘻嘻的,富于人情味的,易于同人接近的。他们底存在与大家底存在是一致的。哲斐逊就总统职时步行前往。他不需要秦始皇和史达林底威仪。照民主思想者看来,除非人间真有超人,真有天书,否则人造的思想学说人就可以批评。这样世界才能有进步。同样是谈历史文化,在黑格尔泛逻辑主义影响之下的礼法式的人文主义者讲来,就讲成不可亵渎的“头上太岁”。而民主的科学的人文思想者则把它看成是可以错误的产品。没有错误,那有正确?

作者希望在以上所说的,不致引起读者一项印象,以为民主国邦和社会是事事反权威的。作者在上面只是说民主政治是非权威主义的(non-athoritarian),并没有说民主国邦和社会是事事反权威的(anti-authoriative)。弄不清此二者的区别,就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者说民主政治是非权威主义的,这话底意思就是说,民主政治之存在与使行,完全不靠权威主义。更进一层说,民主政治不把思想权威、社会权威、经济权威、军事权威,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权威,以及秘密力量所构成的权威等等交织起来加以一元化,构成政权。

我们把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怀疑:难道民主的国邦和社会就没有权威?有的,而且比极权国邦多得多。极权国邦底权威,有而且只有那么一个极峰。一切权威都被史达林当尽了:他不独是政治权威,而且是军事权威;他不独是军事权威,而且是哲学权威;他不独是哲学权威,而且又是科学权威。总而言之,他底每一个细胞都权威化了。凡极权地区底首领无不如此。民主的国邦和社会永远出现不了这样的奇迹和超人。恰恰相反,在民主的国邦和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威。爱迪生是发明底权威,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底权威,卡内基是事业方面的权威……这些权威是多元地存在于社会底各方面。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权威为社会而存在,为人生而存在,并没有被编组到政治权威的架构或体制之中来控制人。

为什么在民主的国邦和社会固然有权威而权威主义行不通呢?这主要是科学的心性(scientific mentality)使然。在西欧以及美国这样的地区,不要说权威主义行不通,任何虚玄的“主义”都不受普遍欢迎。西欧和美国人具有科学的心性。具有科学的心性者注重“实事求是”。详细一点说,科学的心性是:1.重印证的(confirmable);2.解析的(analytic);3.重尝试的(tentative);4.运作的(operational);5.累进的;和6.自行修正的(self-corrective)。因此,经验论的态度也就遍及英美。实用论(pragmatism)也是经验论之一种。在这一路底思想笼罩之下,帝王崇拜(emperor cult),首领崇拜(leader cult),以至于政府崇拜(government cult)等等神话卖不出价钱。卡内基为什么有他底重要地位?这并非他是“天生圣人”。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他勤力得来。假若我们勤力,我们也可以到他那种地位。这就隐含一个人身真正平等的观念。科学是纯理知之运用。理知之运用,可以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清明的世界里。唯有在民主的空间,理知才能无阻无碍地发展。所以,科学与民主,在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结论

我们在前面将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分野勾勒出来。从这里我们知道民主固然是多数之治;但多数之治不一定就是民主。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依现代的实例观察,凡倡言从群体出发,而归结起来又不落实于最大多数一个一个的个人之政治,一定是在骨子里为少数个人把持的政治。这类底政治,在古代为专制,为寡头;在近代为独裁,为极权。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精神方面的特色是非权威主义的。假若有一个政治,它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貌似民主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社会里弥漫着权威主义的空气——它底政治首领颇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它有不可反对的国教;那末,一万乘零等于零,它不是民主政治。

作者在以上所陈示的,可以说是民主底试金石。任何形态的政治是否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石头上一试便知。

原载《祖国周刊》,卷8期12(香港:195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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