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胡耀邦的理论创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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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政治家、实干家;而且博览群书,好学深思,聪明睿智,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和汲取民众与专家的智慧,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他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杰出贡献和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丰功伟绩,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笔精神遗产,值得载入史册,昭示后人。可是,耀邦逝世已经十五年了,至今还无人为他编撰出版传记和文选。这不仅很不公正,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损失。有些朋友要求我把耀邦在理论上的创新追记下来。但是,我协助耀邦工作只有很短的时间,并不了解耀邦思想和事迹的全貌,又没有权利去查档案,无力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好在其他朋友也在做这个工作,我只能把我知道和能够理解的一鳞半爪记载下来,作为引玉之砖。相信那些对耀邦了解更多、理解更深、水平更高的朋友必能踵其事而总其成。

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人们思想上那些阻碍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迷信、偏见、精神枷锁、习惯势力,实现人的思想自由和表达、交流、坚持个人思想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

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欧17世纪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日本和中国19世纪的维新思潮,都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近代最先进、最有成效的思想解放,是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次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对人的桎梏和奴役。它把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推向人的觉醒的崭新的时代。

1920年,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中国首次提出“思想解放”的口号,并且提出实现思想解放的四条原则。第一是独立思考。他说:“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究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觉得对我便服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第二,自由批评。他说,“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

第三,提倡创造,反对迷信权威、墨守成规。他说:“倘使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第四,正确对待思想解放所引起的副作用。梁启超估计到,思想解放可能会带来道德条件的动摇和社会罪恶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闭起来,所谓道德就能奉行吗?至于一些人借思想解放做护身符,公然做坏事,也不能算思想解放不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梁启超先生又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基本方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毛泽东是一个提倡思想解放的人。不过,他所提倡的思想解放,差不多都是用自己的新教条来取代别人的老教条,而且不是运用梁启超提出的“独立思考”、“自由批评”、“提倡创造”和“反对迷信权威”的正确方法。他所提倡的“思想解放”,有时使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更加严重,有时却鼓励胡思乱想或怀疑一切的反科学的思想。

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了一篇长文,认为“延安整风”是继“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延安整风”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和清除王明思想的用新教条代替老的“党八股”的运动;运动后期又发展成为大抓“假特务”、大整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抢救运动”,谈不上是什么思想解放运动。“双百”方针如果认真贯彻下去,那倒可能成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可是,“双百”方针提出刚刚两个多月,各民主党派和一大批党外、党内知识分子刚刚提出一些要求民主、自由和反对特权、专制的意见,毛泽东就不能忍受了,就背弃原来的承诺,把百家争鸣改为一家压倒百家、一花摧毁百花的毛泽东思想与非毛泽东思想这两家的斗争,而且斗得你死我活,把五六十万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打成按敌人对待的“右派分子”。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思想解放。

毛泽东正式提倡思想解放,是在1958年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那一次,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破除什么迷信呢?毛泽东提出不迷信资产阶级教授,也不迷信无产阶级教授,并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教授是指马克思。显然,毛是号召大家破除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推行他的“唯意志论”的“总路线”、“大跃进”,后来又加上“人民公社”,形成“三面红旗”。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在那次成都会议上,善于迎合毛泽东意旨的柯庆施发表了荒谬的言论:“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毛泽东发动的那一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谬误的,损失惨重。因为他要破除的不是符合理性、科学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而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放开肚皮吃饭”的胡思乱想,是使数千万人民死于饥饿的“高指标”、“高征购”和“共产风”、“虚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

邓小平也爱讲“思想解放”。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很好的;但是,他同时又要求全党、全民“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实际上是同他个人保持一致,这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了。

胡耀邦提倡的思想解放,同毛泽东、邓小平不同。1965年,他在陕西省推行超前改革,1978年以后,他在全国范围推行全面改革,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他所提倡的思想解放,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不是以“主义”、教条或长官意志为标准,而是以实践为标准。

1965年2月15日他在陕西省发出的《电话通讯》中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1978年,他在全国范围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按照这个标准,成功地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澄清了一系列被颠倒或搞乱了的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

二、把解放思想同解放人结合起来

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超前改革,纠正了社教运动中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集中训练”、打人、体罚等侵犯人权等错误作法;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要查的只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接着又提出四条干部政策,要求对社交运动中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进行平反。1978年到1979年,胡耀邦又在叶剑英、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也同意之下,在全国范围平反了几十年造成的冤、假、错案,解放了几百万长期含冤负屈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和早就应该改变成份的“地、富”份子。胡耀邦所以要把解放思想和解放人结合起来,不仅由于几百万含冤负屈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没有人身自由和免于诬陷侮辱的自由,就谈不上什么思想解放;而且由于大量的人含冤负屈,其他人也人心不顺,顾虑重重,不敢解放思想。

三、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和学术自由来保证思想解放。

封闭在脑袋里的思想,是不是解放了,是看不出、听不到的,也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人的思想能够自由地表达和交流,才谈得到思想解放。因此,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省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又提出“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提出“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提出“民主要过硬”、“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提出在学术文化领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识”,停止一边倒、一口腔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提出“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等等人道、民主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和政府废除了报纸和书刊事前审查的制度,提倡“文责自负”;同时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倡“创作自由”。全国和各地人代会、政协会上的讨论和选举也有了民主的苗头。在此期间,虽然先后发生过对“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以言治罪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反对民主、自由的行动。胡耀邦无力制止,但却尽可能地减弱它的锋芒和势头,不使这些倒退行为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运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耀邦才受到批判和罢黜。

四、不强求统一

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省提倡“解放思想”时,一再提出“不强求统一”。

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

“不强求统一”,就是承认思想和方法的多元化。这是思想解放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它同邓小平强调的“完全保持一致”是背道而驰的。强求“完全保持一致”,不符合“百人百性”和人多意见多的客观情况,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就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1979年,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取得成功以后,还提议举行生产目的的讨论,以便解决生产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可惜,有大人物出来反对,这个讨论没有开展起来。1983年1月20日,在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近200人的会议上,胡耀邦发表了一个长达万言的“推动全面改革”的报告,希望通过对那个报告的讨论、补充和实行,把片面的经济改革变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胡乔木反对向全党、全国发出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报告,并且炮制了一篇反对全面改革的评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2月下旬,那场争论发展成为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发动的一场倒胡活动。如果没有那一场倒胡活动,如果胡耀邦提出的全面改革的思想和措施,能够在1983 年付诸实施,中国大陆就不会出现没有民主和法治与之配合的跛脚的经济改革以及它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了。

现在,思想解放不解放,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许多人常用以至滥用的口头语。

在商场上,有些人把敢不敢买空卖空,敢不敢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敢不敢贷出或使用风险很大的贷款,敢不敢坑、蒙、拐、骗,称之为思想解放或不解放。在生活上,有些人把邓小平南巡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中共十五大解决了企业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

那些把不良和不法经营以及腐败生活方式称之为思想解放的人,是不值一驳的。至于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都是在标签和概念上做文章的假问题。解决那些问题,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的真问题,是人权问题,是民主和法治问题,是实现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解决了这些真问题,才有利于中国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发展,才能解决中国大陆领导人念念不忘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执政当局,在人权、民主、法治和政治平等、社会公正这些真问题上,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而且能够像胡耀邦那样,把解放思想同解放人结合起来,同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信仰自由结合起来,同时,承认和允许思想的多元化和政治、经济的多元化,而不强求一律。这样就能使中国出现继“五四”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以这个运动为动力,就能够推进中国大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互相配套,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全国人民的自由、富裕、幸福和整个国家的民主、富强、文明。

自由圣火2005年12月01日(半月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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