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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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上来就要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即使政权更迭,外交政策还多以连续性为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时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断裂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的中华民国,有过不少失地退让,丧权辱国的记录,但是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外交上也可以说大获全胜。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过去100多年中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取消,中国甚至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亦即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与国遍于世界,真可谓国耻尽雪、风光一时。但是国民党政府内政不修,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在与共产党举行的和平谈判中,又自恃武力强大可以消灭对方,而缺乏立宪行宪的诚意,致使谈判在一年后归于破裂。在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中,国民党连遭败绩,只能退守台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定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一)另起炉灶;(二)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三)向苏联“一边倒”。这就是说,在外交上一切从头来过,对国民党的遗产,甚至连联合国内的重要地位都几乎不屑一顾。一直到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才逐渐向历史回复。这种情况在国际外交史上是很少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史前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党。因此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以及一切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根据和准则。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必须对其史前史,即共产党与马列主义的关系稍作交代。

马列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到1949年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却是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对外交政策就早已成竹在胸,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它源于马列主义所谓工人无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没有利害冲突的理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立即把自己归属于同样信奉马列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天经地义的事。另外,同学们可能不了解的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918”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还在举行飞行集会,散发“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就是执行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的这种惯性,一直保留到1949年以后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已经解散,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后已经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1947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得政权与否)有不合乎马列主义的行为与理论的,也就是不合乎斯大林的旨意的,都进行了批评以至处分。我记得至少对当时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共产国际则甚至解散过波兰共和朝鲜共)。而到次年(1948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共产党情报局更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理论权威刘少奇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1948年发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充分阐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这一点。前一篇文章上面已经谈过了。在后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我们不能做美苏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20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有转变。

在以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20世纪,民族利益常有冲突,粗暴一点的通过战争来解决,文明一点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不可能按国际主义来解决,这种情况也许到21世纪还改变不了,何况共产国际的所谓国际主义其实就是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外交,大体上可以分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两者的宗旨差别很大。而且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多变,20年间变了180度。邓小平时代的特点是稳定,很少变化。邓小平已逝世5年,是否已出现了第三个时代,目前还看不清楚。现在先把前两个时代分别讨论一下。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意识形态,(二)民族利益,(三)毛泽东个人的伟大抱负。这三个因素是递进起作用的,又是交互起作用的,因此很难严格划分清楚。总的说来是早期意识形态的因素较强,晚期个人因素较强。民族利益的因素应该是贯彻始终的,但是终毛泽东之世却又一直是隐而不显。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讲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的。这个词组直到毛逝世以后10年,亦即80年代中期,才出现在中国人的嘴上和笔下。在这方面,我也略有功劳,不过说这话你们现在听起来已经好像是笑话了。三个因素混杂不清的情况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为民族谋利益,为个人建勋业,树声名,他都不能离开自己一生信奉的主义,即世界观,亦即意识形态。毛泽东追求的一切都只能在马列主义的框框里寻求解释,来证明其合理性,或曰正当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过去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一律宣布无效,要等以后逐个视情况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用,应当废止,或者予以修订。这正是一下就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崭新面貌。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苏联大使罗申倒是随蒋介石政府到广州去了)试图与新中国结交的姿态,毛泽东也是稍经犹豫就断然不理。而且在他因为活动劳而无功不得不回国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发表一篇题目叫做《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当时我们这些年青人都只知道叫好,后来才懂得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说给苏联听的,为的是表示中国立场坚定,绝无二心。

新中国的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是1948年12月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会晤,结果就是次年2月由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订的中苏友好合作互助同盟条约,内容包括中长铁路中苏共管,苏军到1952年撤出旅顺以后中国还要偿付苏联的军港建设费,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苏联也是大股东等。

现在,谁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说,毛泽东当然心里还是明白,这就种下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因子。

同年六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攻打南朝鲜,南方猝不及防,北方势如破竹。当时南方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杜鲁门总统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军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锋直逼鸭绿江。谁来救援北朝鲜呢?据说苏联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认为自己应当力避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应该说,作出让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决定,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已打算放弃蒋介石,准备撤出台湾了。解放军前一年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是正准备再次进攻,胜算不小,而现在却由于北朝鲜南侵而导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对解放军构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障碍,把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直推迟到5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完成。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实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一个英雄式的决定。朝鲜战争打了3年,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才在7月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我也可以算是现场见证人之一。南北朝鲜谁也没有能吃掉谁,迄今仍然在三八线两边对峙。

抗美援朝,对中国到底是得还是失?有人说中国“兴灭国、继绝世”,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打了一个平手,声名远震,端的是大智大勇,在全世界打出了威风。有人说,中国救活了北朝鲜,自己却赔上了一个台湾,代价太大,有失无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苏联实在太精,中国实在太傻。……这些问题自从事实逐渐暴露,言论逐渐解禁以来迄今一直议论纷纷,也许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平息。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曾经起到过多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连标榜国际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对外关系中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除非把1956年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怂恿下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起义和勃列日涅夫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国际主义”。对后者,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是干涉内政;不过苏联人自己却认为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而对兄弟国家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同当年镇压匈牙利群众起义一样。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发表于1956年4月5日,后一篇发表于12月29日),并且以此为标准逐步展开批判各种国内外被他认为偏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

中苏交恶始于1959年中国10周年国庆时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发生龃龉,以后逐步发展到60年代震动世界的所谓《九评》。在中国方面看来,从1963年9月6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原来苏共的信是为它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以避免,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等等一系列观点辩护,结果却激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泽东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只好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30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从外交部长位上解职5年的乔冠华曾向我慨叹“现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记得《九评》了”。其实,事过境迁,当时岂但国际上,就是中国国内也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九评》了。我相信如果你们现在去看那些文章,大概一是不好理解,二是不感兴趣。但是在当时,却是谁都不能不关心的大事,因为如果一言不合中央的旨意,就有可能招来祸殃。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外交,而且决定着中国的内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以之为铺垫的。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外交,这些文章是必须仔细研读的,不论如何乏味。举一个例子说,自从1954年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以后就为中国人艳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来已被人们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天经地义,但是在《六评》中,中方却明确引用列宁的话,说明“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比196年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斗争,苏共不得不接受的提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还要干脆。

毛主席在国内连续发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一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同时把中国树立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把自己树立为世界革命的领袖。除此之外,他还发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不但成功地制成了原子弹,而且大放精神原子弹,争取多产粮食,大炼钢铁。虽然屡遭挫折,代价极大,然而在他主观思想上却都认为这些是一往无前地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于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他个人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而流芳百世的事业。

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这是给他当了20年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里讲的。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看来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60年代,中国大批苏联修正主义,企图代之而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对立的一个“极”,甚至想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要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以“解放全人类”号召。在他眼里,让中国搞点富强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鼠目寸光而已。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们也把“人类解放我解放”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真可谓豪情万丈。当时毛泽东的革命口号从西欧北美的富国到亚非拉的穷国都赢得了相当数量的人的响应,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在名字后面标出“(马列毛)”,甚至还有加上“(林)”的共产党,东方的波尔布特,西方的切?格瓦拉都受其沾溉,至今流风余韵,不绝如缕。这对毛泽东个人是很大的光荣和安慰。

另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到晚年还真的使中国做到了国际上罕见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即使大跃进使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唐山大地震震死了几十万人,也不向国际上要求一分钱的救济。这种行为和理论也造就了一批反对边缘国家(即落后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即富国,亦即帝国主义国家),而主张与之“脱钩”(delink)的理论家,在国际上活跃了二、三十年,到了近年才渐悟其非。

意识形态、民族利益、个人抱负三者高度一体化的政策也贯彻在他的国内政策中,两者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全部事业。

不过这样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个人利益,也并非无可怀疑,因为像斯大林一样,他的种种作为,虽然显赫于生前,身后的声名却并不太好。一共干了27年,结果至少20年是遭到自己的党正式批评为犯了极左错误,也许他本人在临终前也有过怀疑,但是几十年形成的潮流,改已不能改,罢也不能罢了。

一开头提到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是多变的,但是上面只谈到毛由亲苏转到反苏这一段,最后还有从反美转到联美这一段,直接开启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这个变化才算完成。

原来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以后,中国首先就指桑骂槐,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陶里亚蒂(意共领袖)和铁托(南共领袖)不能坚持原则(首先是批判他们不尊重苏共领导),到直接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苏联的第一个罪状就是反对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穷国反对美帝不够,然后逐步加温,从称苏联为大国沙文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从批苏共为老子党到称接赫鲁晓夫班的勃列日涅夫为新沙皇,慢慢地苏联竟从同美国一样坏而成为比美国还要坏的世界人民第一号敌人。中苏敌意日益升高,竟至在1969年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这个时候,毛泽东不能不考虑万一两国大打起来怎么办了。由于苏联的军事实力高出中国太多,毛泽东自然会想到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古老战略。中国的这种心思居然被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看出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通过一系列的试探拉拢,先是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华探路,最后终于亲自在1972年飞到北京来会见毛泽东,发表了旋乾转坤的上海公报,中国外交政策就此走上了联美反苏的道路,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也以扭转180度而告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谁都没有料到的波折。原来在珍宝岛战事以后,美国已经通过中美进行了多年的两国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向中国发出了示好的信息,中国方面也已经明白了美国的暗示,双方已经在1970年2月份商定在5月20日举行下次会谈了。不料3月11日柬埔寨却发生了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王国政府的政变,美国又为对越战争的需要而在四月底出兵柬埔寨。这时,中国为维护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不得不在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当着伟大领袖的面宣读了毛泽东的“庄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番变故使中美接近的计划整整推迟了半年。

在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形势下,中国同追随美国行事的前敌国日本和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了国民党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尼克松到中国以前,党中央还发了一个宣传提纲,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现在是已经把房子打扫干净了才请客的,帝国主义已经很难危害我们了;而在尼克松到中国的那一天,《参考消息》头版右上角通常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登了一条列宁语录说“同强盗握手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强盗”云云。

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是在1976年逝世的,而邓小平是在1977年东山再起而到1978年底全面主政的。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办法,一方面肯定毛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给予“三七开”的评价;一方面又在实际上全面改变他的几乎所有的政策,从而开始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过在毛晚年的各种作为中,邓可以毫无困难地作为遗产接受的,实际上只有一条,就是他的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毛生前为此开辟了道路,邓要做到这一点,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是邓小平还是怕中国人受了几十年极左思潮的灌输,难于接受这样大的转变,因此决定还要继续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他命令胡乔木组织一个班子,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叫做《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1978年11月1日的全国报刊上。

大家都知道“三个世界”的说法本来是西方新闻界在50年代中期叫开来的,他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其他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就归入第三世界。照这样的分类法,中国本来是第二世界的老二。不料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提出了新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念。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番新见解连追随毛泽东30多年、有世界大外交家之称的周恩来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弄得一头雾水,下来以后,连夜苦苦思索编出一套似通非通的“理论”来再向卡翁达解释。

这个新理论马上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毛生前死后也管用了几年之久。邓小平1974年4月奉毛泽东之命出席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时,又把这番意思尽量整理发挥一番写成发言稿经毛泽东审批“赞同”,拿到会上去讲。不过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完全清楚地表达过。毛过世后,邓为了要把他联美反苏的路线贯彻到底,因此一定要做好这篇文章,一来是继续批苏修,二来是引申毛泽东时代的所谓“以苏划线”,即亲苏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反苏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以此结好美国。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这篇文章的写作,不过参加的人大多是我的老朋友。我后来当面问过胡乔木:“你们真了不起,居然把苏联国营工业的剥削率都算出来了!”不料胡居然对我说“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我大为惊愕,立刻告诉了参与此文(还有后面要提到的那本书)写作的宦乡、李汇川和谭文瑞、何方等人。宦、李已经过世,何、谭则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邓小平意犹未尽,又命令胡乔木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扩招人员,重组一个班子,进驻钓鱼台11号楼,写一本书,题目叫做《苏联怎样变修的?》从当年11月1日起开始工作,其中也有当时右派问题尚未解决的我。我们也就一本正经地召集各路专家,进行各项专题讨论,准备写作这样一本有关国策的书来了。但是奇怪的是,领头的胡乔木除小组成立时来过一次外,就再也不过问此事。甚至1979年,他因为家里修房子,搬进钓鱼台1号楼住了半年,与11号楼紧邻,我们早上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碰到,也从不来11号楼过问一下。我们开头也有些纳闷儿,后来就看透了,原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给农民分了自留地(官方名称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小商小贩自己生产经营……。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修”的程度已经超过苏联了,这书如何还写得下去?因此整个1979年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干,拖到年底就基本解散,只留下两三个人(其中有我一个)搬到毛家湾党的文献研究室留守待命,又过了一年多,才结束于无形。

提这两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只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多么浓重,多么强烈。中国外交政策的邓小平时代可以说是国家利益显现而意识形态淡化的时代。不过即使如此,他也还不得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而且终生不能摆脱。

联美反苏是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以后才完成的,他在2月份访美时,公开说中美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个北极熊”。当时邓小平已经是70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这是我的同学,当年给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告诉我的)。

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但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邓小平回国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为时两个星期的惩罚越南对中国忘恩负义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以打击苏联的盟国来表示同美国利益一致的一个重要步骤。

但是在邓小平心目中,完成联美反苏只是利用毛泽东的遗产,打开外交上孤立局面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他进一步的目标还是要中国的外交全方位化。为实现这一点又等了10年,到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完成。他说:“一定要由我来见戈尔巴乔夫。我俩举行了会谈,中苏关系也就正常化了。”据说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现在也并不认为那时(指六七十年代中苏大论战)所说的话都是对的。这才算给中苏长期的争论与对抗画上了句号。

毛泽东虽然在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的政策转变上给后人打开了道路,但是他还有一项意识形态的遗产可是至死没有改变,这就是他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发展出来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毛到最后几年更是极力鼓吹“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甚至把明朝朱升劝朱元璋的话“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动员全民备战的口号。在20世纪70年代生活过的中国城里人大概很少没有挖过防空洞的,许多城市的地下都被挖得千疮百孔,为的是要准备实现毛的方针“立足于打,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这种思想实在不利于邓推行他的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了改变这一理论,他实行的也是渐进方针,开头说“一时看来还打不起来”,继而说“战争不是不可避免”,最后才发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言论。这样才算给他的“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设几十个香港”……等等一系列政策提供了根据。因为毛的理论实际上是向壁虚构,而邓的说法则符合实际,因此推行倒也顺利,没有受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只是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太神气,对中国咄咄逼人太不客气,可见其帝国主义本性未变,堂堂中国那能受这样的气?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要请大家注意。

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毛泽东提出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实际相去甚远,后来也就任其自行淡化,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不过中国因为反苏而脱出两个世界,自居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则沿袭了下来,中国因此也在第三世界结交了一些朋友,在外交上可以引为与国,至于毛泽东时代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反帝而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气派则久已成历史的陈迹了。

有意思的是: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时候,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穷哥儿们的真心实意的援助,当着陪见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的面对叶海亚汗说,“中国人是小气鬼”,一下就把两亿美元的贷款加到5亿,把原来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和李先念搞得大为狼狈。以后,他老人家又曾对来访的外宾说,这笔贷款应该加一个零,也就是把数目扩大10倍,真是大手笔。不过到了80年代初,已经当了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访非洲的时候,对于一应请求,却只好连连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3个时代?

江泽民上台主政已经14年,邓小平逝世也已5年,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是邓小平时代的线性延长。

别的不说,只说江泽民主政之初就碰上了1989年的所谓“苏东波”,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和继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前独裁者、中国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一事,真是变起非常,弄得我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当时曾有人建议,宣布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政变,幸亏邓小平提出了所谓“16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后来又补了“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两句话,又重新申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又补了一句“夹起尾巴做人”。这才使中国平静地应付而且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

又过了两年(1991年8月)苏联发生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伙人发动软禁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又使中国有一些人心猿意马,希望有所响应,几乎乱了阵脚,最后总算依赖邓小平的精神,没有轻举妄动,又平静地度过了一关,也度过了随之而来的同年12月苏联解体改制这一关。

一直到今天为止,江泽民和党中央都还是一直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很少提了。外交政策看来也并不例外。

这里,应该补充说几句的是:苏联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批得比美国还要坏了,它的卫星国如东德和罗马尼亚也都被认为很“修”了,为什么中国还会有上面所说的反应呢?原来,中国批苏联,都是批它不革命,是假共产主义……但是苏联毕竟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社会主义的柱石,“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在中国喊了多少年,可谓已深入人心。其他波、匈、捷、保……等国虽说已是苏联的仆从国,但是它们的国家都是由共产党专政,与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一样,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因此不能无同气连枝之感;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垮了,也不能没有物伤其类之情。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多大的分量。这个因素虽然还在慢慢消解,但是在与朝鲜、越南、古巴3个外国的关系上还是顽强地体现出来。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巍然不动。

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是进一步走向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当然,也办了几件大事,比如1992年同中国的“兄弟国家”朝鲜敌对的韩国建交而且关系明显地要比朝鲜亲密。又比如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非正式会议,同俄国以及中亚哈、塔、吉三国建立了上海5国(现在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成了6国)合作组织,加强了同东盟10国的关系,与东北亚的日韩两国一起成为10+3的一员,最近又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为10+1的一员等等。当然更不可忘了在上世纪末按照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这样的大事。但是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应当是经过15年艰苦的谈判而终于在2001年底被接纳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不准说,而邓小平时代大为流行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描述是“相互依存”和“与国际接轨”的话,江泽民时代关于国际关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全球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正是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一步。

照说全球化的意义不应仅仅限于在经济上,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之后,美国组成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恐统一战线,中国也是这个战线的一分子。不过同普京的俄国在此之后全面贴近西方,对旧的地缘政治作出新的地缘经济的解释,以新思维“换”老脑筋“的魄力相比,中国在外交政策上还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新变化。就像去年7月1日,江泽民作”三个代表“的报告,宣传攻势铺天盖地,显得十分猛烈,然而迄今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出台一样。就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未来的外交政策必然还要变,而且恐怕不止变一变,不过是否有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江泽民时代,现在还不好说,还要观察。

在国际外交史上,由于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强烈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今后要全面正常化,首先要清除意识形态对民族利益的干扰。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有削弱,从根本上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同时,要让民族利益成为决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只有国家充分民主化才有可能。这是一个严重而巨大的任务,即使以邓小平的魄力,也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能在江泽民主政之时完成,我们就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已经进入第3个时代——江泽民时代了。

2002年3月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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