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一）
在 1951年的“清理中层”运动和 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我都受到审查。
我的出生地是陕西南部安康县。我的父亲是在当地解放前夕病逝的。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我的父亲做过争取国民党驻军起义的工作，我的母亲又没有管过家，除了没收土地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外，没有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由于家里无人主事，我又绝不沾手家庭事务，应得的房产被我捐献了，连藏书和书画、家具都不要了，一些工商业财产也被人鲸吞。家里一贫如洗，我的母亲身患重病，无钱治疗。她和几家邻居给我写信要我寄钱回去。我当时是供给制，哪里有钱，因此，心情沉重。我的同事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顶头上司杨明轩老人。杨老把自己的钱拿出五十元，要我寄给母亲治病，并且说：“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是从政治上划清，母子之情是不能断的。你母亲有病还是应该治病的。”我把那一笔钱寄给安康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同学，请他通过我家所在地的区政府转交我的母亲治病。把钱送到以后，那位同学给我们单位——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托他给我母亲寄了钱。做这个说明，是必要的。可是，他又画蛇添足地检举了我的一个问题，说 1946年，他和我在西北工学院同学时，我对他说过：“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了。”张宏谟是胡宗南西北绥靖公署的上校参谋、军统特务， 1947年 6月 1日，国民党对于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逮捕之前，张曾向我通风报信。如果我确实对他说过这个话，问题就复杂了。在“清理中层”时，西北文委党组织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交代。我多次写材料，说明我同张宏谟的关系。张宏谟原来家境贫寒，在他读高中时，曾接受过我父亲的资助，他对我父亲有报恩的思想。 1946年夏季，我在西安考上几个大学以后，他曾对我说过：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设置了一种奖学金，奖励西安各高等学校贫寒优秀学生。你今年连续考取三个名牌大学，是否可以由我们替你申请这一笔奖学金？我当时已有反对国民党的意识，自然不会上当。就说：我生在富裕家庭，而且在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都享受完全公费，没有条件申请那个奖学金了。话题到此为止，并不存在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的问题。至于 1947年 5月底，国民党大逮捕前夕，张宏谟为我通风报讯，要我离开西安，也没有附加什么政治条件。
这个问题，不仅在 1951年“清理中层”查过，在 1952年底我被提职以前又查过。好在张宏谟判刑后就在西安一间皮鞋厂劳动改造。西北文委通过公安部对张宏谟几次提审，他的回答都是：某人的父亲对我有恩，我对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报恩，他本人同我没有任何政治关系，我没有拉他当特务。劳改部门在此人所写的证明材料上批注：张宏谟交待问题是老实的。这个问题才算了结。
反胡风的斗争同我没有牵连；相反，我还是中共陕西省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的骨干。可是，由“反胡风斗争”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我却是审查对象。起因是：西北建筑工程学校有一个教师，是我的中学同学。他本来没有问题，但在逼供中编造了一个潜伏特务组织——“西北反共青年社”，并说：社长是陕南籍的老官僚李梦彪，曾任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和监察院两湖监察大使，副社长是林牧，成员有 30余人，有一批被林牧带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另一批留在西安和陕南混入地下党、团。这个揭发本身就不合情理。既然叫做“反共青年社”，怎么却由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官僚来领导，一个国民党特任官用一个大学肄业学生做副手，也太不相称了。何况，于右任的监察院是不搞特务工作的。，正因为此事不合情理，加以当时我所在的陕西省委领导人比较有理性。所以，对我没有进行批斗和逼供，只是设立专案，背靠背地进行审查。从 1955年“内部肃反”开始审查，到 1960年夏季才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又否定了原省委的结论，重新审查了几年。
这一案受害最重的是被迫编造一个特务组织的 G。他举报的 30余人，由于没有证据，受到审查也没有乱承认，都未受处理；他自己在“内部肃反”后期，就被下放到陕南深山老林去做民办教师，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还是我出具证明，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他编造的那个特务组织，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检讨是不可能的，不过，善良正直的人，大都能够坚守两条底线：第一分析批判，无妨上纲上线，具体事实必须真实，不能讲假话；第二，不能乱咬别人，特别是不能编造株连许多人的集团性假案。 G君就是经不起逼供，乱咬别人反害自己的一个典型事例。
还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陕南旬阳县把一个曾在国民党担任过连长的人抓起来拷问：此人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罪名： 1949年初，他曾经抓住林牧派回来的两个地下党员，被他枪毙了。旬阳县政法部门给此人判了死刑。在上报审批时，上级要求旬阳县补充一个证据，即：林牧是否给陕南派过两个地下党员，派出人的姓名和特征是否同罪犯交待的受害人相符。旬阳县来人向我调查时，我说，我当时的工作性质，无权派人去做地下工作，你们提到的受害人，我也不认识。这一案，审批人还比较负责任，否则，那位连长早就人头落地了。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