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国内一些报刊反反复复地宣传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的黄炎培的“窑洞对”和“周期率”（“率”是笔误，实应为律），九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也讲到这个问题。这些宣传都把“窑洞对”拔高了。
所谓“窑洞对”是指：1945年7月，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黄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黄炎培引用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的话是断章取义。臧文仲的原话是“汤武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罪己”和“罪人”是因，“其兴也勃”和“其亡也忽”是果，这是合乎逻辑的。黄炎培抽掉“罪己”和“罪人”两个前提，把“其兴也勃”和“其亡也忽”当作有果无因的“历史兴亡周期率”，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历史事实。中国的朝代，只有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和民国初期的军阀，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大部分统一中国的王朝，如商、周、汉、唐、元、清，都是其兴也渐，其亡也渐；秦朝和隋朝，则是其兴也渐，其亡也忽。或勃或渐，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统治者的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历史兴亡周期率”。
至于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回答，那是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说话，并不是发表中共自己的施政纲领。
请注意毛、黄对话的时间在1945年7月，那时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蒋介石作为抗日领袖，声势正盛。不论是黄炎培或是毛泽东都不会想到中共即将执政，他们当时正在连手对付蒋介石，争取国民党在抗战胜利之后走民主的道路。这从1945年毛泽东在4月24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毛泽东还说：“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两个半月以后，毛泽东回答黄炎培提问时所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也就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为国民党指出的那一条路。
至于毛泽东为自己的党和自己的政权选择的“新路”，那就是在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施政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国际上“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陈营一边；在国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而蒋介石反动派之道，是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中共要用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自然也要实行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了。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毛主席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要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才实行专政的呀。是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国家权力机关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的活动场所叫人民大会堂，协商机关叫人民政协，法院叫人民法院，警察叫人民警察，还有什么人民路、人民市场、人民剧院、人民餐厅，等等等等。可是，人民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人民的范围是不断缩小的。首先是国民党的军、政、警、宪人员担任一定职务的，不算人民；土改以后，地主、富农分子不算人民；反右派以后，右派分子不算人民；后来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中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农民不算农民：“四清”以后，基层干部和农民、工人中的“四清分子”不算人民；历次党内斗争中的“反党分子”，是敌我矛盾，自然不算人民：“民主墙”和“六四”以后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被剥夺了人民的权利。总之，在各个阶层，凡是不作党的驯服工具的人，都有可能被驱逐出人民的队伍。有专政就没有民主，不管你是君主专政、军阀专政、寡头专政，或是借人民民主专政之名行政党专政之实的一党专政，都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借人民民主专政之名行政党专政之实，是有一套理论依据的，就是：只有党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你、我、他这些具体的人民只能代表个人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积多年的经验教训，我认为：给人民加上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限制，给利益加上根本利益的限制，消极作用很大。人民就是人民（包括有罪无罪的罪犯在内），利益就是具体的利益，不宜在人民和利益之上加上种种限制辞了。
自由圣火2006年03月01日（半月刊/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