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吹来一阵告别之风，有人要“告别主义”。有人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要告别意识形态，王蒙先生提出“不争主义”。那是要同一切争论告别。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写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提出一系列必须和如何告别革命的论点。这样看来，在近代次第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主义、争论，意识形态以至革命，都要随着本世纪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了。那么，下个世纪人类是否会进入一个无意义、无理想、无争端的太虚幻境呢？到了那个世界，人类是否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头脑、失神的眼睛和本能的性欲、饱胀的胃呢？其实那也是一种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消极的保守主义。
为什么一些很有学识很有才能的文人、学者会产生虚无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呢？是否由于他们对旧有的种种主义、争论、革命、意识形态有浓重的失落感，面对继续存在和可能产生的新的主义、争论、变革、意识形态又有强烈的忧虑和恐惧感，耽心它们恶化、异化而成为人类的新的枷锁。是否还由于他们认为后工业化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多元化以及个性化不再可能形成一个人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已经和将会自发地提供日常生活中习惯的物质逻辑，而不是那些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
下面，讲讲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
主义，并未完全失落，也并非完全有害
同过去的时代相比，二十世纪是一个调动了人类最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积累了最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也是经历了最大的热战冷战、外斗和内耗，牺牲了最多的人命，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到最大破坏的惨痛的时代。这两种好的和坏的最大最多，都同这个时代潮涨潮落，此消彼涨的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本世纪的一切主义、意识形态都是有害的，都失败了，失落了。在这个时代由盛而衰的主义、意识形态、只是那些具有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等；而那些同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不相容的人道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产生的环境保护主义、区域合作主义，等等，并没有衰退，而是正在兴起或更加兴盛。
当然，后面讲到的这些主义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异化或恶化的可能性。但是，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交叉和互动、分离与弥合，越来越能够克服和防止各种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异化和恶化。举例来说，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零年之间，大部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体制纷纷异化、向垄断、霸权、侵略方面发展，资本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像两个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和壮大。可是，十月革命建立起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阵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在本国和自己的阵营取得预期的成果，却在根本意义上更新和挽救了资本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存在，一面打破了资本主义——帝国——殖民主义独霸世界的格局；一面为资本主义世界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开放和改革，战胜了法西斯、贫民窟和资本主义世界相互倾扎相互消弱这三大宿敌，从而进入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三年的“黄金时代”，并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一起，造就了继农业——工业革命以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而全球性的冷战正是在这个转型期宣告结束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实现其自我改革和完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处于和平竞争、轮流执政、互相补充的地位。苏联体制的解体，并不能说明：一切主义、意识形态都失败了，失落了；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独霸世界，它只能说明：具有强烈独断性、封闭性、霸权性、侵略性的主义意识形态失落了；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一年那个极端主义的时代大体上结束了；开放的宽容的、符合人性的、能够包容多种价值观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胜利了、发展了。如果资本主义由于失去了强大对手和批判者而妄自尊大，中止其自我改革和完善，重新滋长起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如果仅存的几个保持苏联体制的国家继续故步自封，反对人权和民主，碰到南墙也不回头，上述两种主义都会走向失败和失落。
后工业化社会将是取得共识的大主义和多元化的小主义以及无主义共存的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是否就不能产生一个人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普通认同的主义、意识形态呢？恐怕不能这样估计。后工业化社会将会产生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种是由多元化、个性化而产生的分离、解构、地域化以至家庭化、个体化；另一种是：发展经济，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保障人权，救济灾荒和难民，保护生态环境等行动的国际化，信息网络的全球化，使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成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使人类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说：人类即要分离又要整合，即要追求发展各自个性、地方性、民族性的多元价值，又要接受符合整个“地球村”的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需求的共同价值。今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大主义同五花八门的小主义以及有本能需求的无主义和谐并存的世界。
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人群、一个地域或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认可的主义或意识形态呢？当然能够。大而言之，和平与发展已经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定的主要课题了，人道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目标和价值标准了。小而言之，在科学定律、伦理观念、审美标准、生活爱好等各个方面，人类本来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通商、旅游、交往、互动越来越便利和平凡了。远离万里的人也可以像近在咫尺一样互通声气，生产和经济文化生活方面都在不断兴起世界性的新潮流。顾客至上、信誉第一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道德。一本《廊桥遗梦》风靡了美国，也风靡了世界。中国的美味佳肴，全世界都爱吃。巴黎的时装和化妆品，全世界都爱用。如果后工业化社会的人们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只有分离没有整合，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共处、无法合作；社会、民族、国家以至国际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都将解体，整个世界会变得疑团混乱，人们的个性、地域性、民族性也就没有实现的条件、场所和秩序了。
还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本已经提供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物质逻辑，而不需要那些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是的，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逻辑，例如：世俗化、大众化、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和适应这种市场经济提供的物质逻辑，而不必去否定它，更不能惊呼：“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倒退回去，恢复旧的保守封建的体制和伦理。不过，也应该看到：后工业化社会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这几个缺一不可的因子构成的，政治间互相影响，而且各自都有他们独立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市场决定一切。所以，在物质之外还有精神，在金钱之外，还有民主和文明，在世俗化，大众化以外还有精英化，高尚化。就连市场经济本身，也不完全是西方世界流行的以个人利益作为唯一驱动力，东亚工业化国家已往成功实现了以道义和人情作为物质利益的辅助驱动力。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腾彦最近提出，以东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为支点发展’义利结合的经济”。看来，未来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不会像有些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只有赤裸裸的物质、金钱、贪婪和利己主义。享至于“告别革命”，由于李、刘二先生是长篇大论、成套成书。作者也不能不说几句。
革命，不能制造，也无法告别
李刘二先生要告别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他们赞成改良，不赞成革命。
革命的发生和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综合决定的，当现行制度运行良好或大体不差现有权威得利人民认可的时候，或者制度和权威都发生动摇，人民还没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的时候，抑或制度和权威都濒临失落、人民也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而一些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不论谁有通天彻地之能、呼风唤雨之术，也制造不出一个革命来。
李、刘二先生说：“个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并不一定是必然结果，也不是必然率可以预计到的。”这个话不错。不过，这种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个人因素，通常都是那些掌握最高权力或者能够对最高权利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也就是要有“法、术、势”中之势。而且是最强的势。有志于改革但却处于无权或权力不大的弱势地位的人，即使学问、道德、威信如孔夫子，也只能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懂得理性优于暴力，改良优于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代价太高、破坏力太大而且后果往往是以暴易暴。所以，改革者的行动几乎都是从改良主义起步的。可是，掌握暴力工具有迷信暴力专政的统治者连改良也不允许，总是要把改革者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使他们不得不交替使用革命和改良两种手段。“戊戌变法”就是一次依靠皇帝来进行改良主义的运动。一些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把光绪皇帝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估计过高，惋惜过甚，以为假如那次变法成功了，中国就能够和平地实行宪政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发的一百多道上谕，其重点在于筹款、练兵、修路、开矿、办学，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梁起超、谭嗣同变更其政体的意见。即使那次变法成功了，未来的挫折、反复、动乱未必就比辛亥以后更少。尽管如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却对变法者进行了暴力镇压，从而激起了民主革命派和一部分君主立宪派的武装起义。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开始时向满清的权臣李鸿章上书言事，当然也是想走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路不通的时候才不得不采取武装革命手段。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仍然想进行革命中的改良，他们解散了自己的临时政府，推让袁世凯作大总统，希望用临时约法和议会民主政体，可是，袁世凯又用暴力杀害了宋教仁，撕毁了临时约法，并且进一步废除民主政体，实行帝制，此后，经过十年军阀混战，孙中山在和平改革的计划屡遭失败以后，才不得不建立国民党的军队，用武力来统一中国。
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按其理论和战略，是要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不过，在他们处于弱势的时侯，也进行过改良主义的努力。例如，在广州同孙中山的合作，在武汉同汪精卫的合作，在抗日战争初期同蒋介石的合作，在抗战胜利后进行过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努力，等等。至于这些合作破裂的原因，那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长期身居海外的著名政治家邹谠教授认为：中国革命比法国个革命理性得多。……是否与儒家的实用理性的传统有关？恐怕是持之有故的，问题在于：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政治日益一元化，经济日益一元化，思想文化日益独断化，理性的成份越来越少，非理性的成份越来越多，才造成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大整肃”等惨痛的人间悲剧。
李、刘二先生还抨击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他们说：那些“革命到底”的学生们，“谁的革命口号越响亮，谁越左，就越容易煽动群众。”其实，八九民运并不是李、刘二先生所反对的那种“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第一，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手无寸铁，除了游行请愿，提出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公开肯定的群众运动是“爱国行动”。这算是什么暴力革命？第二，当时民众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要民主，反腐败，承认民众的行动是爱国行动，承认民运的群众组织合法，如此而已。民众并没有提出推翻现有制度和政府的诉求，个别人也有过激言论，但那不是集体请愿的意见。连类似“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搂，痛打章宗祥和日本人的行动都没有发生过。一个规模空前巨大、持续五十天的自发运动能够做到那样有理性、有秩序，这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文化大革命”根本无法比拟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说明：中国青年和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空前提高了。一度支持过那个运动的李。刘两位先生怎么能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地横加指责呢？
李、刘两先生还分析了近代中国一再发生在他们看来是过急过左的革命的原因。他们说：“进化论观念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的心理紧张……自我恐慌，急得要命，完全丧失了一个民族的从容。”他们又说：“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我国老打败仗……受了污辱，就会急着要洗去耻辱，急着要翻身。”“一急就想革命。”
李、刘二先生讲到的这两点原因符合事实，但却很不完全。例如，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苏联实行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等等，他们大约是疏忽了或者故意不讲。我国老打败仗，受了污辱，并不是中国人自找的，而是帝国主义老是打中国人，污辱中国人，而当时的旧政府、旧体制又不愿抵抗也无力抵抗。中国人要洗去耻辱，要急着翻身，要急着革命，那是中国人的天职，中国人的良心，中国人的人格和国格，有什么不对？有什么该受指责的地方？至于“进化论”确实用它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学说，唤起了中国人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不过“进化论”鼓吹的是渐进变革的思想，它是康、梁变法的理论武器。而暴力革命并不是“进化论”的思想，它另有理论来源，来自十月革命。李、刘二先生又何必张冠李戴呢？令人特别骇异的是，李、刘二先生竟然埋怨中国人“自我恐慌，急得要命，完全失去了一个民族的从容”。从甲午战败到抗日胜利的六十年中，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而紧迫的危险。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当时的中国人绝不是“自我恐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统治者和相当多的老百姓都是忍辱退让、麻木不仁。所以鲁迅先生要“哀其不幸，怨其不争”。孙中山先生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去“唤起民众”。李、刘二先生难道不是中国人，难道本人和自己的先辈的先辈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帮凶的欺压和污辱，怎么能够像过去那些欺负中国的洋鬼子一样攻击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民族的从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还能从容忍让呢？难道要中国人从容地作亡国奴，从容地伸起脖子去挨刀、挨炮，从容地看着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去接受奸、掠、烧、杀，从容地听任五千年灿烂文明被人毁灭吗？！
李、刘二先生维护“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也是”厚今薄古“的。对活着的政要竭力捧场，面对已经去世的毛泽东主席颇有微词，并且并不公允。例如，讲到毛泽东发动”不断革命“的依据，李、刘二先生说”所以毛泽东说‘气可鼓而不可泄’，这也是不断革命的依据“。”一会儿是十年超英，一会是十五年赶美。我们总是把赌注压在革命上。“”迷信文化批判到了极端，就发动文化大革命。“
“气可鼓而不可泄”是“鼓足干劲”的注脚。从字面上看并没有错。就其针对性来说，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生产建设上“反冒进”的批评，与“不断革命”没有关系。“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目标。它的失误在于期限和方法，而那种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的进取精神，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它指的是工业化，并不是“把赌注押在革命身上”。至于“文化大革命”，那到是李、刘所指的“以群众暴力等急据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过，它的起因，并不是文化批判“，而是迷信”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至于今后的暴力革命是否可以告别？如果李、刘二先生的针对性是指向中国民间争取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那就是一个假问题，是堂·吉诃德与作战。因为中国民间追求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理性的非暴力的改革，也就是改良。如果说他们是“持异议人士”，是政府的“反对派”，那也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反对派。尽管如此，谁也不能作出告别暴力革命的断言和保证。因为中国如何改革，如何治理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党及其政府手里，而不掌握在民间那些争取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手里。现在，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公安、安全部门常常用非理性的、暴力的、秘密的手段来对付民间民主人士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公开的言行。如果政府不改变这种错误手段，那就会压抑理性的、非暴力的、公开的人权、民主活动，而激发和助长那些非理性的、非和平的、不公开的抗议活动。这一类活动一般都不会发生在知识分子当中。一旦那些非理性的活动扩大了、激化了、理性的、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是无力起缓冲作用的。所以，我们只能一再表明和坚持我们理性的、非暴力的改良主义的立场，但却无力也无权作出永远告别暴力革命的判断。不仅我们，恐怕执政党及其政府中个别权威人士也不能。因为他们也不敢保证政府中和社会上不会出现某些丧失理性的政治狂人啊！
用“四步论”肢解社会，用机械论规范历史
李、刘二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四步程序。他们说：“发展经济是第一步，第二步将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多人民的自由，达到这一步之后，才能响亮地提出”政治民主问题“。他又说：”所以我说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大体的四个时间顺序。“他还说：”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的结果。像民选总统，反对党（多党）制度等政治民主的确需要，但还不是当前中国现实所急需。现在如实行这些东西反而糟糕。“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的”全球化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泽厚先生又大肆宣传中国的官方思想——”经济领先“，”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同时大讲中国文化的”融汇力、凝聚力“。大概是想用中国的官方思想”融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
李、刘二先生的“四步发展论”的背谬，在于肢解现代化社会，制造他们所强调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悖论，规范历史，同他自己提出的“必须极大注意到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反对“线性的机械决定论”（见李泽厚《批判的哲学的批判》）的观点自相矛盾。
按照控制论的原理，一个大系统，必须依靠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才能维持某种稳定状态。现代社会这个大系统内部，主要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这几个子系统。如果分得更细一些，民主政治内部又包括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法治这些内容。这些子系统必须相互作用，相互调节，才能使现代化社会这个大系统成为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这就好比一张桌子的几条腿，长短、粗细必须一样，才能把桌子摆稳。如果几条腿七长八短，或者只有一条两条腿，桌子必然不稳。当然，经济、政治、文化可以有先有后；但是，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过分超前和过分滞后，而是一个接一个地次地发展。自“戊戌变法”以来，直到中共领导的革命，都是以政治改革领先。标志着中国历史新的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的同时，又强调了解放思想。“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为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九八零年八月十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由此可见，中共最高决策者原先的决策，是要让四化建设和民主政治、文化教育同步进行的。后来，耽心民主化影响到一党专政的权力，才变得讳言政治体制改革，片面地实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跛脚的改革开放。
单纯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象李、刘二先生想象的“增多个人自由”，以至进一步完善社会正义呢？极少数人的个人自由确实增多了，那是贪官污吏们以权谋利到以权谋产的自由；是一些不法的官商、奸商坑、蒙、拐、骗和大造假货以牟取暴利的自由；是一些新生的土豪、恶霸和法西斯分子欺压百姓、侵犯人权的自由。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市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中已经得到的有限的言论、出版、居住、通讯和人身自由又失掉了，更谈不上在那十年也没有得到的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了。社会正义吗？更谈不上。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情况下，经济越开放越发展，社会正义受到的冲击和破坏越大。竞争不公，分配不公，执法不公，贫富分化太快太大；官吏腐败，盗匪横行，吸毒、嫖娼、赌博、迷信泛滥成灾，假话和假货恐怕堪称世界之最；学校教育的商业化、贵族化，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停滞，更将祸及子孙，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所有这些损害社会正义的污泥浊水，恐怕都是经济开放超前，政治改革和科学教育滞后的恶果。这种状况如果任其恶化，不仅不能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科学与教育来配合和调节经济的改革开放，恐怕经济这一条腿也难以孤单深入，持续发展。就拿李、刘二先生强调的作为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基础的国有资产来说，据中国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公布的数字，自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四年，国有资产流失了七千亿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亿元。现有的国有资产四万六千亿元，负债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如果除去债务，就只剩下一万亿元了，其中还包括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养老金和补偿工资在内。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也居高不下。如果听任自发流失和大量亏损继续下去，国有资产还能维持多久？最近香港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作出了惊人的估计，他说：“作为历史必然的中国现代化未必能保证在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实现。”他的忧虑是：“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还不是市场经济，还不是企业经济，不是资源经济，根子是政企不分。许多有权的不肯转换角色，一有权力插手，公平就没有了，竞争就没有了，市场更无从谈起。……资本主义社会严禁官员经商，而以保护私人商业，促进民间企业发展为基本国策。……如果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不能让私人企业自主经营，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公平竞争和市场发育，不可能与世界市场接轨。”（引自1996年4月9日《西安广播电视报》的访谈）从霍英东先生这一席话不难看出：中国如果不实行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不仅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就连市场经济也是搞不好，搞不下去的。
李、刘二先生认为“政治当然要改革”，但要有改革的经济基础，才能改革好。我们不知道他们提出的经济基础要达到什么标准？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吗？那么，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吗？那么，现在的中国，从中央到基层到处都有进行讨论、争论和选举的会场，信息网络和舆论工具、通讯手段也应有尽有了。李、刘二先生没有以人民素质不高为藉口，但是其他人讲过。所以，这里不妨顺便说一说。七十多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在提倡民权主义，并要求国民党在实行六年训政以后还政于民的时候，中国的文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现在，中国的文盲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经过多年的正面学习和反面磨炼，人民的民主意识和理性精神也今非昔比了。国民党的训政四十七年，今年三月，台湾成功进行了全民选举，难道大陆人民的素质不如台湾吗？
边缘化还是公民化？
李、刘二先生在《告别革命》中提出：“知识分子要从中心位置向边缘位置移动。”“完不成这种移动，还想当中心，想负天下兴达之大任，就会在社会变化面前感到很痛苦，充满失落感。”他们还说：“知识分子有一点要充分意识到，就是走进现代社会之后，就不能再当英雄，再当历史的主角出大风头了。”
李、刘二先生把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看得简单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时处于边缘，有时处于中心。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恒产，也没有地位，确实处于边缘，他们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充当统治者的帮忙、帮闲或者帮凶；一种是从事教师、医生、占卜、卖文、卖书画等为达官贵人所不齿的职业，沦入“十儒九丐”的地位。但是，在“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有独立人格和近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以后，情况就大为改观。同盟会早期的会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秀才造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外抗强权，内锄国贼”的政治运动，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中共早期的党员，知识分子居多，只是在农民成为主力军以后才下降到附属地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再一次边缘化，是那些不愿意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极分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过，这种边缘化暴露了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软弱，而不是显示了他们的高明。实际上，长期保持独立和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例如，一九三一年，由胡适带头，梁实秋、林语堂、罗隆基、王造时等参加，开展了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可是，在国共两党和英美在华外交官的几面夹攻下，很快就败下阵来。一九三二年五月，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这个《独立评论》其实并不独立。在由胡适修改定稿的编辑方针中指出“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目前在中国提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请看这种论调同今天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言论何其相似！瞿秋白为此写了《王道诗话》加以批评。那几首诗是写得好的。例如，其中的第一首是：“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前夕，胡适一再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此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做了有利于抗日的好事，没有正式参加国民党政府，但却在给政府帮忙。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向蒋介石辞谢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长或行政院长时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道话”。
由此可见，中国过去的自由知识分子，先天缺乏钙质，具有学者和君子的素质却缺乏英雄的素质，他们既害怕民众运动，又害怕统治阶级，满足于躲在书斋里和讲堂上充当启蒙的牧师和民众运动的旁观者、评判员。实际上，他们连独立的边缘地位也不能保持，在统治者又压又拉的两面政策之下，最终还是由边缘走向中心或者倾向中心。当然，胡适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他在倡导文学革命，传播西方文化和采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方面，是有丰功伟绩的。就是在政治上他也尽量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地位。
李、刘二先生讲到知识分子走进现代社会之后，就不能再当历史的主角了。这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大约认为走进现代多元社会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削弱了，知识分子再也不能“为民前锋”和充当民众的引路人了，只能由政治家和企业家来当主角了。这种看法也未必正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约翰·托夫勒在《权力转移》一文中指出：权力有三种来源，即：暴力、财富、知识。他说：“知识有一个真正属于革命性质的特点，那就是弱者和贫者同样能够取得而掌握之。……这就使它成为对强者的一种常在的威胁……这也说明何以每一个执掌权力的人——从一家之长到一公司的总裁到一国的首相，总是要在其统治领域竭力控制知识的数量、质量和传播。”
托夫勒的这些看法恐怕是对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关于“知识即权力”的预言，今后会逐渐变成现实，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何况，不甘心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都想当王者，当英雄，当主角，出大风头。李、刘二先生这些话说得太刻薄、太挖苦人了。我们不赞成边缘化，也不追求中心化，而要提倡公民化。不作顺民，也不作暴民，要作公民。这就是说，要像普通公民一样，去争取享受自己的公民权利，去努力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在二十年代，丁文江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中国的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的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因为多数人没有责任，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也是针对今天的情况而说的。历史常常重演，真理不怕重复，实在中肯！
李、刘二先生要求知识分子“向边缘位置移动”，“出路是自己的专业”，其目的无非是诱导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其实，明末的顾炎武先生早就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在中学时经常唱聂耳的毕业歌，其中最感人的一句就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时候，我们这些十四五岁、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一唱起毕业歌，就要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小小的孩子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难道我们都是想当王者、想当英雄、想出大风头的小野心家吗？难道一个普通公民就不应当具有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责任心吗？我们这些“想负天下兴亡之大任”的人，几十年来，走过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盘陀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千折百磨，至今不仅走向边缘，还被踩在脚下。可是，我们并不像李、刘二先生所说的“在社会变化面前感到很痛苦，充满了失落感。”而是无愧无悔，充满乐观和自信，感到这一生没有白活。
从李泽厚、刘再复、王蒙这几位名流的共同点看来，他们的思想并不仅仅代表几个人，而是一种思潮。李、刘都是自视甚高的名家、大家。他们要求别人转移到边缘地位，讽刺别人想当王者、英雄、主角。他们自己却要独占中心地位，作王者之师友，施“王佐”之抱负。请听，他们的口气多么霸道、多么刻薄、多么盛气凌人！他们不仅把活着的知识分子骂得狗血喷头，而且以不屑的语气说什么“作改良家不像作革命家，只要一腔热血就行了。”对于数千万革命先烈的“一腔热血”，使用“只要”、“就行了”这样轻浮的语言，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告别之意，在于尊王
如果以为李、刘二先生的真意是告别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你就错了。因为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赞成暴力革命，李、刘二先生又何必提出一个假问题，同古人、死人作战呢？
如果以为李、刘二先生的真意是主张知识分子都去边缘化，你又错了。因为李、刘二先生所教训的知识分子都处于边缘，甚至还在狱中，在监控之中，而自中国大陆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以来，现在位居中心的政要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二位先生对于政要中的知识分子，歌颂捧场犹恐不及，岂敢加以教训？！
如果以为李、刘二先生也赞成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民主政治，只是觉得条件尚未成熟，要将它们推后实行，你还是错了。李、刘二先生在后文提出的纲领性意见中，根本不提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只提“人民富裕国家繁荣”。可见他们根本就不赞成我们这些愚昧的中国人享受那些现代的文明成果。
醉翁之意不在酒，李、刘二先生提出“告别革命”的一系列论点，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加强政府现有的权威和权力。
《告别革命》最后一部份提出：“中央需要有权威、有权力，所以我重视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的权威。现在已经很弱，再弱就会对社会失控，就很危险。”
中国到底需要一个强政府还是强社会或者二者都需要，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作者以为，要保持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最多的大国的统一、民主和强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需要一个能够充分代表民意来制约政府的更强的社会。现有政府的权威和权力，较之毛泽东时代是弱了，较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也是弱了。但是，毛时代的政府强硬得太残酷，太不受制约了，以致造成“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摧毁了大量生命、财产和文明成果的大灾难。现在要恢复那样强硬的执政党和政府是不可能的。一是人民不会接受；二是现在也不可能产生当时那些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初步工业化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给人民以低标准的社会保险等方面建立了功勋，树立了威信的开国元勋了。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几年的政府权威是有可能的。但是，那时候的腐败现象不大严重。如果现在的政府恢复了一九八九年以前思想、政治领域那些较为开放的政策，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向民主化、法治化的道路继续前进，可以断言，政府的权威必然会大大提高。现在的执政党和政府不必那样敏感和紧张，不要认为维护人权，争取民主化、法治化的人都想推翻政府，另起炉灶。今年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全国人民包括“持异议人士”都很欢迎。反腐倡廉，虽然很不彻底，人民也给以相应的积极评价。如果按那个路子走下去，及时而稳定地实行民主、法治和维护人权，就无须耽心政府权威的削弱和丧失了。李、刘二先生还提出他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们说：“中国不断调整、建设，不断调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以追求人民富裕国家繁荣为目标，这自然就会好起来。”中共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大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李、刘二先生在前文提出的历史发展蓝图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是，他们最后提出的这个方案却只有“人民富裕国家繁荣”这一条目标，自由、民主、社会正义都不见了。这是行文中的疏忽呢还是由经济决定论变成唯经济论了呢？“调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这个意见很好。可是，在今天的大陆，不断激化矛盾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例如，给魏京生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重刑；王丹、刘念春被非法关押一年仍未释放；陈子明保外就医后又重新收监；对许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监视、监听、检扣信件，冻结海外发给的人权奖金和稿酬以至传唤、传讯，限制外出旅行，等等。李先生如能运用自己同政府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充当调解人，劝告他们增强理性、宽容、和解的精神，调和矛盾，化解事端，人民包括其中的持不同意见者一定会给以积极的回应，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样，不仅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祖国，对政府也是有利的。李先生不做这样的努力，只是一味地指责无权和受压的知识分子，这是不公允的，也是与事无补的。
为了强调加强政府权威和权力的主张，李、刘二先生竟然把近百年来专制主义的祖师爷袁世凯请出来了。他们说：“当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之所以支持他当皇帝，就是希望有一个绝对权威来制止分裂，以集中力量建设国家。”“但袁世凯根本无意于建设，一心想当皇帝。”
这一段话把李先生的思想表达得最为显豁。第一，他不仅要加强权威，而且要加强绝对权威，也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威。第二，他不是要加强一个政府的集体权威，而是要加强皇帝式的个人权威。
李、刘二先生既然提起袁世凯，我们就不妨回顾一下民国初期的情况。
对民国初期的统一和分裂，不能不加分析地抽象议论。当时存在着两种分裂和两种统一。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同以袁世凯以及袁后的北洋政府的分裂，是必要的、进步的；军阀内部的分裂和混战，是错误的、反动的。由民主革命派来统一北洋军阀，是必要的、进步的；由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来统一民主革命派和南方的革命政府，是错误的、反动的。李、刘二先生肯定以袁世凯的反动权威来制止分裂，统一和建设中国；而不提以孙中山的民主权威来制止分裂，统一和建设中国，是非黑白何以如此颠倒？！
袁世凯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唾弃，是由于他的专制，他的卖国，他的颠覆民国，恢复帝制，而不是什么“无意于建设”。不论那一种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政权，都不能不抓建设。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的八十年》记载：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也就是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八年，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暂时放松，北京政府确实也做了工作，起了作用。
再拿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先后在北京政府执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来说，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样的专制反动，而是越有权威和权力的就越反动。例如，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这几个人掌握了“硬件权威”——军队和有组织的党徒，最为反动，而只有资历、名望等“软件权威”的黎元洪、徐世昌就比较好些。黎元洪消极抵制了袁世凯称帝，下令讨伐了张勋复辟，也没有大量的杀人和贪污、卖国。“泥菩萨”比真老虎要好。徐世昌在“五四”运动中抓过三次人，还抓过陈独秀，都在几天内释放了，直到最后没有杀、伤一人，却接受了民众提出的意见；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罢免曹汝霖、陆宗与、章宗祥的职务（用批准辞职的形式）。对新文化运动，徐世昌政府也没有进行打击和破坏。如果拥有最大反动权威的袁世凯在“五四”期间执政，那就可能血洗北京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都难免坐牢或遭到暗杀。硬件权威不如袁世凯的段祺瑞，他的专制和反动也稍逊于袁世凯。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段政府屠杀学生四十四人，打伤二百余人，是很残酷的。然而，鲁迅、朱自清、林语堂等人揭露和抗议段政府的尖锐文章还可以公开发表；而且在国会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下，段政府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实行总辞职。这说明：段政府还受到了制约，他们还害怕民意和舆论，还知道羞耻。如果是比段祺瑞更有权威的袁世凯和制造“四一二”以至“六四”大屠杀的领导人执政，仅就对待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的态度来看，还不如段祺瑞呢！
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在不同。那时，经济垄断，政治极权是全世界的逆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多元化、个性化和民主主义的历史潮流使全能主义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变得不那么必要和重要了。本来，全能主义的权威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他的信徒和党徒们捧出来、炒出来的，现在恐怕炒不出来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对现代人来说简直是痴人的梦呓。美国的克林顿，法国的希拉克，英国的梅杰，俄国的叶利钦，都不像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戴高乐那些资深望重的战时领袖有权威。可是，他们照样可以治理国家，人民可以选举他们，也可以制约他们，批评他们，还可以不选他们。他们都没有极权时代的国家领导人那样的权力。在现代社会，政治领袖权威过高，权力过大并不是好事，代表民权、民意的社会权力能够制约政府权力，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权制约治权，才是好事。
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袁世凯、蒋介石那样的一代枭雄，李、刘二先生准备树立谁的绝对权威呢？想作谁的杨度和刘师培呢？我们不得而知。即使实有其人，你们把人家比作袁世凯，不是莫大的不敬和诬蔑吗？你们就不怕拍马屁拍到逆鳞上吗？李泽厚、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作者是很尊重的，尽管也有某些不同的看法。二位先生近来发表的政治性的言论，也是一家之言，有他们坚持或修改的自由。作者的不同意见未必都对，仅供参考而已。□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