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二)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像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我仅仅燃烧了七年的共产主义革命狂热,唤起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复苏。当时的老干部,有不信的,有半信半疑的,有相信而不赞成赫鲁晓夫加以揭露的,总之,反感的占大多数。我毕竟是新党员,迷信不深,而且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没有反感,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对于随之而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都是欢迎的,只是在公开场合,我还不敢直截了当的表示支持。

1956 年 9月,我以随行人员身份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又产生了中共可以摆脱“斯大林模式”的乐观情绪。那是因为:大会宣布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主要矛盾是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这次大会修改的中共党章又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八大”的选举也是中共党内最有民主色彩的一次选举。由上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不提下届中央委员的侯选名单,而由各小组自下而上地提出名单,由大会主席团平衡以后,再发给各小组讨论;经过三下三上的讨论和平衡,才决定候选名单;在讨论候选人时,还可以展开批评,除了毛泽东一人无人敢于批评以外,刘少奇、周恩来都受到批评。

1957 年 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 2月 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后来加上去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六条标准”之类的内容。)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文件、言论和事件,我同国内大多数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共的党和政府已经走上不同于苏联的轨道,是欢欣鼓舞的。

对于毛泽东当时发表的宽松开放的方针和言论,不仅民主党派、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就连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例如: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全民整风开始时,中共陕西省委曾经宣布:“要做出必要的规定,向群众保证:一、不把他们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二、不开群众大会斗争他们;三、对于任何有打击报复行为的人,党和政府绝不包庇,本人有越级上诉的权限。”同时宣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整风,可以保证:一、参加与否,本人有完全的自由,也有中途退出的自由;二、如果自愿参加整风,党组织保证不开大会,保证不发动群众批斗他们的思想问题;三、按他们的自愿,可以编入小组,也可以不编入小组;四、思想总结,要本人同意。”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为反对迁校而游行示威。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主管文化教育的省委常委赵守一召集高等学校领导开会说:“过去,我们向国民党游行示威,现在学生又向我们游行示威。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绝对不要同学生对立,要组织党员参加游行队伍,因势利导。”

1957 年6 月8 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 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6 月9 日 ,又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但是,陕西省委推迟了三天才在省委机关报上转载。为什么推迟了三天?因为陕西省委曾公开作出不进行批判斗争的保证,转不过弯子来。后来,周恩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打电话就西安交大问题进行批评,并且决定,反迁校的骨干必须定为右派分子。陕西省委顶不住了,才从 6 月11 日 起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开展“反右派斗争”。但是,对于学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省委认为不能不使用的干部,还是采用各种形式加以保护。

那时,邓小平似乎是“反右派斗争”的总执行官,曾到各省巡回作战。 1957年 7月到西安,在陕西省委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我的记忆机能选择性很强,注意力集中时的见闻,可以记得八九不离十;注意力不集中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邓的讲话内容一个字也没有记住。只是觉得杀气腾腾。邓从西安到兰州,打了一个以常务副省长陈成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宁夏,打了一个以副主席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青海,打了一个以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这几个反党集团的罪名中都有一条“地方主义”。这是中央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邓似乎未去新疆。从西北各省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止园(原杨虎城私人住宅)开了一个常委会议,邓批评了陕西省委右倾,要求抓大右派、党内右派。并且说:“对党内右派,不管它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以温和稳健闻名,毛泽东称之为“和平人士”。张德生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酷决策,从来不敢硬顶,但却长于软磨。为了执行邓小平“抓大右派、抓党内右派”的指示,他抛出了一个摆老红军资格、计较地位待遇却不做好事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月明,就算交了差。“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当年九月,在陕西省委一次会议上,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意见“现在不是反右的问题,恐怕应该反‘左’了。”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赵守一表示赞成。我们列席会议的人感到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第一书记张德生对赵守一、白志明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反了几天右就害怕了,是胆小鬼。”可是,在会后,他却又授意赵守一在 10月份发表了一个纠偏和查处借反右派之机进行打击报复的讲话,题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同时,他又让赵守一和我帮他起草了一个着重安排生产建设并宣布整风进入“整改”(即改进工作建立制度)阶段的讲话。这样,就用软磨和转移工作重点的方法,提前结束了陕西省的“反右派斗争”。不过,陕西省委这种做法,只是个别特例,不能代表全国范围的严酷形势。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是受陕西省委保护的一员。当时,中共西北党校一个中层干部被定为“右派分子”。他检举我说过:“党不能高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这是足以定为极右分子的重炮。西北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领导人说:对林牧的检举,请你们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要求核实材料,就是保护。因为没有书面纪录的材料是核不实的。我自己不承认,听到我讲那个话的人都是赞成或同情我的,会说没有听到,怎么能核实呢?所以,西北党校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后来,我的家乡——陕西安康地委书记又向省委汇报说:我曾向安康一个领导干部讲过,朝鲜金日成搞个人崇拜,打击了一万多农民和干部,并将反对个人崇拜的四个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在全国进行批判,两个中委逃到中国,两个中委逃到苏联。省委领导人仍然要求安康地委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我当时认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因为我确实讲过那些属于绝密范围的话,那些话当时可以给我定两条罪名:一是泄密;二是攻击兄弟党领袖。我等着挨整,后来却平安无事。因为安康地委书记看到省委书记对他们的检举态度冷淡,也就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可见,共产党整人,也没有一定之规。对于上级要保护的人,下级的检举、揭发是难以扳倒的。没有上级保护的人,只要有人检举就可以定案,无须去核实材料,甚至为了凑够 5%的指标,一些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言论的人,也可以被定为右派。在反右派保护中受到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保护你的领导人,为了塞悠悠之口,要让你投入战斗,立功补过,证明你不是右派。所以,我在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吸收参加“反右派斗争”。不是让我到会场上去揭批“右派”和领导斗争,而是让我起草批判“大右派”的文章。陕西省批判“大右派”的文章许多出自我手。我们那个时代,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怪物!对于自己不以为然的话,别人也是批自己的话,竟然可以写得头头是道,得心应手。起先还心怀歉意,甚至晚上捂着被子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流泪;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连羞恶之心也没有了。上世纪 80年代,我曾向一位老学者道歉,我说:反右派的时候,我还写过胡批你的文章。他根本不知道。他说:我还认为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呢?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的想起我的几位亲密的“右派”朋友。一个是王天敏,他是我中学时的好友,后来是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中大那些国民党特务骂他是“毛泽东的干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先后在治淮工程指挥部和治黄工程指挥部从事技术组织工作,反右派前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长。 1957年 4月,他到西安来看我和另一个好朋友张德荣,(中共地下党员,大学教师)。我们三个人当然无话不谈。王天敏对两位老友倾诉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失望和不满,具体观点就像我后来才知道的北大林昭。我和张德荣当时都不能完全接受。他还谈到 1947年夏季我在南京认识的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据说,梅振乾在南京一家银行工作,由于他是民盟盟员,、受过罗隆基的领导,处境也不好。其实,梅振乾常到南京蓝家庄向罗隆基请示,那是中大学生的猜测之辞。如果真有此事,当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部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梅振乾那样在全国学运中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民盟盟员委以重任呢?

那一次王天敏和我一见,竟成永诀。“反右派”斗争初期,梅振乾和王天敏都被定为“极右分子”。梅振乾自杀了,王天敏受到“劳动教养”。王天敏有一段时间在郑州附近的陇海铁路上砸石头,他给我来信说:“劳动很重,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垮了。”要求我在郑州附近一个地点给他送一些食物。我按他约定的地点给他送食物和生活费,根本找不到人,估计是劳教部门把他转移了。后来,王天敏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他的妻子罗良珏是武汉水利学院毕业的水利工程师,受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带着一个儿子被遣送回家乡务农,由于不能维持生活,改嫁一个农民。 1979年,她听说我已恢复工作,到西安找我,我介绍她到陕西省水利勘察设计部门工作,当时,右派已被改正,她是熟练工程师,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陕西省水利部门借口年纪太大不愿接受,我请主管农、林、水利的副省长出面说话,还是不行。可见,已被改正的“右派”仍然受到歧视,她只好黯然的返回农村。

我的同乡好友郁飞(我的祖籍在浙江)的遭遇也很惨。郁飞,是郁达夫先生和王映霞女士的长子。达夫先生婚变后,带着郁飞去新加坡办报,从事抗日宣传。日军入侵东南亚以后,达夫先生身陷菲律宾一个市镇——巴耶公务,化名经商。胡愈之先生带着 14岁的郁飞回到重庆,并供给他读书。后来,郁飞参加了中共的新闻队伍,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当记者。 1957年,大鸣大放中,郁飞出差在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1958年,复查“反右派斗争”时,上级发现新疆分社所定右派不够规定指标,要求补定一个。当时,郁达夫先生由于受到他的生前好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任叔道听途说的诬陷(日本宪兵队在不知道郁达夫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要他做过没有伤害中国人的翻译,后来日军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杀害了。),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疆新华社大约因为这个原因,把郁飞补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的时间一再延长。为什么延长?因为郁飞“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因为他没有鸣放,无罪可认。有一段时间,当局允许经过劳教的“右派分子”自谋职业。郁飞就到北京去谋职。他知道郭沫若六亲不认,不去找他,只去找曾经抚养他的胡愈之。不巧,胡愈之当时出外视察,一时不能回来,郁飞又没有在北京等胡愈之的费用,就决定回宁夏劳教单位。可是,回劳教单位的费用也没有呀。他想到印度驻华使馆有一位一秘是他在新加坡的同学,他想找老同学给一点资助。走到印度大使馆,他向站岗的中国军队战士说明来意,那个当兵的用手一指:“你到那个房间登记,就可以见你的同学。”不料,郁飞一走进当兵的指定的房间,就被戴上手铐,诬陷他企图叛国。于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又变成没有“叛国意图和行为”的“叛国犯”,接受更加严酷的“强劳”。郁飞就是这样从宁夏到浙江受到整整 18年的“强劳”,才得到平反。至于郁达夫先生的“汉奸”帽子,还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者,经过细致的调查,找到杀害达夫先生的前日本军人,才真相大白,得到昭雪,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我所以要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几位“右派”朋友,是因为我幸免于难,他们却受到大苦大难,我心有不安。同时,梅振乾、王天敏已经被整死了;郁飞在美国患老年痴呆症不能说话了。我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他们呢?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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