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过一批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压不垮、打不倒、砸不碎、煮不烂的铮铮铁汉，弱势中的强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人尤其多。1979年初到1982年5月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元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发现：在“文革”中，西安市正式判处死刑的类似张志新、遇罗克式的英雄人物共有36人。由于当时宣传张志新、遇罗克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对此类宣传有所控制，西安市委和市政府对那36位英雄人物，只是进行了平反昭雪，想宣传却不能宣传。我也没有看到这些人的材料。这里只能介绍几位我知道情况的人。
一个硬汉子是“种谷记”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柳青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在当代西北地区的老作家中，是最高的。他的文艺思想也很开放，不赞成政治权力干涉文艺工作，不赞成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他有高于一般作家的人格魅力，在平时平易、简朴、象一个乡巴佬，在受到批判和打击时坚强不屈。他在“文革”中没有作过检查，造反派要他检讨《创业史》中的问题，他在大会上说：“世界人民自有公论。”他和夫人双双自杀，夫人死了，他被救活了。由于他的态度强硬，一度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老百姓却欢迎他、保护他。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有一天拉上架子车出外，有一位农民问他：“你大概是五七干校的人？”柳青说是。农民又问他：“贵姓？”他说：“我叫柳青。”农民高兴地说：“大作家嘛，咱农民的作家。现在好人都在受罪。”农民把柳青引到家里，隆重招待。从此，干校周围的许多农民都知道柳青在“五七”干校，有的还来看他。柳青是怎么解放的？是外国人解放的。日本青年代表团访问西安，其中有些人喜欢柳青的小说，要求到柳青家里登门访问。可是，当时柳青被赶到西安南郊一个大杂院，住了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太伤中国政府的面子了。于是，外事部门经过请示，给日本青年代表团回答：柳青现在有病，不便接待日本朋友；明年，中国政府组织访日代表团时，让柳青到日本去访问。从此，柳青才被解放了。
又一个硬汉子是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石鲁受到打击的主要问题，不是他的画，而是他对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五条不同意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无数次，石鲁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后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革委会政法组几个人性未泯的干部，请精神病院为石鲁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才没有执行枪决。
在党政干部中，我亲见亲闻的硬汉子也有几个。突出的一个是1963年以前的陕西省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赵伯平。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八万字“意见书”，当时叫“翻案书”。秘书已经替赵伯平准备了批判稿子，但他始终不发言。批判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又不发言。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赵伯平是与会人员中唯一一个不揭发、不批判的人，而且说习是个“好同志”。由于以上这些问题，在“清除反党集团流毒”和反对“单干风”的运动中，赵伯平受到批判、审查、并被降职使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赵伯平被造反派揪回西安批判斗争，一度和我同受“军事监护”，关在一个小院子里，他是2号，我是5号。赵伯平是我们那些囚徒中最坚强的人，他经常采用或硬或软的办法反抗迫害和侮辱，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赵伯平的同级和下级遍布全国各界，找他调查历史问题，要证明材料的单位很多，他年近古稀写材料比较慢，监管人员常来催要，有一次骂赵伯平说：“你是一条老牛，不用鞭子赶，你就不拽犁。”赵伯平说：“我是人民的老黄牛，你没有资格骂我是老牛。我写证明材料，要对人民负责，对同志负责，没有回忆清楚的事，你用鞭子再赶，我也不会写一个字。”
老年人差不多都有便秘的毛病，加上监狱里伙食没油水，又常吃高粱米，老年人便秘更厉害。可是，监狱里规定每天早晨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多数较为通情达理的监管人员并不硬卡时间，少数并非善类的监管人员就要趁机整人。有一次，赵伯平放风超过五分钟，被罚站。伯平说：“体罚是违法的，你说清楚，罚我站多长时间，我给你记下这笔帐。”那个监管人员不认账了，说：“谁罚你了？回房间去。”
军管组规定：受监管人员离开单身牢房到院子里倒污水和接清水，都要喊报告，经过允许才能出来。有一天，赵伯平用两只手扶住窗台，大声说：“报告，我要出去打水。”一个小班长，嫌赵伯平没卑躬屈膝，就说：“你的架子还不倒，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伯平说：“我从来没有骑在人民头上。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于欺压人民、血债累累的特务、反动分子，我杀得也不少。”小班长暴跳如雷地叫喊：“谁是反动分子，你敢反军！”赵伯平说：“我做过红军和解放军的政委，到底是你反军还是我反军？”小班长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赵伯平说：“什么东西？人民公仆，共产党员。”小班长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已不要你了，你还敢翻案？”伯平说：“我翻什么案？谁给我定过案？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开除我，你怕没有个资格。”其他监管人员看到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把那个小班长拉走了。此后，监管人员再也不敢欺侮赵伯平了。可见，闫王和小鬼都害怕习方平式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未完待续）
《议报》第42期 2002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