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回国,一天和父亲在一起聊天,我问他:“你这一生有什么让你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吗？”父亲沉吟着没有回答。我说：“么么（按：我的妹妹）从来没有来看过你，是不是使你感到遗憾？”父亲回答说：“么么的事是有些遗憾，但是真正对不起的是公公。她没有同我住过一天。她那样的情况，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守着我这样一个独子。刘澜波为什么对范元甄那样厌恶，公公的事是主要原因。”
我对父亲的回答有些感到意外。我知道在我们三个孩子当中，父亲最疼爱的是么么。父亲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出事时，我和哥哥都已经大了，在母亲的影响下，和他有很大的隔阂。只有么么那时很小，父母离婚时她才四岁，见到父亲总是很亲。父亲在秦城的八年，三个孩子中想得最多的，写的最多的就是么么。我原以为，么么在他复出后从不曾看过他，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没想到对母亲的歉疚是他更深、更沉重的内仄和遗憾。
公公是我的奶奶。在我小时候，父亲和母亲提到我的奶奶，即称呼她公公。母亲凡对我们谈到奶奶，也总是用公公相称，从未说过你们奶奶如何、如何。从这个称呼和母亲对我的叙述，我知道这个老人自丈夫去世后，就以男人在家中自居，令大家都以“公公”相称。我知道母亲根本不承认这个婆婆，因此我们孩子也就不应该承认这个奶奶。在我的印象中，这位从未谋面的公公是一个很凶的人。因为在我小时候，她曾闯进过北京，父亲正好在外地出差，得到二姑姑告之公公偷偷从她沈阳家中出走进京寻子的电报后，急令秘书拦住老太太，将她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切勿让范元甄知晓。待父亲回京后，公公仍不得家门而进，气得她让父亲的司机乐伯伯将她开到水电部机关大门口，坐在车里大骂儿子不认老娘。我听到乐伯伯在厨房和蔡阿姨悄悄议论李部长母亲的脾气之大。公公的大闹水电部，使母亲知道了父亲私自“窝藏”公公，也开始在家里大闹。那种吵闹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是一边不依，一边不饶，真是里外不是人，焦头烂额。最后还是由当时的水电部部长刘澜波伯伯出面，将公公接到他家，待如上宾。住了些时日后，好言相劝，公公总算答应回长沙大女儿，我的大姑姑的家。我因为公公竟然到水电部机关大庭广众前去闹，让父亲遭人议论，而对原本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对她的感性恶感，发展到相信她不是个好人。
我在1978年的2月和儿时只见过一面的大姑姑取得联系，商议为父亲平反的事。大姑姑在回信中从未提到过公公半个字，我以为她已经不在人间。那年6月去湖南长沙找到大姑姑，一进家门，赫然看到堂屋正中的矮板凳上枯坐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吓了一大跳。大姑姑赶忙解释：“这就是公公。因为你妈妈把她说得太坏，怕你相信了你妈的话，知道公公还在我们这里，就不敢来了，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因为眼前的这个老人和妈妈嘴里的那个恶霸地主婆实在对不上号，看着老人皱纹密布、堆满了忧愁的脸颊，很自然地有了一种同情。大姑姑对我的反应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即上前在公公的耳边吼：“这是明伢子的女——小妹。来看你了！”公公只略微抬了下头，看看我，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情。大家也就忘记了她的存在，忙乱地接待我，叙起这二十年家庭的变迁和国事的苍黄。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偶有我和公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会从她的椅子上静静地转过身，注视着我。我感到了她的目光，就会向她看去。这时，她就会示意我坐近些，然后拉着我的手问我：“你见到李厚生了吗？”弄得我一头雾水。问过大姑姑才知道，父亲参加革命前的名字是李厚生。我就对公公说，“我就要去看我爸爸，我也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公公便不满地叨唠：“李厚生不要亲娘老子，他不来看我。”我不知怎样回答她。如果大姑姑在，她就会对着公公的耳朵吼：“明伢子不是不来看你，他被抓起来了。”公公就喏喏地缩回去，不再说话。可是，下一次她又会问我：“你见过李厚生没有？” 我那时只觉得她糊涂，一点也想不到她心中对爱子的惦念和永远未能再得亲近的痛楚。
父亲告诉过我，在他上大学以前，一直念到高中，每晚都是和公公睡在一张床上。儿时，如果某一天放学路上贪玩，到家晚了，定会看到公公站在院门口焦急地张望。进屋必是一顿好打。一定要打到保证下次再不晚回了，才会住手。我问：“她那样打你，你不恨她吗？”父亲说：“她那种管教使我和她很不亲近。考到武汉大学以后，有一种解放了，走出牢笼的感觉。但是在那个社会，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子女，望子成龙，那种严酷的管教是为我好，是向上的。因此对她是理解的。她总是教我为人要正直。我也记得他对父亲的生前好友方维夏的子女，对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都好，总是竭尽所能予以照顾。”父亲还说过：“公公听说我在武大闹革命，跑到武汉，在学校旁边租了房，监管我读书。她对我说：‘你父亲若活着，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可是你们膝头拗不过大腿，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是独子，和别人不一样。你不能干共产党。’”我后来从父亲当年的信中看到，父亲偷偷离开武汉，到北京去找党的关系后，公公几乎疯掉。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对父亲极不原谅。
我的爷爷大我奶奶十多岁。奶奶和他结婚以后，才知道爷爷原来在乡间有过夫人，感到受了欺骗，大闹了一次。爷爷大概一是很爱奶奶的清秀相貌和识文断字，二是也觉理亏，以后对奶奶百依百顺。还省出自己日本留学的公费补贴，供奶奶去女子师范读书。爷爷一晚在外打牌，半夜归家，公公一直等在床侧。行完房事，爷爷突然心脏病发作，抢救不及去世。公公无法言说的自责，更使这突如其来的厄运难以令她承受，从此性格日益暴躁。公公对高大英俊的丈夫吵归吵，实际是十二分满意和爱恋的。父亲说，她看到过公公裱糊的整整齐齐的爷爷写给公公的家信，和公公与他的对诗。爷爷去世后，公公常常拿出那些信件，反复咏读，有时会对着纸嚎啕大哭一场。
父亲在决定和母亲结婚同去延安以前，曾去乡间看过公公。公公明知无法阻拦，但也还是拼死一争，天天亲手烧饭给父亲，夜夜哭泣，指望能打动儿子。父亲离家那早，公公一直立在门首。父亲一次也没有敢回头看她一眼。
当年红军曾将公公老家的地主亲戚家中的妇孺赶出乡村，他们或于长途跋涉中饥饿而死，或到达她家后病疾而终，她对共产党没说过半个不字。父亲庐山会议出事后，公公写信给他说：吾儿不必惦记母亲，只望好好改正，将来再为国家做事。毛泽东去世的那天，大家坐在堂屋议论，所有人以为已昏昏欲睡的公公突然睁眼发问：“他老人家把权力交给哪个了？”然后将桌子一拍：“伟人都死了，我们还有什么死不得！”这位倔强的老人，竟一辈子恪守着“嫁夫随夫”的古老传统，因为丈夫的朋友都是共产党，丈夫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因而一辈子没有从丈夫生前的信仰中退后半步，对毛泽东的景仰不因任何原因——哪怕他对自己儿子的流放和监禁，而减半分。
1979年1月父亲被解放出来，回长沙省亲。公公已完全认不得自己的儿子。她无法把最后一次见到的英姿勃发的明伢子和眼面前这个憔悴、头发稀疏花白的老人划上等号。她最喜欢的是我的先生悌忠。大家都说悌忠和我父亲年青时有些相像，公公大概误把悌忠当成了儿子，她总是拉着悌忠的手，让他坐在她的小凳子旁边，絮絮叨叨。我问悌忠：“公公跟你说什么那？”他说：“我一句也没听懂。”公公那一口湖南话，让一直生活在北方的悌忠听来和外国话也差不多。父亲看着公公总是亲热地拉着悌忠不肯撒手，说：“公公对悌忠很感兴趣呀。”其实我们那时都没有想到，公公以为她拉的是少小出家的儿子的手，对悌忠倾注了她对儿子终于返家的全部眷爱。
那年的十月，父亲又结了婚，在北京安了家。大姑姑和他商议，要他把公公接到北京住一阵，圆老人一辈子要想和儿子住一住的梦。父亲答应了。他那时正要陪来访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去三峡考察，说是出差回来就去接。岂料公公等不及了，父亲正在出差途中，我们在北京接到她去世的电报。那时父亲刚刚结婚，家庭种种关系尚待磨合、协调，我很是发愁公公来后怎样伺候她，照应她。接到电报，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想来实在是罪过。
2003年冬天我去长沙看大姑姑。她的四个儿女和我一家三口围在她的周围。二表姐说：“妈妈现在真是幸福，儿女们都在身边。我们尽量多来看她，陪她聊天。现在想起公公，真是觉得对不起她。我们那时小，她要和我们说话，我们都觉得她烦，不爱听她唠叨。后来公公就整日自己坐在窗前向院子里枯望，一坐就是一整天，也不知她在望什么。后来就越来越糊涂了。”听得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公公我是太不了解你了，我是太对不起你了。我真应该在爸爸刚刚解放，我们住在招待所时就将你接出来，让你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原来以为我只有一件遗憾的事，那就是没有给我家的老阿姨——蔡阿姨做过一顿饭。在知道父亲这一生的遗憾后，他的遗憾竟也成了我的另一件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公公走了。大姑姑将她和我的爷爷合葬在一起。我和女儿和先生去年冬天去扫了墓。我们踏过田间小路的荒草，爬上小小的山丘，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家乡的亲戚点响了一串串响鞭，燃起了香火，我们在他们的指点下，向爷爷奶奶依次鞠躬。因为我从未谋过面的爷爷，才有了父亲，也因此才有了我；因为公公的严酷教育，才有了父亲正直、老实的品德，才有了我做人的榜样。我感谢公公，我也对不起公公。我没能够早些理解父亲对公公的感情，没能早些理解公公一生的辛酸和所求。我应该尽力为父亲多做些事情，来补偿我对公公的歉疚。
200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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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