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五四、六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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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也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国难十周年。

“五四”和“六四”具有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

“五四”精神,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肯定人的个人价值和天赋权利,争取人人自由、平等;争取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科学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它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中国人新的觉醒,预示着中华大地自由的曙光、光明的未来。

“五四”精神,八十年来代代相传,不绝如缕。但是,在全国全民的范围都发生了断裂现象。断裂的原因,既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不是全盘反传统导致了政治激进主义。

救亡国家和民主启蒙,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越是要救亡,越是要实行民主,以便调动和发挥全体国民救亡图存的积极性;越是能够实行民主,就越能唤起民众,增强救亡图存的力量。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把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结合起来解决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实行了有限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的自由。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全民的全面抗战。

“五四”运动也没有全盘地反对中国传统,它所反对的只是儒学“定於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反对儒学(正统)中对科学和民主妨碍最大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忠、孝、节、义的奴隶道德。“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反得过头,而是由於“五四”精神的断裂,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没有进行持续的、彻底的反对,才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继承了很多封建传统的糟粕。例如:帝王思想、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宗族主义、平均主义、复仇主义等等。“五四”精神的断裂,是由於国民党改组後,“以俄为师”,在中国造成了两个按照苏俄共产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实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极权主义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都不去进行民主启蒙的工作。由“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也进行过恢复“五四”精神的斗争。例如:三十年代,胡适、罗隆基、王造时等开展的人权运动;四十年代,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励、曾琦、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所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前者,受国共两党的夹攻而昙花一现;後者,无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分别依附於共产党和国民党。其他自由主义者,只能从事科学、技术、教育等专业工作而成为无力过问国家大事的边缘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也发生过“五四”精神的复苏。例如: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的所谓“右派进攻”;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民主墙”和“民办刊物”运动。可惜,这些运动尚未扩展,就被中共保守派镇压下去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主要诉求是反对“四人帮”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可以说是在技术层面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也有反对专制主义的意义。可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自由的问题,只有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由悼念含冤去世的中国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耀邦而引发的“争民主、反腐败”的运动,才在全国全民的范围恢复和发掘了多年中断的“五四”精神。八九民运,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有二十个省市的上千万人参加),组织程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五四”运动和中国近现代一切民主运动。这是由於走了七十年曲折道路,经过反思、忍耐重新生长起来的民主意识和抗争精神,更加普及也更加提高了。

八九民运的规模史无前例,邓小平镇压人民运动的规模和残酷性也是史无前例。几十万国防军动用中国最精锐的坦克和枪炮,穷凶极恶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死伤数字民间尚无精确统计。姑且说死者逾千,伤者上万,被捕和受到各种打击的人数以万计,其中被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数以千计,这是绝无夸张的。同中国历史上的民众集体请愿相比,西汉皇帝时,一千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反对不法大官僚的鲍宣鸣冤,结果鲍宣得以减罪,上书者未受伤害。北京太学生陈东多次止书要求抵抗全国侵略,也未受伤害。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一千三百名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未受打击。“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在“五四”、“六三”、“六四”遭到三次拘捕,都在三天内被释放,无一伤亡。一九二五年,吴佩孚制造的“二七惨案”,杀死工人四十余人,打伤数百人拘捕四十余人。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打死学生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人。一个月未到,段政府就被冯玉祥赶下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杀死工人三百余人,拘捕五百余人。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制造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打死於再、潘琰等四人。一九四六年的“李闻血案”,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和闻一鹤三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生联合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受伤者一百余人,被捕者二十余人,无一死亡。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北京、南京、太原、西安、郑州、杭州等大城市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工人民兵的镇压!但却没有出动正规军,也没有开枪。(上述事件的情况和数字,引自一九八0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有的未受镇压,已受镇压的规模和残酷性,远远不能同“六四”大屠杀、大镇压相比。

正是由於八九民运的规模史无前例和“六四”大屠杀、大镇压的规模与残酷性史无前例,这场运动,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它催化了前苏联和东欧、中欧几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雪崩现象,一面面红旗变色,一顶顶王冠落地。可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六月四日一声炮响在半个世界葬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说:中国人的流血牺牲,促进了前苏联和东欧、中欧三亿多人民不流血的解放。这正是邓小平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回报,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献礼。功呼?罪呼?

“六四”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六四”以後的十年,由於中共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在六七年内保持了增长的势头,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海外投资也大大增加了。但是,用“五四”精神来衡量,同第一个十年改革相比,在政治上向专制主义大倒退,在文化教育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发生了局部的倒退。其主要表面是:

一、特务政治,不断强化

毛泽东时代,主要是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靠特务政治。胡耀邦、赵紫阳具有人道、民主精神,也不靠特务政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关和特务工作,是在“六四”以後才不断强化的;一九九九年,又在增加人员,加强戒备。这些特别机关和特务分子,对持有不同意见和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公民,监听电话,检扣邮件,跟踪监视,冻结或没收来自海外的稿费、人权奖金和人道主义资助,经常干扰居住、迁徒、旅行的自由;违反中国政府自订的《刑事诉讼法》,连续传讯、传唤,逾期拘留,任意搜查、抄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非法实施“监视居住”、“劳动教养”等不经审判的刑罚;甚至不用传讯、拘留、逮捕的任何证件和书面合理化建议,用绑架的形式将公民拘押数日、数月以至一年。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对结社、组党者判刑,游行示威者判刑,向海外传媒报导真实情况者判刑,在海外报刊发表文章者判刑,发表竞选演说、竞选人民代表者判刑。甚至对为执政党的合法领袖胡耀邦的墓的公民,也要阻挠、传讯以至不用任何证件拘留六十九个小时,总之是无法无天。

二、有限的言论、出版、创伤、学术自由得而复失

本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期间,曾经废除了书、报、刊物审查制度,实行“文责自负”,同时倡导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六四”以後,这些有限的自由得而复失。当局把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公共媒体置於执政党宣传部门的严格控制之下,迫使媒体充当“党的喉舌”,用并不高明的谎言来掩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矛盾和人民的呼声。他们强制全体公民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只允许公民接受一个主义、一种舆论和来自一个渠道的信息,不允许公民接受官方排斥的思想、舆论和价值体系。他们严格控制学术和文艺团体的活动,查禁官方禁忌的报纸、刊物和作品。他们一面限制和压制那些严肃而有个性、有价值的学术、艺术创造,一面放任平庸、粗糙、淫秽、荒谬的文学和政治性著作,使中国大陆文坛、书坛出现了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帝王热”、“调侃热”、“迷信热”、“色情热”、“说不热”。

三、贪污腐败、旷古未有

专制政治同畸形的经济改革结合,导致了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一些权势者及其关系户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和企业承包、改制等所谓“改革的机遇”,加上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肆无忌惮地吞食和鲸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贷款和土地,成为拥有百万、千万、亿万资产的暴发户;同时,通过“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大占超标准的公费宿舍,大买超标准的公费汽车,以至公费赌博、嫖娼,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这些贪官污吏,越反越多,越反越大,以至民众评论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非官也贪。”所谓“非官也贪”,就是说:掌握医疗权的医生、护士、药剂员,掌握招生权和考试权的校长、教师;掌握贷款权的信贷员;掌握购销权的采购员、推锁员;掌握新闻报导权的记者、编辑等等,相当多的从业者也接受贿赂。

总之,制度性的腐败,从高层到基层,从政府到社会,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加上,现在官吏之多,史无前例。因此,腐败普遍和严重,是旷古未有的。

四、假、冒、伪、劣,充斥社会

科学,是“五四”的两面旗帜之一。科学的精神就是求真、求实。可是,“六四”以後,中国大陆却滋长了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之风。

在官场,不仅有冒充党、政、军官员和冒充达官贵人後代的人;更多的是有欺骗人民、危害国家的假话、假数字、假政绩;有假冒伪劣的提坝、桥梁、道路和其他公共建筑;还有假人权,假民主,假法治。

在商场,起先还只有假药、假烟、假酒,现在发展到一切商品都有假冒伪劣。老百姓购物提心吊胆,防不胜防。

弄虚作假之风也渗入文坛、教坛。有假唱、假舞,有抄袭和剽窃他人著作,有不合格的教授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还有冒名顶替的教师和学生,盗版书更是充斥文化市场。

五、公平、正义,横遭践踏

没有民主、法制保障和制约的畸形经济改革,造成中国大陆太大、太快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社会成员中一部分文化和人格素质低下者,不是依靠卓越的才能、良好的经营、辛勤的劳动和公平的竞争,先富起来,而是依靠权力、关系和坑、蒙、拐、骗暴发起来,成为有钱有势,作威作福,一掷千金、一食万金的商界宠儿,社会明星。而那些为国家无私奉献一辈子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离退休干部和正直的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却被抛到社会的底层,成为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领不到工效的在职工人和农民都是,不能再就业的下岗工人,和饱受谷贱伤农与苛捐杂税之苦的贫因农民,更处於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悲惨境地。

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崇高理想,是现代民主社会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两个支柱和奋斗目标,是人权的根本要求,也是原始社会主义和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社会的公平、公正遭到践踏,那就谈不上什么人权、民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

六、社会风气赌博,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金、权政治腐蚀了社会肌体,毒化了人们美好的心灵。人类社会和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诚实、善良、仁爱、正义和重视人格、操守的良风美俗遭到严重的败坏。道德沦丧,价值观念错位。滥用职权,作威作福,贪污腐败,损公利私,成为官场的惯例。抗、蒙、拐、骗,巧取豪夺,成为商场的党规。赌博、迷信,遍及城乡,卖淫嫖娼,深入集镇,大修坟墓,大搞宗族活动,也成为许多富裕地区的风气。

社会问题成堆,社会不公严重和社会风气败坏,成为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根源。而在惩治犯罪活动的时候,又没有严格实行法治,却沿用了邓小平先生发明的一年抓几次的“严打运动”。罪犯们都摸到了规律,“严打”时销声匿迹,“严打”後继续作案。结果是罪犯越打越多,社会治安持续恶化。甚至出现了以杀人、放火、爆破向社会复仇、泄愤的杀人狂、破坏狂。广大公民生活中缺乏安全感,不能享受到“无所戒惧”的自由。

为什么在“六四”以後,中国社会发展了以上这些同八十年代相比是倒退,同五十年代相比也是倒退的严重问题。这是由於“六四”大屠杀使中国的权势者丧失了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合法性,撕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的面具,肆无忌惮地充当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官老爷,把人民当作任其役使和压迫的家奴。这也由於“六四”大屠杀摧毁了第一个十年改革在人民中积累起来的敢於当家作主、敢於行使自己公民权利的民气和士气,一度造成逆来顺受、万马齐喑的局面。

国家的昌盛,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必须有一股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的民气和士气。民气不振,士气低落,必然使整个社会百病丛生。

但是,“六四”以来的十年,中国大陆也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变化。由於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由於执政当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对人民争取自己生存、自由权利的合理诉求,进行了严厉的打压,惯於忍受压迫和苦难的中国人,其忍耐的程度已经接近和达到极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越来越走向自觉。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自由公民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学术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健康力量以及执政党和民主党派内的民主主义者,就象石头缝隙迸出的野草一样,竭力冲破言禁,自发地、艰难地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涌现了一批既有功力又有勇气和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刮起了一阵强有力的自由主义的春风,从各个学术领域宣扬“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宣扬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终极关怀;宣扬民主和法治。这一股自由主义思潮,冲破了邓小平用以维护政治的文化专制主义,胡耀邦因此罢黜的“反对自由化”的紧箍咒对官方垄断的意识形态。这是“五四”精神的复苏和发展。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它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进行再一次文化启蒙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还是要继承、发扬和实践“五四”精神,坚持民主和科学的发展道路。

现在,执政当局只强调“科教兴国”,而不强调人权和民主,这同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只是跛脚走路,是行不能、走不好的。民主和科学,都是建设现代社会的要素,不可以偏废。只要科学不要民主,小而言之,就会像“大跃进”中制造亩产万斤粮的“卫星田”和日产万吨、十万吨的钢铁卫星一样,是反科学的神话、笑话;大而言之,就会像制造原子弹、氢弹和生物武器一样,可以用於毁灭人类,危害世界和平。何况,“五四”时代提倡的科学,不仅是技术层次的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学术层次的完善各门学科建设和提高学术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提倡求真、求实,反对弄虚作假和愚昧、迷信。要养成这种科学的精神,就不能没有民主的制度。

“五四”时代提倡的民主,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民主一样,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为支柱,以宪政为形式的民主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离开了科学,民主制度、民主原则就没有精确的科学界定,也不能防止假民主以伪乱真。

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道路,必须是理性的、公开的、非暴力的、有秩序的。不能再走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道路;不能再用建立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活动的手段,也不能再搞无秩序的造反行动。因为实行民主化的道路、方式、手段也必须符合民主的原则。暴力斗争和秘密组织,必然要建立一套等级森严、单线联系的严格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那种做法容易成为培养帮派、特权和个人野心家的温床,同民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应该再用。由於人权和民主,都要公民自下而上地去争取,这就必然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民众运动。不过,不论规模多大的民众运动,都要保持理性、有秩序地进行,防止出现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暴官政治差不多,都是无民主之可言的。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希望执政党对人权和民主化采取主动态度,把执政者自上而下地实行民主同公民自下而上地争取民主结合起来。执政党如果愿意变被动为主动,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解决广大民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就是“六四”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工人下岗和领不到工资的问题,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问题。解决“六四”问题,有上策和中策。上策是干脆利落地否定邓小平等人武断作出的“动乱”、“暴乱”的错误定性,明确肯定“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是反动的,是国耻和国难;然後按照正确的评价,给死者以抚恤和褒扬,给生者以解放和补偿。中策是暂时不进行正确评价,也不坚持过去的错误定性,先以实现民族和解的名义,抚恤死者,解放生者,释放一切政治犯。正确的评价,不是不作,而是留待以後去作。解决这个问题,绝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只会促进社会稳定。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了几十年造成的“冤、假、错案”,并没有影响社会稳定,而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

工人下岗问题,如果政府无力解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不如暂停下岗,集中力量解决过去已下岗和现在领不到工资的工人的安置和生活保障问题。今後最好先建立社会保障(包括保险)制度和基金,然後精简职工。

农民中的苛捐杂税问题,压制农民不行,单纯下命令禁止苛捐杂税也不行。根本问题在於基层干部数量太大,素质极差,政府发不出工资,他们就只能向农民伸手。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是,立即实行乡、镇、村长的直接民选,中共乡镇党委也由全乡镇中共党员直接选举。然後由民意的领导班子大幅度地精简机构和人员,切实地废除苛捐杂税。

第二步,政府尽快地把已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交全国人大批准并依据这两个人权公约检查和修改国内的法律和法规,使其同两个人权公约保持一致;然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立法与司法一致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国民都能享有充分的人权。

第三步,修改宪法,废除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修改对国家性质的提法,删掉罗列许多具体政策的繁琐规定。然後通过多党平等竞争和全民选举,建立以保障人权为目标,以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为支柱的,既有全国统一性,又有高度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权。

如果执政党能够掌握民主改革的主劝权,就有可能在民主选举中获胜,继政执政。如果执政党坚持抵制和压制民主改革,那就只有让其他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来掌握主动权了。

不管怎样,民主化、科学化,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滚滚向前,中国的未来必然充满光明。□

北京之春199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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