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1

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目的是阻止居民逃往“自由世界”。1989年1月,修建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强硬地说:“如果建立的原因还没消除,柏林墙将会屹立大约50年,甚至100年!”

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引发举世震惊和谴责,而东德共产党却派出“末代总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公然对镇压表示赞赏。昂纳克也声称,要“学习中国同志的处理方式”来对付示威者。1989年10月7日,东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庆四十周年大阅兵。仅仅33天之后,柏林墙倒塌,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崩溃的序幕。

在柏林墙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话:“我们决不能让流血事件发生!”同样是共产政权,苏联东欧没有效仿天安门屠杀。评论家胡平先生说,“要使共产专制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非就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杀人而已。”

柏林墙被拆除30年后,人类早已进入信息互联互通的数字时代,但在专制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还有一座柏林墙需要被拆除,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防火长城,也称作国家防火墙(Great Firewall,GFW)。它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包括相关行政审查系统)的统称,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络上的通讯,对认为不符合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此系统起步于1998年。

一般的墙,是防止外人随意进来;监狱的墙则是限制里边的人自由出去。而中国的防火墙,既阻止外界的信息自由进入中国,也限制里面的信息自由传出中国。它屏蔽了大量国际媒体、智库和国际人权组织的网站,屏蔽了几乎全部最流行的国际社交网站和大多数视频类网站。中国是极少数几个不能上Twitter、脸书、Google、YouTube、BBC、CNN、纽约时报的国家。墙内的人们既无法获取数以百万计的重要网站的信息,也无法通过这些自由的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发表看法。中国人就这样,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却严密的信息监狱里。

人们只能从层层过滤、重重审查的官方媒体、官方网络上,获取信息;人们被迫接受的是扭曲的历史、虚假的现实、意识形态宣传、心理操控、屏蔽真相、愚民奴化教育,共产党洗脑机器可以说成果显着。几代人生活在以血腥暴力为基础的信息监狱中,形成了顺服乃至热爱老大哥的认知和情感。不但如此,中国政府不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进流出,而且通过所谓的社交媒体 – 微博、微信、QQ、抖音等 – 收集和窃取公民信息、监控网民的一举一动。信息柏林墙虽然无形,但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从毛氏群众运动极权到习氏高科技极权,独立思想被制裁、独立人格被摧毁、反抗行动被扼杀。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是脑残、犬儒、投机分子或小粉红。

柏林墙挡不住人们对自由的向往。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试图翻越围墙,在攀至顶部后,两名东德边防军士兵罗夫•费特列治和艾力•薛伯发现了他,并向他开枪。彼得是第一个因试图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除了直接翻墙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高楼跳下、挖地道、潜水、大型热气球、走下水道、驾轻型飞机、开汽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等等。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柏林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为了翻越中国防火墙的网民们,也曾各显神通。自由门、火凤凰、tor、赛风、免费代理IP、VPN、蓝灯、SSR等,猫捉老鼠游戏玩了十多年。不过似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中共发威加强防火墙封杀VPN,翻墙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高。因为帮人翻墙而被拘留、判刑的例子,开始多了起来。

广东东莞的邓杰威因出售“飞跃SS”、“影梭云”VPN翻墙软件账户,被判刑9个月;吴向洋因搭建VPN服务器,并出租、销售VPN软件和VPN路由器硬件,被判刑5年半。2019年3月,翻墙技术网站“逗比根据地”创始人孙东洋被判刑3年、缓刑4年,并被没收电脑及处罚20000万元罚金。甚至一些网民仅仅因为使用VPN翻墙,就被警告、传唤、罚款乃至拘留。因为网络言论而被判刑的中国网民、作家、记者更是成千上万,记者无国界、自由之家等国际人权机构,把中国列为少数几个“互联网黑洞”、“互联网敌人”。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仅仅排在三个国家之前:厄立特里亚、北朝鲜和土库曼斯坦。

“信息柏林墙”虽然无形,但专制政权对翻墙、推墙的惩罚却毫不手软。那些大胆行使言论自由、试图冲破言论禁忌的中国公民,因为翻越无形的高墙而被关入有形的高墙。

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