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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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九

在政治运动中,凡是坐过单身牢房的人被提升到十几个人住一间的“牛棚”,就象上了天堂一样。因为坐单身牢房实在难耐经年累月的孤独;而且昼夜24小时无时不在牢头、禁子监视之下,行止坐卧都没有任何自由。住大“牛棚”有几大优越性:一是,十几个人说说笑笑,苦中作乐,不会感到孤独,二是,“牛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互相庇护,只有个别人是打小报告、咬群献媚的内奸;但是,大多数人团结一致能够制服个别内奸,三是家属可以送东西,难友又能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可以吃饱肚子,不像牢房中那样成天饥饿难忍;四是“牛棚”人多,也是一种力量,一般不会受到体罚。

省委机关牛棚,是由一位勤务员管理的。这些工勤人员大多作风正派,有同情心,不虐待“牛鬼蛇神”。有一天管理“牛棚”的勤务员告诉大家,你们中间有一个特务,是省委某书记的秘书,他经常写条子打小报告,都被我压下去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大堆条子请大家看。从此,大家都能提防那个内奸,他不在“牛棚”的时候,大家说笑打闹,几乎闹翻天,有人发现他正在回“牛棚”来,就说一声“特务来了”,大家立即停止说笑,打开毛主席语录,装模作样地朗诵起来。

后来,我们在“五七”干校,也发现一个“咬群献媚”的内奸。此人是一个三流作家,当时被定为叛徒。我们不知道他的历史问题够不够叛徒,但是他的品质很像一个叛徒。本来,干校规定:每天早晨,受审查的人同“五七战士”一起作早操,那位咬群的作家却向干校领导人提出意见说:“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和五七战士一起上早操不大合适,我们应该多参加劳动,才能改造思想。”干校领导人采纳了那个无耻之徒的意见。从此,在“五七战士”上早操和“天天读”的时间,让受审查的人多参加一个小时的劳动。有一次,在排队买饭的时候,那位咬群作家又在卖弄他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说:“我喜欢吃粗粮,不喜欢吃细粮,我觉得粗粮又好吃,又富有营养。”受审查的人当场就说:“既然你爱吃粗粮,今后我们就用粗粮换你的细粮。”这个咬群献媚的作家,也没有好下场,有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来探望他,发现他的胃病犯了,要求住下来照顾他,干校专案组有一个品质很坏的小头头,不许他的妻子住校,作家抱病去送他的妻子,死在荒郊野外。难友们虽然鄙视这个人,但在他被逼猝死以后,仍然为他料理后事,为他打抱不平。

同棚难友相濡以沫,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庇护,还表现在批头会上的假批真保。我们在“五七”干校有一位难友,原来是国民党的骑兵师长,1946年加入共产党,1947年举行武装起义,“文革”前是省政府的厅长。“文革”中篡改了他的历史,本来他是先入党后起义,新的权势者却说他以入党、不降职、军队不改编作为起义的三个条件,他在“五七”干校锄棉花时,把几棵棉苗当作杂草锄掉了,这种事情,就是专业的棉农也难以避免。可是,“五七”干校却以“大军阀”破坏生产的罪名,联系他的历史问题,在田间批斗,要求同棚的难友也发言批判,难友们就在会上乱喊一气。有的说:“×××,你吹什么牛皮?你在国民党军队才是个师级干部,算什么大军阀?”有的说:“你入党在前,起义在后,你的军队,野战军早就决定不改编。为什么要欺骗组织胡说你以入党和军队不改编作为起义的条件?”

我也搞过明批暗保,也享受到别人的明批暗保。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要求各省市都开展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批判当地出现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学术观点和“毒草”作品。我本来搞综合工作不管文艺和学术。省委书记认为省委宣传部主管部长是老好人,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就派他去参加农村社教,派我主管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我采取的办法,一是:批判计划包罗无遗,把要求批判的人和作品全部列入计划;批判的行动却拖拖拉拉,只批判了两部戏。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不上纲上线。结果,极左分子发现了,给我加上“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

“文革”中,对电影《桃花扇》的批判步步升级,起先批判它为“叛徒”侯方域翻案。后来,陈伯达又根据《桃花扇》结尾时的一只曲子“金陵王气黯然销,桃花扇底送南朝”,认为南朝是指在金陵建都的国民党政府,《桃花扇》“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曲挽歌”。同时他们又要把《桃花扇》这一“反革命大毒草”同“陕西地区的头号走资派”联系起来,并且要我在批斗大会上去作证。我知道省委书记并没有赞成拍摄《桃花扇》,就在会上说:“×××你是个大官僚,你既没有看《桃花扇》改编剧本,又没有看样片,就把《桃花扇》否定了。”批斗会组织者看到拍摄《桃花扇》电影的责任落不到省委书记头上,只好草草收兵。

“文革”中还批判我写过但却未发表的历史剧剧本《白居易》,说这个剧本中有“罢官”问题,也是为彭德怀翻案。起先,我还在辩解:“白居易是诗人,是文官,同彭德怀风马牛不相及”,“白居易被贬官,是由于他反对宦官同藩镇勾结暗杀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要求惩办凶手,讨伐闹分裂的强藩王承宗。”后来,一些人胡搅蛮缠有理也说不清,我再不辩解了,谁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正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群众,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不许胡说,要实事求是。”那些胡搅蛮缠的人也不再纠缠了。这就是“明批暗保”的作用。大字报上给被整的人戴的帽子,也有批和保的区别。有一天,大字报上对省委秘书长C君的称谓变成“这个坏家伙”,C君很高兴,我问他:“高兴什么?”他说:“造反派用‘这个坏家伙’的称谓,就说明‘叛徒’、‘走资派’的罪名都站不住了。”

(未完待续)

《议报》第41期 200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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