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也归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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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给我最早的印象,在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斩断魔爪》。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一个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暗藏的外国间谍,具体是哪国人忘记了,只记得大鼻子大胡子,他和台湾派遣的特务要窃取一个兵工厂的秘密图纸,教堂就是他们的密谋之地。这座教堂外观气势恢弘,里面阴沉灰暗,伴之的音乐令人一种神秘、恐怖之感。那时,看一场电影也不过几分钱,但也是很难享受到的,因为家穷,还要攒钱买“爱国公债”。我当年就唱过这样的儿歌:“窝窝头就咸菜,省下钱来买公债,不买公债反动派。”当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去看电影时,那些没钱看电影只能远远望着的孩子,眼泪便悄悄地流下来。

电影《斩断魔爪》剧照

随着岁月的流逝,教堂在我脑海里的那点印象早已模糊了。但是,那种神秘感依然萦绕在心。听说家乡(安东)也有教堂,就在元宝山麓。1966年夏天“停课闹革命”,我便借机去元宝山玩。顺着山坡上行,听见一群人的呼喊,寻声而去,眼前出现了一栋北欧风格的小楼。虽未曾谋面,但外观感觉已经该告诉我:这就是教堂了。但有些污秽不堪的样子,院里石砌甬道两旁的花卉一败涂地,门楣镌刻漆就的“礼拜堂”的字被泼上了墨汁,钟楼塔尖的十字架被砸掉了,红体墙上贴满了大标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教堂”、“埋葬帝修反”,其中有一条标语令我怦然心动——“斩断丹麦帝国主义的魔爪”,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那部反特片《斩断魔爪》。看来,在一个上有慈禧,下有拳匪的国度,“斩断魔爪”的老片子永远要上演。这时,从教堂里传出一阵呐喊,我便怀着好奇走了进去,黑压压的一群人正在搞“大批判”,台上有身穿草绿色,带着红袖标的学生,也有些大人,胳膊上也戴着红箍,据说是基督徒。他们拆下墙上的十字架,任凭在脚下践踏。奇怪的是,这些人批判的是台上的一个“稻草人”,上面贴了一张白纸黑字。我悄悄地问身旁的一位老大娘,她扯着我的衣襟走出教堂,悄声告诉我,昨晚一个姊妹(基督徒)上吊自杀了,扎个稻草人做替身,死了也不放过。说完,她哀叹了一声:唉,上帝呀!这时,教堂里传来了嘹亮的歌声——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安东元宝山礼拜堂,图片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

我不想让这段记忆中的景象随风飘去,更想了解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直到四十多年后才有机会。

2010年秋,我采访了一位叫刘金银老先生,儿时受洗成了基督徒,他是在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丹麦传教士建于1916年)长大的,也就是说,他是名孤儿。围绕着丹麦人在安东的这段历史,老先生笔耕不辍,并且出了本书(《中国圣母院》)。当我说起教堂时,老先生告诉我,安东的这座教堂近百年了(建于1915年),是丹麦传教士在辽东所建的第二座礼拜堂,第一座在大连。文革时教堂里的“稻草人”,那是给王淑桂扎的“替身”。王是教会的女教士,那年也有七十岁了(生于1895年)。她小时候,一次晚间不小心碰倒了油灯,烫伤了一只手,送到丹国医院(丹麦传教士建于1904年)。当时,接诊的丹麦人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听说王家贫困,便给予免费治疗。愈后又收养在育婴堂(郭系育婴堂主任),青年时送读安东劈柴沟神学院(丹麦传教士建于1922年),毕业后安排在安东教会做教士,主要负责给主日学习的孩子们讲圣经的故事。王淑桂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生未嫁,过着清贫的生活。刮起文革风暴后,王淑桂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丹麦帝国主义的走狗”。接着,又贴出了一张,说她是隐藏在十字架背后的“反革命”。因为,她在布道时散布反动言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可是,政府来领导教会了,那么,今后到底跟政府走,还是跟基督走呢?这张大字报出现后,一天半夜,她在自家门框上自缢而死。于是,教堂里就上演了批判“稻草人”的一幕。

作家刘金银生于1936年,图为孤儿时期的育婴堂遗址,作者摄于2010年秋。

之后,“造反派”找到教会的牧师陈景升(1896年生),叫他揭发王淑桂的反动言行。陈牧师说,自从“三自爱国运动”以来,政府经常指示在教徒中划分“进步”与“落后”,以至“左中右”,王淑桂被认为是“进步的教徒”。又说,大字报是“反其意而用之”了,王淑桂是以肯定的语气说的:今后我们跟政府走,也就是跟基督走,因为经上有训,要“顺服权柄”。陈牧师的解释,在造反派的眼里这是为“反革命”辩护。因此,陈景升被贴了大字报,就是当年我看到的《斩断丹麦帝国主义的魔爪》,说陈景升是隐藏在教会的“丹麦特务”。有人揭发他少时便入读丹麦人在安东的基督教学校,十七岁受洗而信上帝,二十三岁便在安东教会做传道士,三十岁(1925)被按立牧师,他是丹麦帝国主义在辽东最早安插的特务。陈牧师被抄家了,造反派要搜查丹麦人留下的电台,结果,掠去了陈牧师多年珍藏的一本集邮册。同时,家里的圣经以及神学书籍被一烧了之。然后,他被扣上纸帽子拉出去游街。

后来,教堂被关闭了。传道近半个世纪的陈牧师失业了,成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无业可就,只好沿街拾荒度日。

关于王淑桂是“进步的教徒”有一点佐证。安东教会的女教士兼司琴顾美箴被打成右派,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死于狱中)。在被逮捕之时,该教会牧师段大经向司法机关提供了一份“证实材料”,其中有,“顾美箴一贯拉拢落后信徒,打击进步的教徒,特别仇恨我和王淑桂,这说明顾美箴的反动立场。因此,请政府给她以应有的处分。”(见于安东市法院1959刑字第277号顾美箴刑事卷宗)。目睹此文字,真是令人感慨。信徒们无论如何想在世俗权力和对神的信仰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在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敌的政权逼迫下,要么彻底泯灭人性,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里,对于基督徒而言:到底是跟政府走,还是跟基督走,这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因为,“他们只要求自由地按照自己内心的信仰生活”,基督徒们理想国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但是,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在国王的横施淫威之下,哪怕是殉道的教徒也会遭遇“稻草人”的命运,而徒有其表的教堂更是只能沦落为“稻草人”一样的摆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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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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