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作为社会良心的自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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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与以前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环境,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也适时地调整、转换了自己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继80年代末的巨大风波和强烈震撼而来的,是90年代初的商品潮和淘金热。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意愿在现实的权威压制力量的打击下,显得既脆弱、又渺茫;而发财的机会,金钱的诱惑力,却大得难以抗拒。这时知识分子队伍中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更糟糕的是,文化人有一种坏毛病,他们在心理上需要辩护和自我欺瞒,明明是在威胁利诱之下不能坚守,却一定要说成是认识的深化和更艰难的选择。人文的、历史的、形而上的理由都搜罗了出来,唯一回避的,是良知和勇气。

但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不愿改变自己的理想和角色。汹涌的逆流和巨大的回潮只不过使他们认识到改革道路的艰巨,苏联东欧的巨变既使他们坚信历史发展的方向,又让他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与苏东知识分子在水平上的差距。他们从80年代“文化热”的轰轰烈烈之中冷静和清醒下来,蛰居于书斋,不是退避,而是思考和迎接不可避免的,更巨大、更复杂的变化。

通过反思,他们首先认识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社会的巨大变化准备不足。在80年代,思考、讨论的热点过于偏向美学、伦理等个体关切方面,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等问题,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物一直是中心议题。在面临紧迫的现实问题时,他们拿不出合适的应对办法,只能诉诸于道义呼吁。他们认识到制度安排问题的重要性,使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来了一个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转向。

从进入90年代起,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发生了两种分化。一是在80年代的改革派- 保守派的对立之外,又新产生出体制内- 体制外的分野。“八九风波”使一些人失去体制内的地位,只能到体制外去谋生存和发展;更有一些人主动抛弃在体制内曲折发展的打算,到社会上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个分化的后果之一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话语变成为独立的、直截了当的,完全抛弃了正统概念的拐杖。另一种分化是,80年代的改革派、“西化派”中一些人欣赏和拥抱西方更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理论,对在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性、启蒙、民主等观念加以否定和批判,甚至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进行清算。

自由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任务更为艰难。一方面,他们要继续面对老左派的“自由化”大棒,另一方面,他们要应付后现代和新左的“西方化”、“殖民化”指责。从90年代到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时常出现波折和摩擦,国际上也常常发生一些大事需要中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种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排外的情绪猛烈爆发,自由知识分子要坚持清醒、理智的立场,殊为不易。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敢于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立场。最近的事态表明,民族主义站绝对上风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变。

近10来年,中国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是公正问题,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腐败愈益猖狂。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都受到考验。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相当多的掌权者持抵制态度,他们怕在变动中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后来发现,可以把改革变成权贵式改革,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兑换和捞取经济利益。他们在改革的口号下,在私有化过程中大发横财。而一部分自命为“改革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成为这些人的辩护士,他们鼓吹腐败是私有化、市场化的催化剂、润滑剂或必要代价,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推波助澜。

从90年代初起,自由知识分子——比如何清涟、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就明确提出社会公正问题,指出现在的问题,除了要不要改革以外,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不应该以不公正为代价实现市场经济和现代化。

与此同时,他们坚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方向,和另一些知识分子展开论战。这些人认为,腐败和不公正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总之,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他们甚至批判“现代化”、“发展”的概念和方向,其中最极端者,已经呼唤要利用和发挥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自由知识分子坚持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原因是政治权力的滥用,是那只“看得见的脚”,而不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他们的解决之道是坚持真正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规范化,把权力的干扰排除掉。

任何单向思维都会使人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时出错。一方面,认为一切危险只会来自左边,都具有与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相同的性质,就会对社会转型期的新现象、新问题麻木和盲目,看不到权、钱结合,加大危害的趋势。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了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把抗争的对象定为国际资本,则只能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

自由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主张,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并没有结束,继承五四启蒙传统还是知识界的重要任务。因此,衡量自由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反对专制,以争取和捍卫个人自由与权利为出发点来争取社会公正、平等和公共福利。

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诉求明确表述为: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坚定不移地走宪政民主道路。这是一条渐进、理性的前进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一致的道路。

徐友渔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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