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过一批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压不垮、打不倒、砸不碎、煮不烂的铮铮铁汉,弱势中的强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人尤其多。1979年初到1982年5月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元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发现:在“文革”中,西安市正式判处死刑的类似张志新、遇罗克式的英雄人物共有36人。由于当时宣传张志新、遇罗克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对此类宣传有所控制,西安市委和市政府对那36位英雄人物,只是进行了平反昭雪,想宣传却不能宣传。我也没有看到这些人的材料。这里只能介绍几位我知道情况的人。

一个硬汉子是“种谷记”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柳青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在当代西北地区的老作家中,是最高的。他的文艺思想也很开放,不赞成政治权力干涉文艺工作,不赞成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他有高于一般作家的人格魅力,在平时平易、简朴、象一个乡巴佬,在受到批判和打击时坚强不屈。他在“文革”中没有作过检查,造反派要他检讨《创业史》中的问题,他在大会上说:“世界人民自有公论。”他和夫人双双自杀,夫人死了,他被救活了。由于他的态度强硬,一度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老百姓却欢迎他、保护他。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有一天拉上架子车出外,有一位农民问他:“你大概是五七干校的人?”柳青说是。农民又问他:“贵姓?”他说:“我叫柳青。”农民高兴地说:“大作家嘛,咱农民的作家。现在好人都在受罪。”农民把柳青引到家里,隆重招待。从此,干校周围的许多农民都知道柳青在“五七”干校,有的还来看他。柳青是怎么解放的?是外国人解放的。日本青年代表团访问西安,其中有些人喜欢柳青的小说,要求到柳青家里登门访问。可是,当时柳青被赶到西安南郊一个大杂院,住了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太伤中国政府的面子了。于是,外事部门经过请示,给日本青年代表团回答:柳青现在有病,不便接待日本朋友;明年,中国政府组织访日代表团时,让柳青到日本去访问。从此,柳青才被解放了。

又一个硬汉子是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石鲁受到打击的主要问题,不是他的画,而是他对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五条不同意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无数次,石鲁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后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革委会政法组几个人性未泯的干部,请精神病院为石鲁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才没有执行枪决。

在党政干部中,我亲见亲闻的硬汉子也有几个。突出的一个是1963年以前的陕西省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赵伯平。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八万字“意见书”,当时叫“翻案书”。秘书已经替赵伯平准备了批判稿子,但他始终不发言。批判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又不发言。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赵伯平是与会人员中唯一一个不揭发、不批判的人,而且说习是个“好同志”。由于以上这些问题,在“清除反党集团流毒”和反对“单干风”的运动中,赵伯平受到批判、审查、并被降职使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赵伯平被造反派揪回西安批判斗争,一度和我同受“军事监护”,关在一个小院子里,他是2号,我是5号。赵伯平是我们那些囚徒中最坚强的人,他经常采用或硬或软的办法反抗迫害和侮辱,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赵伯平的同级和下级遍布全国各界,找他调查历史问题,要证明材料的单位很多,他年近古稀写材料比较慢,监管人员常来催要,有一次骂赵伯平说:“你是一条老牛,不用鞭子赶,你就不拽犁。”赵伯平说:“我是人民的老黄牛,你没有资格骂我是老牛。我写证明材料,要对人民负责,对同志负责,没有回忆清楚的事,你用鞭子再赶,我也不会写一个字。”

老年人差不多都有便秘的毛病,加上监狱里伙食没油水,又常吃高粱米,老年人便秘更厉害。可是,监狱里规定每天早晨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多数较为通情达理的监管人员并不硬卡时间,少数并非善类的监管人员就要趁机整人。有一次,赵伯平放风超过五分钟,被罚站。伯平说:“体罚是违法的,你说清楚,罚我站多长时间,我给你记下这笔帐。”那个监管人员不认账了,说:“谁罚你了?回房间去。”

军管组规定:受监管人员离开单身牢房到院子里倒污水和接清水,都要喊报告,经过允许才能出来。有一天,赵伯平用两只手扶住窗台,大声说:“报告,我要出去打水。”一个小班长,嫌赵伯平没卑躬屈膝,就说:“你的架子还不倒,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伯平说:“我从来没有骑在人民头上。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于欺压人民、血债累累的特务、反动分子,我杀得也不少。”小班长暴跳如雷地叫喊:“谁是反动分子,你敢反军!”赵伯平说:“我做过红军和解放军的政委,到底是你反军还是我反军?”小班长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赵伯平说:“什么东西?人民公仆,共产党员。”小班长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已不要你了,你还敢翻案?”伯平说:“我翻什么案?谁给我定过案?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开除我,你怕没有个资格。”其他监管人员看到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把那个小班长拉走了。此后,监管人员再也不敢欺侮赵伯平了。可见,闫王和小鬼都害怕习方平式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未完待续)

《议报》第42期 200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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