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伯伯去世的消息，是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2004年2月的那个周末，我照例给父亲打了“平安”电话。父亲在大洋那一边说的第一句话是：“黄乃去世了。”我的手不能控制地颤抖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朋友不多，她和父亲共同的朋友就更是少之又少了。黄乃伯伯便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
黄乃伯伯是我爷爷的好朋友黄兴的遗腹子，同父亲李锐从小学起就是好朋友。他后来去日本留学，父亲则进了武汉大学。不过因为都是要为民族而战的热血青年，不约而同地先后去了延安，因此也就认识了父亲新婚的妻子范元甄——我的母亲。1940年起，三人一起在延安呆了六年。父母常常不叫他黄乃，而称他作黄牛。由此可以想见黄乃伯伯是一个多么忠厚的人。这点我从父母延安期间的通信中得到了印证。
1940年2月22日，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说：“星期日晚，黄乃请我吃晚饭，我们在月光下散步很久。我已告诉他，恐怕你需钱用，要他给你。”那时我的父母刚刚到延安不久，母亲又发现自己怀了孕。本来以为延安会更好些，对现实的失望和意外地有了孩子，又没有钱买吃的东西补养怀孕的身体，使母亲的心境十分不好。父亲能向同样没有经济来源的黄乃伯伯开口要钱，这得是多么亲近的关系才能说得出口的事。父亲是个很骄傲的人，若不是知道对方一定会设法帮忙，他是不会开口的。而且不是借，是要。可见父亲和黄乃伯伯关系的不一般。
最深刻的了解，
最关心的慰问，
最忠诚的信赖，
最有益的帮助。
……
这样，便更接近、更亲密，
更尊重、更谅解，
更单纯，更安静，
总之，感情更好，更真切，更坚实。
黄乃1940年5月30日
这是黄乃伯伯写在母亲延安时期的一个日记本扉页上的赠言。父母亲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延安的。大概他从同父亲的交谈中知道，母亲还不习惯延安的艰苦生活，常同父亲吵架，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劝慰好友的妻子处理好感情生活。用词之委婉，情谊之深切，显然是考虑到母亲性格的别扭而慎之又慎地落笔的。母亲一直保留了这张赠言，没有从日记本中撕去，看来是听进去了。在共产党铁血的队伍中，历经无数的运动，老一辈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没有保留下什么私人的感情，但是黄乃伯伯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他一直没有改变他在那一时刻写给朋友的赠言中所表达的温情和友谊，他的心永远充满了爱。
1942年12月20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吃过饭以后，黄牛送我回家的。他送我过来山这边。”那时父亲在清凉山的《解放日报》工作，相距在王家坪总政工作的黄乃伯伯不远。
1942年9月18日，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说：“昨天遇见黄牛，他说已写信给你，要我们星期天去他那里吃饭。”
1943年的3月3日，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说：“昨天黄牛来，他答应给我一双新鞋。”两天以后，父亲即写道：“黄牛送来一双好得很的鞋子。”
送朋友的爱人回家，请朋友吃饭，送朋友鞋。延安的路很难行走，要翻山，要走崎岖不平的土路，没有对朋友那份爱屋及乌的笃实的爱，黄乃伯伯是不会受这份累的。在延安物质极其匮乏的日子里，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得到一双新鞋是多么不容易，可是黄乃伯伯却要与朋友分享，或干脆给了朋友。这份厚道，让人感动。
黄乃伯伯的善良是不因情况有变而变的。
母亲在她1944年3月15日的日记里写到：“跳舞时也常遇黄乃，他是愿意与我谈话的。我几乎想不理他。我很想有机会碰到李锐以及所有他的朋友一起，让我表示一次我对他们的怨恨！”父亲1943年的4月被抓进了保安处，从母亲的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黄乃伯伯并没有因朋友出了事而冷落朋友的妻子。倒是我的母亲，因为丈夫出了事，对他的朋友便也充满了怨恨的情绪。父亲告诉我，那时是因为一个武大的同学被逼供不过，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他是领导人，因此而遭到“抢救”。博古知道黄乃伯伯和父亲是世交，找到他，向他了解情况。黄乃伯伯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父亲不是特务，但是他对博古表示：坚决不相信这个从小的好朋友会当特务。博古因此向他交了底：“有人咬他。”
父亲从保安处放出来后，两人因为母亲在父亲被关期间发生的事情离了婚。后来父亲在众多好心人的劝解下准备和母亲复婚时，忠厚的黄乃伯伯却告诉父亲：“葡萄是酸的，吃不得。”没有一颗对朋友真诚的心，是不会说出这种与众人意见相左的话的。父亲没有听。知道父母复婚后感情一直不是十分融洽，黄乃伯伯曾写信给他们两个人：“你们能够亲密团结，在互相尊敬，互助互谅的前提下，调整关系，达到合作的目的。年纪都不小了，你们又有孩子。我和向明都很爱智强，他对我们也很亲。现在我们分离了，一看到孩子就想到家庭的不幸，请记着我的经验。”黄乃伯伯的心地实在是太好了！
在父亲1959年庐山会议出事，父母再次离婚以后，母亲的处境并不因为与父亲划清了界限而怎么好。黄乃伯伯此时没有中断与我母亲的友谊，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黄乃伯伯的造访，总能使母亲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弥漫在家里阴沉压抑的气氛可得到些许、短暂的缓和。我因此总盼着黄乃伯伯来做客。母亲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他的坏话，这在母亲是绝无仅有的。
记得黄乃伯伯是“文革”后第一个和母亲取得联系的老朋友。母亲那天回到家情绪好极了，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了黄乃伯伯的消息，他和一位叫安琳的阿姨结婚了。母亲说安琳阿姨原来的丈夫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张平，他后来移情别恋，这和黄乃伯伯的遭遇十分相近，因此两人感情甚好。母亲说安琳阿姨很不整洁，不会料理家务，但是黄乃伯伯什么也看不见，正好不会苛求，不会产生矛盾。和安琳阿姨的结合，使得黄乃伯伯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个体贴照顾他的妻子。
黄乃伯伯的前两个妻子我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失明后的第一位妻子我见过，并且十分地喜欢。母亲让我们叫她小九九阿姨。这位小九九阿姨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著名女记者彭子冈报导的黄乃伯伯的事迹后，不顾家人的阻拦，跑到北京找到黄乃伯伯，坚决要嫁给他的。他们结婚不久即到我家做客，大人们在房间里面聊天，梳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子的小九九阿姨，搂着我和哥哥坐在门外的楼梯上给我们讲故事。我觉得她不是大人，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孩子。记得她给我们讲了一个长工如何跟地主斗争的故事，长工用计弄得地主满身满脸的屎尿。我和哥哥笑呀、笑呀，肚子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从此以后，我就盼着黄乃伯伯再来做客，我好听小九九阿姨的故事。可是小九九阿姨没有再出现了。母亲说，小九九阿姨的哥哥在最开始就极力劝过她，告诉她先进人物不一定能够成为合适的丈夫。对方比她大十多岁，经历极其不同，又是个盲人，婚后的困难和矛盾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充满激情的姑娘哪里听得进这些话。事情的发展不幸让小九九阿姨的哥哥言中了。小九九阿姨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对黄乃伯伯的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上对人的需要很快就感到是承受不了的负担，再加上两人的共同语言实在是太少，脾气变得很暴躁。其实在小九九闯入黄乃伯伯的生活之前，他刚刚经历了第二次失败的婚姻。因为黄乃伯伯的失明，这位在延安时曾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的妻子的阿姨（庄涛）和黄乃伯伯分了手。黄乃伯伯知道天天面对一个失明的的丈夫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因此其开始并不同意与小九九阿姨结合，只是敌不过那颗年轻而热烈的心。这时他非常地体谅小九九阿姨，冷静地主动提出了分手。小九九阿姨回四川去了。父亲告诉我，黄乃伯伯去世时，小九九阿姨曾经和安琳阿姨联系过，想带着与黄乃伯伯生的儿子来参加遗体告别。想来，和黄乃伯伯那一段短暂的共同生活还是给她留下过美好的东西的。
黄乃伯伯在感情生活上经历过太多的挫折。他在延安时的第一个妻子向明阿姨，因为撤出延安后两人分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被第三者插了进去。他给父亲寄去了因即将失去爱人而怅惘无比的诗句：
（一）
你旅行于海洋之上，
不知道它的宽阔？！
你散步在森林当中，
没发现它的幽深？！
你在山头仰望着晴空，
没看出它的包容一切？！
你端详着一块古碑，
不懂得它历史的长久？！
你熟睡在春阳底下，
没感到它的温和？！
你面对这一盘刚上席的莲泥，
表面看来，以为它是凉的。
你的记忆像一个字纸篓，
保存了人家无数微琐的
粗心、鲁莽和过失。
（二）
你打开了我的心扉，
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把它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开了再闭！
最后，你厌倦了，
便把它大大敞开，
跑到远处寻开心去了。
你说——
这里有我的玩友，
还有一块西点，一杯冰激淋。
我不回家了。
家里的人都着急了。
于是——
那只按自己胃口作菜的厨子，
放弃了他的固执，
作成了一个精致的蛋糕，
还仔细地和着馅子，
准备包蒸饺子。
那只顾绣她的寿衣的保姆，
摘下她那学究式的戴在鼻尖上的花镜，
在你那绵软的垫褥上
铺上一张天兰色的洁净的床单，
还给你挂上绿色的窗帘，
缝上块绿绸子的新被面。
那家里的主人呢，
早已放下了写诗的笔，
哄着孩子，替他洗澡、扑粉，
抚慰他直到他含着满意的微笑睡去，
这才自己想了一想
刮净胡子在房间里徘徊着——
“池鱼思故水，笼鸟恋旧林。”
以后再不要争吵了，
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一九四七、八、廿三，
黎明前的黑暗中发意，晨起作成
这首诗写在黄乃伯伯投身革命的十年以后，仍旧是个温情脉脉的“小资产”。在我的记忆中，黄乃伯伯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老干部”的形象。小的时候，我会仰着脸看着黄乃伯伯如春阳般温和的脸，那张脸跟我一样，也是向上仰着，双眼微闭。他摸着我的那双手就像一盘软软的莲泥，温温的。当我抓住了这双手，黄乃伯伯就会高兴地说：“小妹啊！”我就会答道：“哎，黄乃伯伯。”后来我长大了，我低下头去望着坐在沙发上的黄乃伯伯的脸，那张脸依然是仰着朝向遥远的天际，老了，眼睛不再是微微闭着，而是紧紧地合成一条缝，但在我看来，依然如夕阳般美好。我会轻轻地托起黄乃伯伯的手，感受着它的特殊的温暖。黄乃伯伯就会高兴地说：“小妹啊！回来了！”我就答道：“哎，回来了。从美国回来看爸爸，也看您！您好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乃伯伯是2003年的年底。那次因为安琳阿姨病了，是他一个人摸到我家来的。父亲让我送他回去。我搀扶着他，送他下楼，去他所在的与我家同楼的另一个门洞。他问我：“去看过妈妈吗？”我说：“没有。从上次挨打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了。”黄乃伯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以为他要像曾彦修伯伯一样劝我：“还是去看看吧，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可是他没有说，只是说：“有时间，就常回来看看爸爸。自己在外边要注意身体。”我说：“哎，我知道。你和安琳阿姨也要注意身体啊。”他拍拍我的手没有说话。电梯门开了，我要送他上楼，他执意不肯，说：“冷，快回家吧。”开电梯的姑娘说：“阿姨，您放心吧。我会照顾黄爷爷的。”电梯门慢慢地关着，黄乃伯伯朝我摆手：“回去吧，回去吧……”被隔在了门里。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看见了我，看见了他从来也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的小妹。
黄乃伯伯的眼睛是刚刚解放时失明的。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希冀着大展宏图的时刻，他受不了，神经错乱了。父亲在1949年7月6日给正在北平治病的母亲的信中说：
“今天间接听近从北平来人说，黄牛眼睛无望，他已疯了。给我意外震动。这怎么得了！还有一线希望没有？能不能送苏联去？你能回信时千万告我。”
第二年的6月，黄乃伯伯满怀希望去苏联治疗。临行前给我的父母写了信。
李锐和小范：
经过了长期寂寞的等待，新的希望终于到了。一周左右我就要赴苏医治眼去了。最近，眼无大变化，身体壮起来了，精神也很好，去苏治好的可能很大。
……
总之，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去治，再不会闹精神病了。办护照照了一个像，还可以，寄上一张，以作纪念。半年后，一定给我来信，因为在外国更寂寞了。
信中还附了一首诗：
丁香雨后开
杨妃何处洗凝脂，
淡抹轻装更入时。
看醉夕阳归不去，
满庭花好雪垂枝。
那年的年底，黄乃伯伯回到了北京。他的眼睛没有复明，他接受了现实，但是不准备就此向命运屈服。回国20天后，他给我的父母写了信：
甄和明：
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平安抵京。年前来信已收到。我很感动。读信的同志也很感动。知我、爱我，能经常和你们通信，我便不会寂寞了。
……
我决定走在别的同志看来对我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道路。［］［］［］（原信没有写人名——南央注）说得很好：“人是一部最能适应的机器”当人们有眼的时候，就不会想如何闭上眼工作和行走。因而他们对于失明者的前途也就预想着比现实更大的困难。
不用为我担心。虽然慢一些，但我终于会顺利地工作起来的。革命者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得舒适一些才来的。苏联一行，更增加了我国际主义的感情。我的胸怀更为广大，将我的信念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在具体的工作中，采取一些必要的办法和特殊的技术训练，黑暗一定会克服。在苏联人民当中生活了五个月，一辈子也够用了。我从最亲近的人得到冷漠和漠不关心与讥嘲，但我却从毫未曾相识的人们当中得到最亲切的安慰与同情。这场病，好比一场大劫，我已经超脱，自由自在。今后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也再没有什么能使我烦恼。我年青了许多。我痛快地跳舞，放声高歌，我将永远地愉快地活下去。对于那抱着偏见与弃我如敝履的人，我将用工作成绩作批评的武器，要使她羞愧。对于那些带着怀疑和担心的同志们，我将用工作成绩来巩固他们对我的信任。对于那些知我、爱我，并给我许多鼓励的同志和朋友们，我将用工作成绩来报答他们的关心。
我现在在学习凸字，已会了俄、英、日、世界语四套字字母（大同小异）。中文字母已找到，但现行的很不合理，准备自己创造一套，自己用。将来可以推行。
(1951.1.6.)
这时的黄乃伯伯，希望的是继续他的老本行——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但是他的精神病又小有复发。半年后，他承认自己与黑暗斗争的第一回合失败了。他在同一年10月24日写给我父亲的信中说：
老友李锐：
因为没有好消息相告，所以一直没有给你写信。
今年大半年仍旧做“半休养”。助手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在三月间，精神病又发一次。仍是幻听，脑子昏乱。但程度已较前年大为减轻。发作的原因是由于工作心切，那是太过分弄紧张了脑子。加上外界偶然的刺激就犯了。一发之后，两三个月内，脑子不能考虑问题。一听人念东西稍久，就不知所云。我已在精神上也作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和镇静。到秋天才又完全恢复正常。
说也奇怪，这种恢复是随着我对工作的转向和对日本问题逐渐失去那种情感的联系，并且少用听觉而渐渐获得的。大概，以后可望不至于再发精神病。
……
对于黑暗的挑战，第一个回合，我失败了。我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条件和过低地估计了黑暗对人们所加以的客观上的实际的限制。我重新选择阵地，走向盲人的教育、福利事业方面，开始做第二次挑战。我身受失明的痛苦，想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盲人减轻以至解除这种痛苦创造条件。我继续在学凸字。对于中文盲人用凸字的改革，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路径。现行中文盲字，就其基本性质来说，只是方块汉字的注音符号。我要把它改变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成为一种现代中文的书写形式，对于同音词的区别，即词儿意化的问题，也在比拉丁化字母更受限制的凸字的条件下，找到了解决的方法。……现我正设法搜集更多的外国盲字符号来参考，使新中文盲字字母符号能更大限度地国际化。假使几年以后，全国盲人能满意地使用这种新盲字，那么，我们就可以替中国的文字改革扫清一条道路。
我又学了世界语的凸字，并在八月间出版发行了一期盲文世界语的《人民中国》杂志的盲人版。……九月间，将陆定一同志的《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一文译成世界语，正请人校正中。以后还要继续作这种世译工作。
上面的工作，都是在需要别人不多帮助下来进行的。我交了两个盲友，请他们使用我的新盲字，一起研究改革的问题。组织上已同意我去专做盲人工作。大概年内可以走上新的岗位。因为现在还没有成立适当的机构。
这是一个新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没有很多的人用很多的时间去注意它。但是一种需要做的事业。我们可以希望在未进入社会主义以前，就使每一个中国盲人都得到明眼人同等的义务教育。
……
失去了眼睛，就失去了如此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失去了那样广大的与人们接触的自由。这是痛苦的。后天失明的人感觉不如先天或从小失明者敏锐。凸字的学习是逐步、很慢的。想弄一架盲字打字机，半年多还没有眉目。“盲人从黑暗与无知中的解放，主要还靠自己。”这就是我一年多来的结论。
父亲告诉我，黄乃伯伯一直致力于汉语新盲文的创造，五十年如一日，虽遇到各种阻力，终于使他创造的方案得到各方的认同。他在盲人中培养了一批医生、教师、作家、工程师和音乐家。他被誉为中国的盲文之父。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候，黄乃伯伯将个人的不幸转换成为中国盲人减轻以至解除痛苦创造条件的不懈的努力，他将自己那颗因失明而痛苦万分的心化作更为博大的胸怀和爱，结交新的盲人朋友，用自己的关心、体谅、尊重、单纯平和的感情去温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盲人的心，带给他们像明眼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知道孙中山先生抗清、创立共和的同路英雄黄兴的人很多，知道他有这样一个遗腹子的人不多，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遗腹子后来被誉为中国的盲文之父。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给后人留下文字的东西，他的生命便得以延续。黄乃伯伯留下的是一种文字，因此他的生命将延续至中国最后一个盲人离开这个世界。黄乃伯伯是了不起的！
2005.3.29
爱思想
2017-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