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随感之一
两个月以前，我曾用这个题目发表过一篇短文。现在觉得那篇短文太简略了，而且有些地方讲得不大确切。现在另写一篇文章来代替那一篇东西。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儒家，墨家，道家，都可以说是和谐哲学。不过，宋儒张载的哲学，还有墨家哲学，取其精华，更易于实行现代性的转化。先说张载哲学。
张载的主要蓍作是《正蒙》。《正蒙》的第一篇是《太和》。张载认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 “太”是极大的意思，所谓“太和”，就是说宇宙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极大的和谐的统一体。在中国的哲学概念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仅能够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有多样化，没有异就谈不上和。比如：五味调和，才能烹调美食；七个音符协调，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百花齐放，山、水、草、木、鸟、兽相映成趣，才能构成美景。一种味道，一个音符，一花独放，一山独处，是不成味，不成乐，不成景的。
张载所理解的“太和”，也不是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预先决定的和谐”，而是矛盾统一的和谐。张载提出辩证法的“二端论”.他说：“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无一物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
“二端”也称“两体”.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引自《太和篇》）用现代辩证法来解释张载这段话的意思：一个统一体有两个对立面，例如：虚和实，聚和散，清和浊。两个对立面，互相联结，互相感应，互相渗透，互相矛盾和斗争，才使一个统一体，运动和发展起来。一个事物，没有两个对立面，就不成其为事物，这就是“一不可见”，一个事物不可见了，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也就停止了，这就是“两之用息。”
张载把他的客观辨证法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为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引自《太和篇》）。前三句，同一般辩证法的表述是一样的。张载的独创性在于：他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仇必和而解。”
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又遵循张载的思路，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做农村调查时，在兰田县志和其他历史资料中发现了吕大临的“合二而一”命题。杨献珍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作为毛泽东强调的“一分为二”的补充，就在他的讲稿和文章中加以发挥。1964 年7 月17 日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各大城市报刊相继批判“合二而一论”.以《红旗杂志》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为例，文章指出：“杨献珍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是有意识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调和论’”.虽然杨献珍受了批判，可是，首先提出“合二而一”哲学命题的，不是杨献珍，而是张载的弟子、陕西兰田县的吕大临。
其实，“一分为二”是对立面的分化和矛盾；“合二而一”是对立面的同一和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要“一分为二”，不要“合二为一”，我方这一面又分化为第三，第四个对立；对方那一面又分化为第五，第六个对立面。这样无休无止地分下去，任何统一体都不会存在和发展了，任何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不会存在和发展了。
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是，人们对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时代和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有的把统一放在第一位，认为两个对立面之间不仅包含着差异和矛盾，而且包含著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互相联结、互相合作、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所以，差异和矛盾不一定都会发展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恨、对抗、斗争以至战争。有的把斗争放在第一位，认为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比如：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当它把对内实行极权专制，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或极端排他的国家利已主义、民族利已主义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同本国人民和其他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矛盾斗争摆在第一位，看做不可调和、不能统一的矛盾斗争。另一方面，一个受压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当他们感到本国或外国统治者对自己的压迫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也会起来在国内进行暴力革命，并对外国统治者以武装的反侵略去对付武装的侵略。
可是，历史一再使人们受到教育。大家认识到以暴力革命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往往是以暴易暴；以战争反对战争，往往使侵略者和反侵略者都付出巨大的牺牲，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人们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了认识。现代社会，出现了对立的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妥协的手段，来解决争端的“双羸双胜”的园活思维和灵活方法。《联合国千年宣言》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各负责任”的“六大核心国际价价值”，确认了“和平、发展、环境、人权”的“四大共同任务”.通过阶级合作，民族合作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区域联合，以谋求全人类的福利；世界各国的国内变革，也采用了渐进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手段。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当然，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坚持冤冤相报和以暴易暴，甚至让对立的双方同归于尽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但是，从长远趋势和最终结果来看，“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的正确结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个看法不大确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但却没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没有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没有把阶级斗争同和平、自由、民主对立起来。“斗争哲学”，只是后期一些列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片面理解。恩格斯曾经批判过达尔文主义者片面强调“生存斗争”的倾向。他说：“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莫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范围内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偏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和相互作则既包含著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和谐和合作，也包含著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引自《人民出版社》1972 年5 月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自然辩证法》571-572 页）
《西铭》是张载的代表作，原文是：“乾称文，坤称母，予兹渺马，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动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之；乐且不忧，存乎孝者也。违日悖德，害仁曰贱；济恶者不才，其跷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富贵福泽，将厚吾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
程颐、程颢极力推崇这篇著作，说是有了这篇文章可以省却许多言语。《西铭》的第一段，从“乾称父”到“天地之帅，吾其性”，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宇宙好比一个大家庭，天地好比是父母，人好比是儿女，作为宇宙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人应该具有一个成员对这个大家庭兄弟姊妹的责任和爱心。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伦化，似乎不妥。所以，黄宗羲、全祖望在《宗元学案序录》中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然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马。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梨洲稍疏证马。”张载本人在他的语录中也声明，把天地比作父母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是对初学者讲的，对于懂得“心于天道”的人就不必这样说了。
撇开第一段不说，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下，张载所描绘的正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老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同我相处相与的伙伴，对老年人要尊敬，对年幼弱小的人要慈爱，鳏寡孤独和有残疾的人，是我的兄弟中的颠连无告者，我要庇护他们，扶助他们。君主好比是当家的长子，大臣是当家长子的辅佐者，圣人是具有全面德行和才能的兄弟，贤人是兄弟中的优秀分子。不要违仁，不要害仁，不要帮助那些作恶的人，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铭》和张载的其他蓍作中，没有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礼教，而有一种其他儒者缺少的平等意识。这同张载始终保持平民和民间学者的身分不无关系；尤其是因为张载提倡“大其心”的修养方法。所谓“大其心”，就是胸怀要宽大，眼光要远大，思想境界要高大，不局限于感性的“见闻之识”，而且要有“通天地、合内外”的哲学认识和宇宙意识。张载还有著名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引文据朱喜《近恩录》）
天地本来无心，天地运行的规律，需要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去发现，去认识，去阐述。人在认识和阐述天地运行规律，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就为天地“立心”了。所以，庄子也说：“人者，天地之心也。”
“立命”之命，指的是人在世界上的遭遇。人的遭遇是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神来作主，这个“主”或是“上帝”或是“安拉”或者佛菩萨。儒家不信宗教，不需要神来作主。儒家认为：人的遭遇既然人力不能控制，那就尽人事以听天命吧，这也就是孟子讲的“天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怎样尽人事以听天命呢？那就需要贤者、智者“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指出顺应自然而又能运用自然规律趋吉辟凶的途径。
“往圣”，当然是指孔孟等古代的圣人，“绝学”，是张载认为孔孟之学并没有真正地传承下来，几乎成了“绝学”，要由他们这些后世的哲人来继承和发扬。
“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的宏图大志，不仅要实现一时一地、一个朝代的太平，而要为世世代代开创太平和谐的盛世，张载的“横渠四句”是否也可以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责任。
自由圣火2005年11月01日（半月刊/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