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现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知道的第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李锐,读的第一本中文书就是《庐山会议实录》。父亲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产党里的经历,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只不过使他这个人更具传奇色彩,使他的知识更特殊。没有多少人看重李锐,谈及李锐,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共产党多大的官。人们谈及的是李锐其人。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

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小时候2岁进幼儿园,7岁进小学,都是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很少在家,因此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薄。他1959年出事,我连他当毛主席秘书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南海小礼堂看京剧,见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我们才有此殊荣。以为戏票是爸爸买的,正巧赶上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也来看戏,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运。

我9岁时,爸爸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回到北京,住在水电部的单身宿舍8号楼,我们与母亲住在后边的9号楼。虽然只有百米之隔,却似有万里之遥,母亲通常是不准我们去8号楼的。偶尔父亲用电炉子烧些清墩甲鱼类的好菜,偷偷让家里的老阿姨传话给我和哥哥,我们就去爸爸那里“蹭”一顿饭。爸爸只有一个电炉子,所以只有米饭和炖汤吃。爸爸也没有吃饭的桌子,他有一个三屉桌,但是那上面总是堆满了书籍、纸张,没法当饭桌用。爸爸总是用一张小方凳当饭桌,我们就坐在矮板凳上围“桌”而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问问爸爸,他到底出了什麽事,犯了什麽错误,为什么妈妈要跟他离婚。既然妈妈说爸爸犯了大错误,而且爸爸也没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一段,那妈妈的话是不会错的,理儿一定是在妈妈那一边。那时侯犯错误的人很多,所以我对爸爸能够犯错误并不奇怪。作为少先队员是要划清界限的,但是怎麽划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话让去吃饭,直觉地感到,若不去,爸爸会伤心的。就这麽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从感情上说,尽管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很少见到爸爸,爸爸也很少过问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其实和爸爸是近的,因为爸爸实在是比妈妈和善许多。现在回亿,还真想不起爸爸给过我什麽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显然是让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后来老骂我小李锐,说我爸爸喜欢我的小聪明,不给我好影响。我也常常以这三件事在心里替妈妈做佐证,认为妈妈骂的也不无道理。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在燃料工业东郊小学上学住校时。那时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绩册带给家长,让家长看后签字,再带回学校交给老师。有一次我的一门功课得了2分,这在我可是从没有过的坏事,真地不敢让妈妈看到这个2分。成绩册揣在书包里带回家,看到妈妈那天不知因为什麽气色不好,没敢拿出来,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学校。可是没有家长签字,老师那一关过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妈妈的字体在家长签字一拦签上“范元甄”三个字,居然蒙混过关。到了学期末,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妈妈就是查看期末成绩和操行评语。心里打着鼓,递上了成绩册,希望妈妈看不出破绽。没想到妈妈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2分:“咦,什麽时候有过一个2分?我怎麽不记得看到过?”再往下看,“咦,我签过字,怎麽会不记得呢?”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虚。仔细辨认,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签字?!”爸爸坐在沙发上妈妈的身边,也生气地说:“什麽,冒充妈妈的签字,这还了得!让我看看。”拿过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象,这孩子学得还真象。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嗯,这孩子聪明,真聪明!”妈妈更生气了,“你还夸她聪明,这是耍小聪明!最要不得的坏品德。李锐你就是爱耍小聪明……”爸爸一看势头不对,妈妈要转移目标,赶紧唬下脸来,“得了2分要让家长知道,瞒了一时,不可能永远瞒下去。记得那本书《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吗?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记住没有?”那是本苏联儿童读物,讲的是一个孩子开始犯了一点小错,不敢承认,谎话越编越大,最后酿成大错。是妈妈为了教育我改掉爱撒谎的毛病专门买的。我那时虽然不很明确地认识,孩子爱撒谎,其实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只是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个坏孩子,可是要改掉撒谎的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赶紧点头,“记住了。”妈妈还要发作,我赶紧溜之大吉。我后来把这段故事讲给女儿听,连她都说:“外公也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个非常出圈的人。

另两件事,是在爸爸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赋闲的那段时间。虽然离了婚,妈妈还是认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们的义务。爸爸会定时被妈妈叫到我们住的9号楼,为我们看作文、日记,修改文字。爸爸确实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从不对文章的立意和观点进行评述。但是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颂党的领导的作文。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要不是有党的英明领导,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我们国家不可能没有死一个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问我“你怎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死一个人呢?”问问题的语气显然让我感到他是在说:“我们国家死了人”。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师和报纸上都是这麽说的!……”后半截咽了回去,那时还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你怎麽这麽反动,敢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国家死了人!难怪你犯错误。”爸爸一句话也没再说,轻轻叹了声气,继续看下去了。我哪里知道爸爸不是“认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亲眼看见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点丢在那里。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记。我记着:“今天天气真热,本想买根5分钱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锋叔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没有买。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爸爸问:“不吃冰棍就是学习雷锋了?”那口气是有点讽刺。“那当然,我们学习雷锋就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张嘴就来,仰着头颇有向他挑战的味道。爸爸又沉默了。多少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两件事,方才悟出,父亲是在试图用他的思想影响我。想用他见到的事实让我了解学校以外的现实社会是什麽样子,今后才不会彻底地幻灭。他想让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人的品格实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变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决绝的回答吓回去了。他大概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抗争。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党的宣传所蒙蔽,所奴化,他难过吗?还是根本放弃了努力,认为:“还是让自己的女儿随潮流而动吧,这样对她的前程好,否则这个世界上只无谓多了一个小李锐,于事何补?”

这些事不知父亲会不会记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后期,就是他仅有的那两次尝试,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要找到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见,他一定会告诉我中国是怎麽了,毛主席是怎么了。

爸爸这种“出圈”的个性可以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2年的流放、贬逐,8年的单间囚禁,没有让他“改头换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结论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亲。我与我的先生悌忠陪老头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规蹈矩,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一日陪父亲去长沙的一家内部书店,那个年头能进内部书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连雨果的《悲惨世界》都只有内部书店有得卖,更不要说那些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你到底要什麽》,《落角》这样洛阳纸贵的书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几天前还是“狗崽子”的一介贱民,进了书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着那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书籍,犹如近神灵一般,大气都不敢出。在书架、放书的书桌前留恋往返,父亲一眼看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抓在手中:“这套书我要了。”守在一旁的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书名,说:“对不起,这套书已经让别人预定了,明天来拿。您要是要,我们可以再为您订一套,您以后来取”。老头子无奈地放下书,又去别的书桌转悠。挑够书之后,又返回到那个书桌前,抚摩着那套书,恋恋不忍释手。悌忠抱着老头子和我们自己挑好的书跟在身边。老头环顾左右,见服务员在招呼别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个眼神:“拿走!”悌忠一时没有理解老头的意思,“什么?”。老头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书,“拿到付款台”。悌忠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头的意思是要蒙混过关:里边的服务员知道这套书已订出,收款台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里说:“蹲了20年牢,怎麽刚放出来就如此胆大妄为,要让人抓住呢?”但是岳丈老大人的话是不能违背的,赶紧拿起那套书,放在其他的书底下,匆匆去付钱。付清款,赶紧让收款员把书用纸包了,这样就看不出内中是什麽书了。老头又悠悠地挑了几本其他的书,交了钱,走出书店,悌忠的脊梁已汗透了。上了车,父亲哈哈大笑:“好!悌忠,干得漂亮!”悌忠自然高兴通过岳丈大人的考验,但是对老头儿的我行我素,并不敢苟同,更何况十冬腊月出过汗可是透心凉。算是领悟到老头为何会有20年牢狱之灾的一、二:“办事太出圈!”不过自此老头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实实在在的岳丈大人,一个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总有几分距离感的“高干”。

后来悌忠与我父亲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去云南出差,云南省电管局的同志告诉他:“你那个老丈人可真是厉害,复出后第一次来云南就是个下马威。”那时局领导汇报工作,都是照稿宣读,怕犯政治错误。刚读了个开头:“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子就不耐烦了:“能不能不说这些套话,说点儿实质性的问题?”那位局领导当时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嗫嚅两下又开始从头念起:‘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这下可火了,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长,党组成员,你归谁领导我还不知道,还用你告诉我?如果除了这些话你不会说别的,就不用讲了!”好家伙!那位领导那叫下不来台!多少年后,我们到了美国,有一天闲聊起来,悌忠谈起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后合,更明白了老头子为什麽总是“上下不得烟儿抽”。可又实在感叹“老头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没改了他的秉性。记得爸爸在五十年代初当水电总局局长时就发有“谬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老老实实让人家知识分子来干事。”那时候说这种话,竟敢把老干部称作“老狗”,怎么能不把人得罪光了?他在共产党里实在是太个色了。体育比赛中、战争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会有出奇制胜的功效。可在共产党的天下,不循规蹈矩,处处和当今潮流逆着动,和流行思维拧着劲儿,只能是一输再输。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辈子总不得意,总不招人“待见”,刚才好好干上几年,却又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打入冷宫。他这辈子在台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只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朝气蓬勃,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他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领头人。团结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留用知识分子,吸引了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服了毛泽东,使得国务院重视了水力发电,认识到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水利资源。全国的江河流域,电站的开发堪点,他闭着眼睛都能指出来。北京及各大行政区都成立了勘测设计院。正因为他,那些旧知识分子佩服了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可惜好景不长。反右、反右倾政治风一刮,他就彻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后,牢狱20年后复出,全国百废待兴,水电事业被反对搞水电的人利用李锐反党集团的罪名,整得几乎不复存在。父亲刚刚出来时住在招待所,那些当年的旧部几乎踏破了我们的门槛。他收集旧部,招揽新人,恢复勘测设计院,恢复水电的地位,又树起“反对”建三峡的旗帜,让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留给水电业不多的钱,用在实处。干了三年,四处被人掣肘。65岁,自知不能为人所容,无法成事,自动“到点下岗”。没想到又被陈云硬拉去中组部主持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刚坐进办公室,就有人送来了一份名单,是子弟们应该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规矩送上门了,聪明人会接过来,即使不全照着做,也会点头答应适当时候考虑办理的。可老头不但不接规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单当着来人扔进抽屉,心说:“你把老子当成让你们这些娃娃耍的人了!”。父亲大张旗鼓地按“四化”标准开始了选择第三梯队的工作。并且如当年搞水电般,理论先行。他的文集《培养一代新人》激动了多少老三届的心。不守规矩呀!结果只能是“下台”。有一个和我很熟的高干子弟,一天骑车上班遇到一起,他埋怨说:“你们家老头子实在太那个,要是当初把我们都安排了,现在到处都是自己的人,何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有时我的继母也实在忍不住,在饭桌上唠叨他几句:“人家现在办事哪个不给自己留后路,有几个象你这样的?你就给人家安排了,又怎麽了嘛?”父亲立即变了脸,啪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那我还叫什么共产党员!”谁说老头没有规矩,他心里头自己的规矩大了,谁也说服不了他。有一句话不假,“公道自有人心在”。父亲离开中组部后,部里很多人说:“李锐一走,组织部就没有思想了。”父亲听了觉得安慰。父亲的老朋友李普伯伯一次问我,“你是怎么看你父亲的?你觉得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说:“他跟大多数的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做为科学来做。干水电,那是科学建国,不是要干成什么“三峡”那样的世界最大,为自己树碑立传。干组织,那是科学选拔人才,用人治国,不是编织个人网络。他实在是你们共产党里的一个异数。”

爸爸从北大荒回来,在京赋闲,等待甄别。妈妈在赌气的情况下和他离了婚,一纸揭发,使父亲在7千人大会后,恢复党籍、暂按局级降级使用的希望成了泡影。父亲后来被送到了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劳动改造,常常给我们孩子来信,说在那里当小学教员,教国文,劳动锻炼种树。我那时已进中学,在争取入团。就写信告诉他我不再给他写信了,要跟他划清界线。我的年龄、我的阅历和我所处的环境,都不可能使我知道,那对父亲是怎样残酷的一件事情。我那样做了,做了一个毛主席教导下的革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我后来去磨子潭看望父亲,他拿出当年我和哥哥给他的信。那些当年用困难时期粗糙的纸写的笔迹幼稚、内容幼稚的信,被父亲珍藏着,平平地夹在硬纸夹里。我才知道那些我们不经心写下的信,对他是怎样的安慰和温暖。我在摘下红领巾的当天入了团,真是放下了好大一个精神负担,我很怕因为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入团。没有了组织,我真地感觉象离了娘的孩子,孤独无助。自此父亲在我心里越来越淡泊。母亲经常用“小李锐”骂我,又使我更增加了对父亲的一份恨。没有他,如果我长得不是这么象他,妈妈也许不会这么不喜欢我。

大约67年的4月间的一天,父亲回了趟北京。因为水电设计院的造反派写信,让他回来把寄放在我家北屋里的一些书籍和东西拿走。我正在学校搞运动,很晚才到家。一进家门,看到妈妈和父亲在客厅里坐着谈话,很感意外,一下楞在了厅堂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半天、半天憋出了两个字:“爸爸”。话一出口,就后悔莫迭。妈妈准要骂我划不清界线了,是假团员,一遇真刀真枪就露馅儿了。自己也觉得实在是经不住考验,与反动父亲不能一刀两断。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慈爱地说:“都长这么高了。”妈妈说:“你们到南屋去说话。李锐我和你没有话说了。”我和父亲进了我和阿姨住的南屋,彼此干坐在那里,半天无话,都觉尴尬。还是爸爸先开的口:“听妈妈说,你因为爸爸的事,在学校挨了同学的批斗了?”我只简单地“嗯”了一声。爸爸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矛头绝不止是简单地对着“三家村”,北京市委。毛主席还有更大的目的。我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当然是不信。但是是否应该当成“大大的反革命”言论向校工作组汇报呢?我到底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奇怪的是,父亲走后,妈妈也并没有盘问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在刘少奇被揪出来后,我才告诉同观点的同学我爸爸的预见。不过加了一顶帽子,“他的反革命嗅觉真够灵敏的!”爸爸说,他把日记交给了当地的革命群众,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改造自己。因为他在日记里写了希望有一天能够“翻案”。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做人。我对爸爸说:“我们都要在这场革命中认真进行自我革命。”这次见面大约只进行了二十几分钟,妈妈进来告诉爸爸,他应该走了。爸爸站起来,绕过隔在我们中间的桌子,面对着我,我看得出他脸上的负疚和对我的怜爱。爸爸伸出了手,想和我握别。我一下糊涂了,不知该怎么办好。到底是爸爸还是敌人?刹那间来不及判断。为了挽回刚才那一声“爸爸”的错误,我硬挺着,僵僵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爸爸好象有些意外,但是一句话没有说,就那么走了。

这一别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父亲就象一个巨大的黑影,罩着我。我冲啊、撞啊;我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影。我所在三线工厂的建厂初期,各个车间都有青年突击队,干的是盖厂房的土方活。人家都是在突击队干个一、两个月就回车间了。可我一干就是一年。评“五好战士”,顶多到班组这一级,就再也上不去了。我那时想上大学啊,想得都要发疯了。多不容易啊,车间的工人居然推荐了我上工农兵学员,可是到了厂里:“这样出身的人,不予考虑”,一句话就判了我的死刑。有同事讥讽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也想上大学?”我深更半夜绕着塬底转啊,转啊。人家的父母挨斗,都有恢复工作的一天,可我父亲是59年彭德怀的案子,就象一位坚决反对他的儿子和我交朋友的老干部说的:“那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真恨父亲,我恨我为什麽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那晚我是从厂里的广播听到的消息。站在冷冷的风中,望着四周黑黑的塬梁,我对那时还是我男友的悌忠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那是我第一次开始醒悟,不可能人人都错了,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对的。我想起了父亲对我有过的暗示:“三年自然灾害死过人”。我那时自己已在农村呆过。在山东平度县城关村住时,老乡告诉我家家都死了人,无户幸免。老乡听说我父亲是彭德怀案子的人,居然说“自古忠良没有好下场,你父亲是冤屈的。”我可一点也没有认同,觉得农民的觉悟真低。但是死人是相信了,就是没敢动怀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根儿筋。这时候已经早就知道父亲当过毛主席的秘书,想到父亲也许知道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才会反对毛主席,也许我的父亲是对的。我要找到他,要让他告诉我他知道的事实。

恰好那时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总理视察新安江水库工地的照片,站在总理后侧的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父亲。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说那人是我父亲,你们登出他的照片,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组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总理后面的那人是谁,也就无从知道他的下落,要我到他的原单位打听。我当然不敢整出那么大的动静。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记得她叫李琬华,是在湖南体委工作的。因为小时侯在电视里看到过她在全国篮球联赛当裁判。那时哪有几个女裁判,很是风头,所以就记住了她的职业。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想到,只要父亲还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不死心,再发。这次写上了李婉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想着如果有认识姑姑的人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没准儿会转给她。果然大姑姑已经退休了,根本不去单位,第一封信自然没有见到。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友见到,知道是家信,拿回交给了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一下子脱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接下信,几下子拆开,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立即提笔给仍囚禁在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二十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我当年离别父亲是以不认他而分手的,但是父亲对女儿的心始终没变。和大姑姑联系上,知道父亲还活在人世,只是健康情况很差,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那时“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是还没有清算他们的罪行。毛主席的一切还是正确的,这么做是有风险的。悌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地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我自己却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这一步迈出去,可就收不回来了。当了二十年的狗崽子,可一直还是要革命的青年,要跟着党走,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下要让人知道了,不跟着走了,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一辈子可就真完了。但是我生性不是个办事瞻前顾后的人,常常是一念即出,就没有回头箭了。“走!”自从认识悌忠,和他的普通百姓的家庭,我有了一个本质的转变:觉得世界上好多事都是假的,很多人的革命是假的,能不能被认可为一个革命青年已经对我不那么重要了。亲情,浓浓的亲情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如果我能找回爸爸,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知足了。

我先到了长沙大姑姑家,住进了湘雅医学院,看我多年的低烧病。见到了奶奶,表姐妹,表弟。大姑姑跟我讲了很多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也听到同辈的表姐妹们是怎么看我的妈妈和爸爸。才知道同样的事情,出自不同人的口,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是根本相反的。终于接到爸爸的来信,说我们可以去看他。上路的头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大姑姑问我要不要等烧退了再走。想到爸爸会误解我犹豫了,不敢去了,就说:“没事,我可以走!”一路昏昏沉沉,火车,长途汽车,大姑姑和姑爹两个老人一路对我无微不至。快到了,汽车的轮子却出了毛病。真好象老天让我再三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往前走。此时的我,烧倒开始退了。知道离父亲已经很近了,心情有些急不可耐。下车蹲在司机旁帮他出主意,递工具,上手修,还真把车鼓捣好了。车开进磨子潭已近黄昏。我提着大包跟在两位老人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的平房前。平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二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一时觉得脚下有些软,不知应该怎样面对。父亲开了门,大姑姑紧紧地抱住了他,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不能出声。姑爹嗔怪地说:“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那。”他用湖南话跟爸爸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看不见爸爸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父亲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的距离好象一下消失了。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象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爸爸,”久违了十二年的称呼,叫起来已不那么自然。“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不自然,急急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作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7、8平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条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减少了许多。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袈,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象当年8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东西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袈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凳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了?”“是啊,是啊!”听到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儿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爸爸说,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听到一些外面的风声。你们来看我,特别是女儿也来了,人们有猜测,可能世道要变了,因而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了。那顿饭很香,大姑姑居然能在小小的煤油炉上烧出这么好的菜!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真是一个好去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我先发的问,“你是怎么当的毛主席的秘书?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你跟妈妈当年在延安离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复了婚?后来庐山会议后你和妈妈没离婚,为什么从北大荒回来才离的婚?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看得出,父亲对我要提的问题是早有了准备,我感到他有一种要让我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父亲从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我闻所未闻,完全不能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人们可以从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晓梦女士的《李锐其人》了解他的故事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光描写庐山会议,就有了好多个版本的著作。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审判,中国还被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毛泽东在爸爸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边谈话,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一切都是和人的品格,个性息息相关。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当毛泽东作为神在我心中幻灭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榜样,那就是眼前这位瘦瘦的老人。他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爸爸就这么不停地讲,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静静地,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麽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二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的烧全退了,心里很静,很凉,很塌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爱思想
2010-06-2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