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就是国魂和民魂。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一个人没有灵魂就是死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灵魂就是虽生犹死的一群行尸走肉。鲁迅逝世以后，国人称之为“民族魂”。胡耀邦逝世以后，国人称之为“国魂”或“中国魂”。可见，民众需要国魂、民族魂。民众需要民族精神。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优秀的精神素质的。否则，它就不会凝聚成为一个五千年来代代相承、持续生存和发展、而且强盛多于衰弱、和平多于侵略与被侵略的伟大的民族，就不会相继出现炎黄创业、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成康刑措、周召共和、先秦学术、两汉功业、盛唐文明、宋代科技、郑和下西洋、以至清代的康乾盛世。
儒、道、墨、名、法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包含着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的劣性遗产，但是，他们当中的优性价值理念，如民本主义、仁民爱物、信义廉耻、中庸和谐以及兼容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和各种少数民族的精神，曾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哺育出群星灿烂的民族的脊梁。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5．4”以后，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的现代普世价值观念传入中国，但却没有普及。普及到民间成为新的民族精神的，是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爱国主义。凭借这种精神，中国人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了濒临灭亡的祖国，取得了民族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又成为新的民族精神。凭借这种民族精神，中国大陆人民推翻了专制、腐败的蒋介石政府，初步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基础，提高了国际地位。
1954年以后，毛泽东撕毁了各民主党派在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终止了新民主主义。他先后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企业家的一切私有家产；用一党专政取代了多党联合政府；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对知识份子、资产者和农民、工人进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用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党天下”，消灭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这样就使身在大陆的中国人丧失了原有的精神家园，降低了精神素质。比如：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本来是中国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可是，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我们这些中国人你整我、我整你，你骗我、我骗你，把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骂得狗血淋头，骗得昏头昏脑，大家的人格尊严都扫地以尽。可是，当时的我们并不觉得羞耻。一群连羞耻感、尊严感和同情心都没有的人，一群靠说假话和互相残杀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命的人，还有什么良知？还有什么人格？还有什么精神素质。
上面讲到的情况还不是最坏的。那时，不论真信、假信或是半真半假的信，总还有一个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在维系人心。1989年6月4日一声炮响摧毁了维系人心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在畸形的经济开放中，在强权压制以外又加上金钱的诱惑，一切固有的和新加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都土崩瓦解。大部份中国人完全变成精神家园的流浪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贪污腐化的普遍化、弄虚作假的普遍化、荒淫堕落的普遍化、欺压人和被欺压的普遍化。所谓普遍化，就是：不论官场、商场、农村、军警、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信息、传媒部门，贪污腐败、弄虚作假、荒淫堕落和人欺负人的事件和现象，都是层出不穷、罄竹难书。神州大地，到处乌烟瘴气，很难找到多少净土了。
因此，重塑民族精神，是一个刻不容缓而又需要长期进行的一项根本性的重大任务。
为什么说重塑而不说重振或发扬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儒、释、道融合、还是儒、道、墨、名、法融合，它们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作为一种价值系统，都已经过时了。连东亚价值、东亚模式的倡导者李光耀先生，现在也承认它们过时了。所谓“儒教资本主义”、“儒教自由主义”、“儒教现代化”，都是不能成立和成功的。现代的中国人只能以“人权、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的全球化普世价值为主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永恒作用的理念，来辅助和丰富普世价值。比如：儒家的中庸和谐、推及己人；道家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杨朱的贵生、重己；墨家的兼爱和互助、互利；等等。同时要采用中国人习闻乐见的表达形式。
不以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为主体，就没有现代性和时代精神；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不采用中国人习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就不能在中国这块广土众民中普及和扎下根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上述意见也可以简称为：以全球化为主，以民族化为辅。如何操作？其实也不复杂。对于全球化的普世价值，放手拿过来；对于目前还保留在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中的文化传统，批判和清除其劣性成分，肯定和保留其优性成分。自然，在拿来西方先进的普世价值和保留中国优性文化传统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引进错了和保留错了的现象。那就进行再批判、再选择好了。
重塑民族精神和建立公民社会一样，现在就可以在民间起步和积极进行。但是，它的完成和完善，还有待于国家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后，再由政府和民间结合起来去进行和完成。
民主论坛2001.5.1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