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总53期刊载一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人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政治稳定性分析》，其中提出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颇有新意。但是作者对大陆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所作的分析，却不能自圆其说。文章一方面说：”在中国，市场支持集权，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感地接受了现行体制”。断言中国社会各群体不关心、不要求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说：”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织各种形式的俱乐部”。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使人怀疑作者的论证远离事实，既然经济精英”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又何必向海外转移资产呢？”罢市”恐怕也不是”支持”和”接受”的表示，而是一种抗议活动。如果说是集权要求经济精英”支持”和”接受”，经济精英却不大放心，不大认同,也许更接近真实。
人所共知，稍为上些档次的经济精英都在向海外转移资产，不仅包括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包括中国大陆最稀缺的人力资产——作为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家自身。把中资变成”外资”，把中国人变成”海外华人”，转了一圈又回到大陆”接受现体制”，也不能说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不是不确定因素太多，又何必拿大把白花花的银子跑到异域他乡去换一道护身符呢？
眼前还有另一类例子：
“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2001年首次披露的数字，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外逃人员中，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重灾区。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在中国，由于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金融外汇管理制系统尚未建立起为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从而给资本外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改革内参》2002年第18期）
不用说，这些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一身二任的经理们在出逃以前，都是”支持共产党””接受现体制”，尤其是那个”管理不完善”的体制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他们当然不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软硬件”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但他们需要盗窃国库的自由。就是马克思说的”反对自由的人也在实现着自己的自由”的那种自由。一旦贪欲得到满足，他们就和”现体制”不辞而别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得不出社会各阶层不关心、不要求民主自由的结论。因为，政治冷淡主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集权要求建立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联盟。但是没有民主自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个联盟怎么联？恐怕逃还是要逃的。
许多人，或许已经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又去往哪里。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何方，同外部世界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声言是干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将其定性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号召”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刘少奇在1941年《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目标：”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统治，由人民享受。也就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即是说，人民都有最基本的权利，如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等等的自由权利。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他还说：”我们干民主革命要是骑在人家头上，那就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革出大批的官僚来了。”据说，罗斯福从史迪威报告中看到引用的毛泽东这些讲话，大为赞赏，对中共顿生好感。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连当时的共产主义掌门人斯大林都心悦诚服，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苏共十九大的开幕词中号召高举民主的旗帜。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是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从社会党到布尔什维克党都能接纳的一种思想。很可惜，恰恰又是我们自己把这面旗帜收起来了。从现实世界回到乌托邦，至今使我们对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说不清楚。如为什么”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为什么资本主义卫道士标榜社会公正，而社会主义理论家又鼓吹自由竞争？某些理论家顽固地困守一个死角，又企图另辟蹊径，一边批判趋同论，抗拒”一体化”，一边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市场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不得不按趋同的鼓点跟进：”改制”、”转轨”、”入世”。一方面主张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一方面又坚持国内政治的一元化，封闭一切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说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别国的普遍经验。一方面高唱人类解放，一方面又否定个性解放。许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本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被当做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不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吗？
过去人们一直在讲，资本主义是先于社会主义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却很少有人提社会主义是先于资本主义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更少有人提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比无产阶级还要早。而且，他们的热情也不比咱们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不乏倾家荡产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其统统称为”空想”，就在于它们几乎都是基于道德的选择设计出来的完善的社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归根到底，就在于物质基础，即得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从老左派到新左派都很少提到这些，只听到他们反对资本的豪言壮语。他们从前门把自由主义赶了出去，却从后门把专制主义请了回来。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打资产阶级旗号，扶持资产阶级呢？马克思说得很明白：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辅助因素。””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71页。）所以恩格斯说：欧洲第一次打着无产阶级旗帜的革命，”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中国革命又何能例外。
马克思主义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解放的学说。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人，目的是解放人，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解放生产力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或见人不见物的唯斗争论都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几亿农民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上亿职工正置身换制转型的不安中。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渴望解放，民主自由正是他们渴望得到，而又为大家所共有的东西。自由和民主是母子关系，自由孕育民主，民主扶养自由。《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建立民主制度。马克思说，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就是一场骗局。
政治学家认为，国家的权力有两种，强制力和影响力。后者称为”软权力”，就是以非胁迫方式，说服和吸引别人跟进和效法。在历史上，中国对周边国家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除了靠实力，更重要的还是靠优越文明的影响力。近代以来，这种影响力削弱了，直到革命胜利，中国的影响力才又如日中天，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榜样。那时的新加坡政府，要花很大力气消除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中国的实力增强了，软权力却衰落了，有人把”新加坡模式”鼓吹为未来的样板，李光耀放弃了亚洲价值观，我们却认为那里边也有”中国特色”。中国革命是一场没有兑现承诺的革命。新左派和老左派一脉相承，都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互不相容的。大左派一直在论证：中国人素质低，不宜实行普选，不宜搞议会民主；小左派也会念念有词：中国人没有民主要求。在一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中国人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几代人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但他从来不说社会主义不要民主自由，连专政也要打着民主的旗号，他的名言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谁是敌人，又是以政治态度决定的。尽管是以我划线，毕竟还有个说法。现在干脆把民主问题消解了。可见从老左派、中左派到新左派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像一个粗心的牙医，坏牙没有拔掉，倒把好牙拔掉了，病灶还是存在着。
民主是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什么中西新旧之分。所谓”民主的阶级性”只表明民主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表现在要求废除私有制上。”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应该抛弃而是应该继承的文明成果。在民主国家，公有私有是一种政策选择，一些民主国家时而国有化，时而私有化，并没有动摇民主制度的根基，也没有造成天下大乱。现在看得很清楚：所以要区分新民主和旧民主，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不只是要”骑在人家头上”，而且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化大革命就是其登峰造极的表现。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这种大动乱原是能够避免的。而在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民众没有民主实践的机会，所谓”大民主”就是无法无天，乱打乱杀，赤色恐怖。只有进入民主生活中，我们才能体会到民主的价值。所以，民主不是人家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行不行的问题。如果不实行，等人家来”要”，来”争”，来”闹”，甚至来”革”，那日子可就不大好过了。
新世纪网 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