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十一
虽然，“文化大革命”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群众性的极左思潮，各个阶层都有大批民众如痴如狂，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性。但是，错误思潮从来不会席卷全民.在那些严峻的岁月，许多普通人保持了善良、正直的人性，受难者处处都能遇到同情者和保护人，我自己就遇到很多好人。
1966年12月29日，我和其他十几个全省最大的“牛鬼蛇神”被拉到全市游街示众，由于监狱的牢头、禁子不给我取棉衣，我当时还穿着一身秋季衣服，冻得狼狈不堪。有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看到我游街的狼狈相，就设法找到我的妻子，要她赶快给我送棉衣、棉鞋，并且告诉她，可以送到负责组织游街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去。那位中年妇女还怕有人跟踪捣乱，就对我的妻子说，让我顺便借你们家的一件用具，如果有人盘问：我就说是来借东西的。正好，西军电的红卫兵也在主动找我的妻子送棉衣。因而，在12月31日，我的妻子就把棉衣、棉鞋送到我手里，而且，从此就可以经常同我见面了。1969年我在军事监护中也遇到好心人。一个是炊事员，他知道我饭量大，吃不饱，有了剩饭就送给我吃。另两个是公安战士，其中一个多次发馒头，不收我的饭票；另一个常常给我买一些食品，后来，因此而被开除军籍。
1971年，我在五七干校突发肠胃病，腹疼剧烈。专案组派一个人送我回省会治疗。到了省医院，本来，给“牛鬼蛇神”治病，只用实习大夫就可以打发了。可是，内科主任看到我来了，假装不认识，推开实习大夫，亲自为我检查，检查过后，一言不发，只在诊断书上写“住院检查，排除肠道新生物”。“新生物”是肿瘤的代名词，陪我就诊的专案人员向干校领导人汇报以后，干校大概以为我快要死了，就撒手不管了。可是我住院检查很自由，每天都可以回家。检查拖拖拉拉拖了将近一年，内科主任才给我写了一个诊断书，确诊为“神经性肠痉挛”，并说，由于肠道发生痉挛，在结肠处结成一个疙瘩，才误诊为“新生物”。这一次，由于医生的保护，得到一年自由自在的时间，而且在病房里还结交了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公安战士，后来以叔侄相称，给我许多帮助和保护，1975年我被下放到商洛地区时，他把我护送到商县。
我在商洛地区四年，又受到保护和照顾。本来省委通知，要把我放到农村的基层，那就是生产队了。商洛地区却把我分配到商县城内的地区林业站。林业站没有给我具体任务，只让我到商洛各县作调查研究。商洛农办主任C君同我互不相识，却常常请我到他家去吃饭、聊天。他下乡时常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商洛地区农林部门的许多干部都成为我的朋友。这样过了一年，省委发现我不在基层，就对商洛地委提出意见，商洛地区才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一个生产队去作驻队干部。当时，山区农民十分贫苦，我所住的生产队，有经常没盐吃的，有一生没有点过灯的。我买了一些盐和煤油、油灯，送给那些最贫困的人。有些好心的农民劝我以后不要送了。他们说：在山区，象这样的穷人多得数不清，你有多少工资，你能管得了几户。何况，你现在这样的处境，遇到那些拨是弄非的人，说不定会打小报告，说你“拉拢贫下中农”。基层干部给我派的农活，也是最轻的。1976年“批邓”，按当时的规定，受审查的干部也必须参加，人人都要表态。公社书记看我面有难色，就说：“县上要开‘批邓’的会议，我少不了要发言，你帮助我写一个稿子，由我去讲，就算你的任务也完成了。”1976年4月20日，在“天安门事件”半月之后，省上通知我从下放地区回去看审查结论。4月22日，我看到的结论是：“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上降四级。”当时，一些朋友估计省上对我还有新的打击，就让我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并且教我，目光要发直，回答问题要错乱。后来，精神病院给我开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证明，又一次逃脱了新的打击，也不到生产队去劳动了。1977年，我给商洛林业局写信说：我要到北京去申诉，他们不仅同意，而且给以支持。
为了保护我而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省委宣传部高等教育处的张祖望。此人是西北工学院地下党、团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就担任共青团西北工大团委书记，到省委以后，职务级别始终没有提升，没有得到我们的半点好处。但在1967年却贴出大字报，为我翻案，为原省委的一、二把手胡耀邦、赵守一翻案。起先，支“左”部队还曾表示支持，但在1968春季，全国反对“翻案风”时，张祖望被打成“赵林翻案集团”的“急先锋”、“小爬虫”。有一次批斗省委第一书记赵守一时，造反派强迫张祖望爬在赵守一的脚下，一个造反派在他身上踩了一只脚。张祖望始终不承认他为我们翻案是错误、是罪行，造反派进一步问他：“你死保这两个人，那么，你承认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张祖望说：“我不了解刘少奇的历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造反派又说：“党的八届十二次全会已经给刘少奇作了结论，难道你不相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结论？”张祖望说：“我又看不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材料，我不知道那些材料是否真实？”这样一来张祖望的问题大大升级，变成为刘少奇翻案的“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起来，挨打、受饿，在数九严寒的天气，每天早晨被造反派用自来水管浇得浑身颤抖。他逃走了六次，每次都被外地造反派抓往，打得体无完肤，然后送回西安，再关，再斗，再打。久而久之，张祖望精神完全分裂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精神分裂基本治好了，但却弱不禁风，经常头痛，全身疼痛，不能读书，不能工作，也不能走到几百步以外，这是一个仗义执言，坚韧不拔，坚贞不屈而又终生致残的无名英雄。
（未完待续）
《议报》第43期 2002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