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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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十一

虽然,“文化大革命”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群众性的极左思潮,各个阶层都有大批民众如痴如狂,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性。但是,错误思潮从来不会席卷全民.在那些严峻的岁月,许多普通人保持了善良、正直的人性,受难者处处都能遇到同情者和保护人,我自己就遇到很多好人。

1966年12月29日,我和其他十几个全省最大的“牛鬼蛇神”被拉到全市游街示众,由于监狱的牢头、禁子不给我取棉衣,我当时还穿着一身秋季衣服,冻得狼狈不堪。有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看到我游街的狼狈相,就设法找到我的妻子,要她赶快给我送棉衣、棉鞋,并且告诉她,可以送到负责组织游街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去。那位中年妇女还怕有人跟踪捣乱,就对我的妻子说,让我顺便借你们家的一件用具,如果有人盘问:我就说是来借东西的。正好,西军电的红卫兵也在主动找我的妻子送棉衣。因而,在12月31日,我的妻子就把棉衣、棉鞋送到我手里,而且,从此就可以经常同我见面了。1969年我在军事监护中也遇到好心人。一个是炊事员,他知道我饭量大,吃不饱,有了剩饭就送给我吃。另两个是公安战士,其中一个多次发馒头,不收我的饭票;另一个常常给我买一些食品,后来,因此而被开除军籍。

1971年,我在五七干校突发肠胃病,腹疼剧烈。专案组派一个人送我回省会治疗。到了省医院,本来,给“牛鬼蛇神”治病,只用实习大夫就可以打发了。可是,内科主任看到我来了,假装不认识,推开实习大夫,亲自为我检查,检查过后,一言不发,只在诊断书上写“住院检查,排除肠道新生物”。“新生物”是肿瘤的代名词,陪我就诊的专案人员向干校领导人汇报以后,干校大概以为我快要死了,就撒手不管了。可是我住院检查很自由,每天都可以回家。检查拖拖拉拉拖了将近一年,内科主任才给我写了一个诊断书,确诊为“神经性肠痉挛”,并说,由于肠道发生痉挛,在结肠处结成一个疙瘩,才误诊为“新生物”。这一次,由于医生的保护,得到一年自由自在的时间,而且在病房里还结交了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公安战士,后来以叔侄相称,给我许多帮助和保护,1975年我被下放到商洛地区时,他把我护送到商县。

我在商洛地区四年,又受到保护和照顾。本来省委通知,要把我放到农村的基层,那就是生产队了。商洛地区却把我分配到商县城内的地区林业站。林业站没有给我具体任务,只让我到商洛各县作调查研究。商洛农办主任C君同我互不相识,却常常请我到他家去吃饭、聊天。他下乡时常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商洛地区农林部门的许多干部都成为我的朋友。这样过了一年,省委发现我不在基层,就对商洛地委提出意见,商洛地区才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一个生产队去作驻队干部。当时,山区农民十分贫苦,我所住的生产队,有经常没盐吃的,有一生没有点过灯的。我买了一些盐和煤油、油灯,送给那些最贫困的人。有些好心的农民劝我以后不要送了。他们说:在山区,象这样的穷人多得数不清,你有多少工资,你能管得了几户。何况,你现在这样的处境,遇到那些拨是弄非的人,说不定会打小报告,说你“拉拢贫下中农”。基层干部给我派的农活,也是最轻的。1976年“批邓”,按当时的规定,受审查的干部也必须参加,人人都要表态。公社书记看我面有难色,就说:“县上要开‘批邓’的会议,我少不了要发言,你帮助我写一个稿子,由我去讲,就算你的任务也完成了。”1976年4月20日,在“天安门事件”半月之后,省上通知我从下放地区回去看审查结论。4月22日,我看到的结论是:“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上降四级。”当时,一些朋友估计省上对我还有新的打击,就让我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并且教我,目光要发直,回答问题要错乱。后来,精神病院给我开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证明,又一次逃脱了新的打击,也不到生产队去劳动了。1977年,我给商洛林业局写信说:我要到北京去申诉,他们不仅同意,而且给以支持。

为了保护我而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省委宣传部高等教育处的张祖望。此人是西北工学院地下党、团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就担任共青团西北工大团委书记,到省委以后,职务级别始终没有提升,没有得到我们的半点好处。但在1967年却贴出大字报,为我翻案,为原省委的一、二把手胡耀邦、赵守一翻案。起先,支“左”部队还曾表示支持,但在1968春季,全国反对“翻案风”时,张祖望被打成“赵林翻案集团”的“急先锋”、“小爬虫”。有一次批斗省委第一书记赵守一时,造反派强迫张祖望爬在赵守一的脚下,一个造反派在他身上踩了一只脚。张祖望始终不承认他为我们翻案是错误、是罪行,造反派进一步问他:“你死保这两个人,那么,你承认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张祖望说:“我不了解刘少奇的历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造反派又说:“党的八届十二次全会已经给刘少奇作了结论,难道你不相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结论?”张祖望说:“我又看不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材料,我不知道那些材料是否真实?”这样一来张祖望的问题大大升级,变成为刘少奇翻案的“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起来,挨打、受饿,在数九严寒的天气,每天早晨被造反派用自来水管浇得浑身颤抖。他逃走了六次,每次都被外地造反派抓往,打得体无完肤,然后送回西安,再关,再斗,再打。久而久之,张祖望精神完全分裂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精神分裂基本治好了,但却弱不禁风,经常头痛,全身疼痛,不能读书,不能工作,也不能走到几百步以外,这是一个仗义执言,坚韧不拔,坚贞不屈而又终生致残的无名英雄。

(未完待续)

《议报》第43期 200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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