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四）
1958 年11 月2 日 至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11月 21日至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以上两次会议统称“武昌会议”。 1957年 2月 27日至 3月 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 3月 25日至 4月 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4月 2日至 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上这两次会议统称“上海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逐步纠正“共产风”、“虚夸风”、“高指标”的会议。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局部纠“左”的措施，而是另外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纠正那些后来被毛泽东看作“鸡毛蒜皮”的缺点，是为了更高的举起“三面红旗”。例如：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组织形式；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提法。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在“武昌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上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毛泽东还解释了他提出的“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并没有减少，只是要压缩一下。决议并要求“继续大跃进。”
第二、讲到缺点错误，毛泽东老是批判别人，教训别人，从不反省自己。他指名批评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主管理论工作的陈伯达等人，又不指名的委过于刘少奇、周恩来和主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例如：他在上海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教训别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的空气。”他提倡敢于批评皇帝的“海瑞精神”。他还反其道而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在会下议论中，彭德怀就说，他本来就是帅，还要挂什么帅？让邓小平作副帅，置少奇总理于何地？本来，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是比较冷落的，为什么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要邓小平作他的副帅呢？是否因为邓小平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执行毛的决策很坚决呢？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辞。
第三、从 1958年 3月“成都会议”以后，各省市对中央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接待工作也在“大跃进”。成都修了一个金牛坝招待所，各省市借金牛坝的图纸普遍的大修高级招待所，一家比一家豪华。例如：武汉有毛的东湖别墅和洪山饭店；陕西有丈八沟招待所；大连有棒槌岛招待所；杭州有刘庄；上海有锦江饭店和毛的专用别墅；等等。就连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去的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也修了高档的招待所。会议的饮食、娱乐，也在进行攀比、竞赛，到了上海会议达到高峰。就住所来说，除了政治局常委，各有专用的别墅以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在锦江饭店都有各自独立的一整套公寓式住房。各省市的随行人员，除了秘书、警卫员以外，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每人都有一个单间，第一书记和其他中央委员有一个大套间。就饮食来说：郑州是吃饭不要钱，不交粮票和伙食费，；不仅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贵宾是这样，对一般宾客也是这样。上海规格最高，早餐和晚上加餐，由服务人员逐一征求个人意见，要吃什么就做什么，然后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中餐和晚餐，每顿换一种地方菜，餐厅贴着条子，“今日扬州菜”，“今日苏州菜，”“今日粤菜”，等等。有一天，胡乔木和我们同桌，他也看不出是什么菜，问了一句：“今天又是那一家的乡风？”每晚的晚会都有好几场，有毛泽东喜欢的交谊舞和华东各省的地方戏曲；有刘少奇、周恩来喜欢的话剧、电影、歌舞。还有保龄球之类的娱乐。会场设置了一个小卖部，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为与会者提供上海牌手表、衣料、食品和日用品。我就买了几块上海表和毛料。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下次的会议在西安开，免得西北人说我瞧不起他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听到这一句金口玉言，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派我到上海会议接待处去取经，学习上海接待经验。上海会议接待处告诉我：上海会议有一个接待委员会，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挂帅，下设秘书组、接待组、文化娱乐组、保卫组。前两个组的负责人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副市长。文化娱乐组组长是上海市文教书记，副组长是上海市文化局长。保卫组组长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副组长是上海卫戍区司令员和东海舰队司令员。他还说：接待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面整修锦江饭店和几大别墅，和准备参观的工厂和旅游点的道路；一面在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收集名菜、名点、名厨，定期集中到上海来。文化娱乐的项目应有尽有。会后还安排与会人员去苏州、杭州旅游，路费和食宿免费。
上海会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会上，先要我报告了向“上海会议”接待处取经的情况。然后作出几个决定：
1、责成常务副省长李启明统管接待准备工作。
2、通过西北协作区办公厅，在西北五省、区征集西北各地的名菜、名食和瓜果。
3、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修建 1号至 7号高档宿舍。其中 1号楼是高大的平房，左右修建两套同一形式和规格的房间，供毛泽东和江青专用，中间有一个小会议厅，正房后面一道走廊通向一排平房，一间是小厨房，另外几间供毛的秘书、警卫员和护士住宿。一号楼的桌椅和床榻都要宽大，床头和两旁都有很宽的放书的地方。一号楼左右两套房间都有一间书房，陈列毛泽东喜欢的善本线装书，书房里还要放一张贵妃榻，供毛躺着看书。在一号楼附近，还修了一个不小的温水游泳池，供毛游泳。我所以要不厌烦琐的介绍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是为了说明：当时，各省、市领导人对毛的生活习惯揣摩的何等细密，照顾得何等周到！这不仅是个人迷信，还有“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之心。 2、 3、 4、 5、 7号楼都是二层小楼，分别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住宿。六号楼是娱乐室，设置象棋、围棋、克郎球 (斯诺克 )、麻将牌等等。
4 、把从西安到丈八沟招待所的公路修建成高级公路。
5 、指定我收集善本线装书，尤其是陕西省特有的古书，为毛布置两个书籍不同、陈列形式一样的书房。
6 、会上也谈到购置高档录音设备问题。此事闯了大祸。虽然毛泽东始终未到西安，在“文革”中，陕西省有一位公安厅长却揭发省长李启明为毛安窃听器，而且始终不改口。所以，陕西省长李启明的第一条罪行，就是为毛安窃听器。其实，李启明只是在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谈到录音设备问题。后来毛未来，自然录音设备也没有安装。
在陕西省劳师动众做好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后， 1959年 7月初，毛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带着李敏、李纳两位公主到丈八沟招待所来查看，并表示满意。可是，毛泽东不仅当年没有来，以后始终不到陕西来。周恩来常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来过。
毛泽东 1947年离开陕北以后，为什么不再到陕西来 ?陕西一些老干部有过议论。有人说：毛泽东暗杀过陕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这个估计太离谱了。其实，中共在西北的军政领导人对毛泽东都很迷信，没有人敢于反对他，更没有力量发动什么“西安事变”也许，毛泽东个人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有心理障碍吧？否则，为什么 1962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会那样反感呢？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