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二
风派是跟风走，是非、去就以强者的风向为转移。东风大就是东风派；西风大就是西风派。爬虫是跟人走，是非去就以后台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不断寻找新的权势更大的后台，为了投靠新后台，不惜“吃谁的饭、砸谁的锅”。风派和爬虫的共同特点，是顺着杆杆向上爬。下面介绍一大一小，一成一败，两个爬虫。
S，是某省党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其为人也小有才。他先后投靠了五个后台。第一个后台，是霸气十足的前任宣传部长。老部长走了背运以后，他又很快地紧跟新部长。新部长以水平高、思想开明、待人宽厚闻名全省。在1955年和1956年，他很注意反对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中的“左”倾冒进倾向。S就专门为他收集反“左”的材料。有一个地委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批判农民中的个人主义，S首先发现，他认为批判个人主义就反对了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左”倾错误，建议部长加以纠正。部长和部务会议一致赞成S的意见，并委托S去做纠正偏差的具体工作。接着，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在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和省、地、县、区、乡五级干部会议上纠正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中的急躁冒进倾向，S也由付处长提升为处长。后来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但是，陕西省委的观点没有改变，由省委第一书记出面承担了反对“左”倾冒进的责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期。有一批从事农村工作的工农干部把反右倾之火烧到省委宣传部长身上。S以为新部长要垮台了，就贴出大字报，批判省委宣传部长的“严重右倾”，并把纠正批判农民中的个人主义的正确作法，当作部长的右倾错误之一，闭口不提那个问题是由他首先提出，并由他做了纠正“左”倾的具体工作。尤其恶劣的是：S认为省委宣传部门右倾的根源是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都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增加工农干部，改变领导成份，由于他本人是以工农干部自居的小知识分子，他的意见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可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在全省深得人心，S等人的攻击，并没有把他拉下台，反而使他进入了省委书记处，而S自己却成为受人鄙薄的人，从此消沉了四年。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而且斗争不断扩大和升级。S以为时机已到，他专门收集阶级斗争的材料，越级向西北局反映。西北局宣传部把他封为“左派”，并要求省委为S建立一个专门研究阶级斗争的研究室。从此，S又投靠了第三个后台——西北局宣传部。“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以后，西北局和省委同归于尽，S又投靠了第四个后台——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他公开宣布：“不打倒×××死不瞑目！”他要拚命打倒的就是50年代的省委宣传部长、60年代的省委第二书记。S还为全省宣传、教育、文化、科学部门的上百个领导干部画出“群丑图”，企图一网打尽。由于S对支左军队和造反派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他的狂热造反，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报偿，只捞到一个地区宣传组付组长的职务。
在“批邓”和“反击反倾翻案风”中，S又以为他可以爬的更高了，就直接投靠中央文革，大写“批邓”文章，还写了一首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诗。可是，孤注一掷，闹得全盘皆输，从此再也没有向上爬的机会了。
G君，原来是一个老干事。从1965年到1987年，六易其主，节节胜利，一直爬到正省级。
他的第一个后台，是他的部长和西北局第一书记。1965年他在反胡耀邦的斗争中表现积极，被提升为付处长。
G的第二个后台，是“文革”中的东派，他是东派建立的领导干部“中心学习小组”最后一个成员，人称“高参”，他又是西北局东派的审干组组长，他参与了东派组织的反对一部分支“左”军队的长达月余的静坐示威。
东派失势以后G又投了第三个后台——支持西派的“支左”部队，尤其受到驻西北局军宣队代表XX的器重。在西北局机关解散后，××先后推荐他担任了地委付书记和省委组织部付部长。他给××写过效忠信。
G投靠的第四个后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派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他们把G破格提拔为省委书记处书记。本来，很早就有人举报G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不信不理。1983年省委第一书记才察觉到G这个人不对头。要求省委组织部重新考察。考察以后G在“文革”中担任两派造反派组织的职务都落实了。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份要求调整G的职务的材料上批示“同意”，并将材料转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认为G不适宜担任1982年提拔的职务，调动G去西藏工作。G坚决不去西藏，并反攻戈一击向中共中央和中组部控告越级提拔他的省委第一书记。
G投靠的第五个后台，是1984年担任省委书记的P君。P和G本来是权力角逐的政敌。但在P担任一把手以后，却把G提为常务书记。G帮助和庇护P以权谋私，任人唯亲；P帮助G打击反对派和排斥异己分子，P对上、对下公开表示领导班子中只有G同能够同他密切配合。1987年，P以权谋私和排斥异已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主管干部的领导人，在谈到P的错误时，已经点了G的名。地方干部以为G会和P同时免职。不料G又投靠了新任的省委书记，由付省级提升为正省级。
G君在20年之内，六易其主，而且他在“文革”造反中的问题，举报者连绵不断，他都能岿然不动。作为一个政客，确有其过人的权术和策略。据我分析：第一、他在改投新主子的时候，都是力量对比已经明朗化、新后台胜算在握的时候，不象前面讲到的那个小爬虫，老是错误的估计形势；第二他对他的后台，善于投其所好，对于已经取胜的“政敌”，能够承认事实，屈已下人；第二、他的根子扎在中组部，在角逐权力和遇到危机的时候，都有人为他说话。
（未完待续）
《议报》第34期 2002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