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新是现代中国的主要标志。“日新月异”固是夸张,但家事、国家、天下事,确实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从晚清到当代,观念更新因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而成为一种责任和压力,以至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但与时俱进只是一个方面、一种类型,也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从“中体西用”开始的种种保守之论,即在文化、社会,特别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总还有不变或须坚持的方面。沧海桑田,世事无常,但新旧却不是评论人事的唯一标准,而为现代趋新者所不齿的旧道德反倒可能具有普遍和永恒的价值。1923年,当年复辟的“辫帅”张勋(1854~1923)在天津公馆病逝,也是来自晚清旧官僚阵营的民国总理熊希龄(1870~1937)送挽联一副:“国无论君民,唯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此联所言,就表明在一个趋新的时代,还应当有不变的地方。胡适去世后,蒋介石撰挽联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肯定的也是胡适调和新旧的方面。

但新、旧之间总还有矛盾和冲突。不妨以民国三个政治人物的新旧问题,略作申论,以补文化研究之不足。
  
新旧参半的李宗仁

一般认为,“新桂系”首领、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1891~1969)是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相对仁德忠厚的一位。史家唐德刚在为李宗仁写传记时就对他怀有特殊好感:“我至今仍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更不是什么坏人。他夫妇都是浓厚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好人。”比如,“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宗仁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惊涛骇浪和政治的云翻雨覆中屹立不倒,以杂牌军头的身份与蒋介石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未被“吃掉”,既表明他在军政两行均有不羁之才和可说之德,实也证明他“外宽内深”“浑浑而有机心”,不乏智慧、策略和手段。不过,与其他政治人物比较,李宗仁的可敬之处恰在这位农家子弟较多地保持了传统社会的若干品格。

现代中国变化激烈,政治文化以趋新为特色,举凡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秩序均被视为“保守”和“反动”,唯恐打倒之不够,为团体之私甚至一人之私,不择手段,一再给民族和人民造成深创剧痛,原因之一就在某些新派强人以革命之名行攫权之实。对此,章太炎、熊十力等辛亥老人均曾为之痛彻心肺,并因此或转向佛学或转向儒学,期在为现代革命寻找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李宗仁作为现代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也有深切的观察和体验。他发现,当时“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但在旧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官绅也羞于与其为伍,他们多少还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例子之一,就是卢永祥1922年任上海护军使时,其子曾与黄金荣发生冲突,把黄抓起来打了一顿。但1927年清党时,因为蒋介石借助了黑社会的力量,黄金荣等遂能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党的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也是在1927年清党前后,李宗仁的同事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晚年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自豪地说:自己当时绝不理会黑社会之人物,明知杜月笙有功于革命军,也拒绝接见。

政治组织和主义信仰有新旧,但个人品德和政治伦理却超越新旧。李宗仁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壮岁以后接受了现代革命思想,对美国、苏联的政治文化也有若干了解,属于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对革命同志的评价,也多在与旧军阀的对比中进行。北伐部队7个军中,作战最勇敢、功劳最大的是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长、主义信仰最忠的黄埔系第一军。抗战期间,一些受到蒋介石及黄埔系排挤、打压的前军阀部队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大捷,很大程度上是由庞炳勋、张自忠、孙连仲、邓锡侯、孙震这些地方杂牌部队打出来的,其中多属于原西北军的部队。他们文化知识欠缺,政治观念落后,主义信仰不贞,却保持了中国农人朴实、诚信、忠勇、感恩的旧道德。比如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奉宋哲元将军密令在北京与日本人周旋,舆论均指为汉奸,军委会中亦有人主张军法会审。李宗仁为此约见他,“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觉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总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另如庞炳勋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等。李宗仁能尊重他们、合理使用他们,使之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反之,像汤恩伯、胡宗南这些黄埔系将领,自恃“天子门生”,只效忠蒋介石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实际战功不多。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亲疏态度,在将领安排、部队调度、资源供给等方面不能秉公处理、一视同仁。有见及此,晚年回忆1924年推翻统治广西10年之久的军阀陆荣廷时,李慨然说道:“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有赖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旧军阀极少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统治技术,故能畏天命、畏人言,思想相对保守,私欲不敢放纵,行动相对拘谨,破坏性相对较小;而对于那些经过现代文化洗礼、掌握了操纵群众的社会技术的新军阀来说,天命不可畏,人言可操控,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他们思想彻底解放,行动极其自由,私欲彻底膨胀,破坏性也更大。

为了说明新旧人物不同政绩,李宗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湖南省主席何键,政治观念落后,行政能力亦弱,但他们二人均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只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中央的西南各省联络较密,每逢国内纷争,两人态度均甚模棱。是以中央对两省干涉较少。“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李宗仁回忆录》)

与此相反的豫、鄂、皖、赣4省,是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四省,但社会建设成绩最差。从1929年到抗战军兴,湖北省7年换了5个省主席,省政不稳,管理紊乱,贪污成风,建设全无,鄂东、鄂北是武汉两个门户,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后果是鄂豫皖有张国焘、徐向前部的红军,鄂西是贺龙的根据地。豫、皖、赣三省与湖北差不多。“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岂有不糟之理?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取‘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他们对驻军却毫无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共军的。因而一旦与共军开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蒋介石当然是要消灭共产党的,但其“中央化”的后果,恰恰是助成了共产党: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地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李宗仁回忆录》)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集权制没有换来高效率。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摩擦甚至对立,基本不受中央影响;山东、湖南二省与中央比较接近,但与中央关联度较低,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地方自治,遏制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二是如果像韩复榘、何键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都不是最差的领导人,那么足以说明中国人自有其生活之道,只要当政者少扰民、少害民,他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领导人了。就此而言,只要农民交一点粮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管的旧体制反而是对农民伤害最少的,而在这种体制下形成其治理方式的旧军阀也较“新人”或某些“革命者”更有可取之处。
  
“旧人”陈济棠的贡献

近代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它分享了历史的光环,也承受了动乱的灾难。直到陈济棠(1890~1954)主粤,广东才名副其实地进入建设时期。陈有所有军阀都具有的权谋、野心、智慧,但他还有多数军阀难得的建设地方、造福乡梓的愿望和能力,他的权威并不仅仅靠15万虎狼之师的拱卫,他的劣迹明显少于晚清以来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他对广东地方建设的贡献使近代军阀的存在多少获得了一些合理性。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美籍华人、电子学家——编者注)时说: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确实,陈济棠时代是民国史上广东的“黄金时代”,其时风调雨顺,政通人和,百姓富足。笔者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军阀受到邓小平的推崇,也很难说清广东在改革时代的风光是否与陈的传统有关,总之,当历史的波涛淘尽无数弄潮儿之后,陈济棠时代仍然是广东幸福时代的象征之一。
陈济棠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军阀的经历:拥兵自重而与中央分庭抗礼,自主一方而终为中央所败。1929年3月,他在派系倾轧中取代李济深,就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随后就任讨逆军第8军总指挥,控制了广东军权,实际上已开始统治广东。1931年5月,他把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挤走,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形成了他个人的军事/政治体系,此后,他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制造了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局面。1936年,陈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借抗日之名反蒋,发动“两广事变”,后因余汉谋等高级部将的反叛而失败。当他苦心经营、在国内堪称第一的广东空军隆隆飞向南京之时,“南天王”也悄然离穗赴港。从道理上讲,军阀作为盘踞一方的军政大权的垄断者,一般不会完全忽略地方建设,至少他要从中获得军费来源,并以此作为巩固的后方,扩展自己的地盘。但这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其人统治地方的时间不能太短,他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规划和构想,并来得及实施;二是其人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能有一山二王或多王的现象。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白黄,山西的阎锡山等,都较多留意于地方建设。在中央政府无力顾及地方甚至只想从地方搜括的背景下,维护个人统治的军阀与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张力,使地方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使民众具有稍好些的生活条件。当然,这不是必然的,毕竟还有不少专事打家劫舍、烧杀劫掠的军阀。

八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对广东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因为即使在孙中山主持的广州军政府期间,他也不能驾驭像陆荣廷、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等骄横的将领。现代广东在陈济棠之前一直没有享受过安宁,总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陈下野之后,日寇狼烟不久就熏黑了珠江碧水。历史给陈提供了机遇,他也没有辜负这一机遇。这位生于耕读之家的粤西军阀,秉承粤人讲究实惠、注重民生的传统,对频受苦难的民心有真切体察,任内平定土匪,整肃吏治,创办学校,拓展交通,开发海港。陈在地方建设上的主要贡献,是1933年颁布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在交通建设上,以广州为中心,沿四通八达的珠江水网,顺纵贯南北的粤汉、广三和广九铁路伸展开来,北至南岭,南至高雷钦廉,东至潮汕,西至梧州,构建了全省道路体系。在城市建设上,是在缓缓流淌的珠江和逶迤起伏的白云山之间,以与珠江平行及垂直为框架,以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中山图书馆、海珠桥为中心,东山为政治区域,西村为工业区。直到1980年代广州开发天河新区以前,市政建设都以此为基础。在经济建设上,其时广东直属省建设厅、新建或扩建的工厂就有13家,有不少是开创性的。广东的支柱产业如水泥、造纸、制糖、纺织等,都是在陈亲自督办下完成的,长期成为广东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柱。陈的作为当然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作为标准,但有时也“尊重民意”。1934年成立“广东省临时参议会”以“集思广益”,尽量兼顾自己利益与民众愿望。1931年在林翼中主持下的民政改革,通过厘清权力、确立地方行政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政和社会纠纷,其中对琼崖抚黎局的改建,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

远离北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岭南较少受到崇本抑末的教条束缚,很早就有浓郁的商品意识,由此形成的传统使得今天的广东人也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偏于一隅的岭南并不能避免中原战火的兵燹,同样不能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多少次,累代财富成灰烬;多少回,兵戈铁马跃珠江。最令人扼腕的是五代时期的南汉国,惊人的富庶在赵宋大军压境下迅即毁于一旦。无论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枭雄,大多辜负了这片四季常青的沃土。问苍茫岭南,谁主沉浮? 即使官至一方首脑,要真正做成一件事,在中国也常常并不容易。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积弱多年,加上外患紧逼,都使得任何想有所作为的人力不从心。我们不能说所有军阀都是与民为敌不想做好事的人,陈的幸运在于,他具有其他军阀所不具有的条件和机遇。首先是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主要发达国家竞相推销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当时顺德、南海几个县的蚕丝在国际市场上一蹶不振,三年内倒闭了63家丝厂。顺德一个县,就荒废了三四十万亩桑基。陈济棠以低价、低息或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取得必需的资金和设备,兴建了水泥厂、糖厂等,要求农民把桑基都改种甘蔗,既解决了糖厂原料,也给农民开了条活路,皆大欢喜。其次,华侨因经济衰退投资无利,大量汇款回乡,侨汇猛增,国内购买力强,激活了市场。陈于1933年举办“广东国货商品展销会”,以提倡国货为号召,邀华侨回乡参观,吸引华侨投资,爱群酒店、永安堂及东山地区的建设等主要是华侨汇资营建的。第三,其时世界市场金贱银贵,美国加紧收购白银,广东当时刚好是银毫本位。因此银币相对升值,物价低廉,百姓安居乐业,岭南一片升平气象。

为维持广东的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主要依靠政治韬略而非军事实力。广州成为西南的核心并与南京中央政府抗衡,陈本人在宁粤分裂期吸引了一批国民党元老级要人,都赖其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在派系林立、倾轧不已的国民党内部,他巧妙地周旋、穿插于蒋、胡、汪三派之间,一度游刃有余,与共产党红军也有过合作,在长征时让出一条生路。他不和任何一方彻底决裂,总是保持着相当的主动权。与那些为了个人或党派的权力不惜牺牲无数生命的政治家而言,陈确实更为理性,更有民本意识。仿佛先秦时代一样,在中原各地战火不息、民不聊生之时,岭南一隅偏安,获得了一个稀有的和平与发展。中国近代大小军阀数百个,为什么有的毫无建树只有破坏,有的却做了不少好事,原因甚多,主观因素是一条。从《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一书中的大量回忆录中可以看出,陈济棠虽有一般地方军阀的普遍特点,但总体上比较正派,比较谦和,所以他的内部没有发生过火并。余汉谋发表拥蒋反陈的通电后,陈见大势已去,1936年7月28日晚,即以一封电报把广东交代给余汉谋:“济棠诚信未孚,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这样的政权交接,在现代中国是少见的。民国以来,主政广东的先后有陈炯明、莫荣新、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余汉谋等人,其中以陈、余之交接最为安静,很有点像美国总统的更换。只有热爱桑梓、关心民间疾苦的政治家,才能超越个人之进退。

陈济棠是典型的“旧人”。1935年1月,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发表演讲,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主张读经”等现象。1月9日早晨,胡适来到广州,原准备邀他演讲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要人带信给胡适,请他“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不是轻易退却的人,他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国外的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找。”(胡适《南游杂忆》1935年8月12日,《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济棠不但主张尊孔读经,而且十分迷信。他对联桂反蒋本不坚决,李宗仁、白崇禧屡说不动。但其兄陈维周于1936年初往南京见蒋介石后,认定蒋的气数已尽,陈济棠气运当阳,可取而代之。陈相信了这一点,这才同意与李、白一起反蒋。在中央政府的威压面前,广东的半独立的格局本极难维持,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韬略,陈却以术士之言为依据,失败是免不了的。此外,陈的家乡观念很深,他不相信外籍军官,因此每军都要安排一个钦廉籍师长,每个师又都要安排一个钦廉籍团长或几个营长,以为相互监视。1931年扩军时钦廉籍师长只有3人,1936年已有7人,占15个师长的一半,连一点军事学识都没有的陈维周,也当上警卫军军长。由此引起外籍军官的不满,香瀚屏、余汉谋等亲信将领也逐步与之离心。

“迷信”不但为现代文化所不容,也是陈济棠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迷信也有好处,它使人有所畏惧,有所忌惮,不至于在新观念、新思想的鼓舞下拿人民做实验,甚或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实际上,迷信就曾使陈做了一些好事。1915年,时任连长的陈济棠在战乱中救莫秀英及其外祖母,与莫结婚后,陈常打胜仗且青云直上,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次年兼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南绥靖处处长,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陈把这一好运部分地归结为与莫秀英的婚姻,而莫秀英也力劝丈夫积德行善,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如湛江的“秀英码头”就至今还令当地人称颂。

广东感谢陈济棠,虽然“南天王”决非圣王。这一事实也许并不是说明陈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表明动乱不已的现代中国,要找一个稍稍关心百姓的军阀或政治人物太难了。复杂的是,这既与政治军事人物的个人品格和能力有关,却又有着广泛的历史因素,与幽微悖逆的人性相关。人心思安,却又羡慕动荡。拿破仑战争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承平岁月,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西方敏感人士都感到人心思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有多少起因,但平和得近于麻木的心灵渴望来一场洗涤振奋无疑是一份催化剂。古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也是在说明这一现象。翻翻史书,看到多少世代创造积累的物质、文化财富每每在硝烟中瞬刻毁灭,真不敢相信人类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乱世英雄起四方。当普通百姓满足于日常生活时,英雄们总是在憧憬着某种重大时刻,也许他们志向高远,也许他们身心矫健,也许他们欲望超常,总之衣食庸碌、家长里短、殷实富足等俗世理想已难以范围他们。呼风唤雨改天变地,称霸一方统驭万姓,按自己的思路梳理人间,把一己的意愿嵌入历史,才是英雄们的生命寄托。青年毛泽东有言:“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新人”胡宗南的无为

还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时,胡宗南(1896~1962)就很出名。“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甚为流行,但胡宗南绝非一介武夫。1915年从吴兴中学毕业后,他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深受新思潮的感染。此后在长期军旅生涯中,始终保持着酷爱读书、热衷办学的习惯,属于国民政府军系统中、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少有的文武兼备、有社会理想与政治见解的高级将领。1933—1934年在陇东南进行的社会改革以及在“陕西王”“西北王”期间的社会行动,都表明他的才能和兴趣并不止于军事。综其一生,胡宗南是最早晋升、最受信任的黄埔学生,也是艰苦卓绝、品格不差的现代军人,其思想之新、之左倾、之革命,不但远过于北洋将领或地方军阀,也比其黄埔同学更为先进。

1935年底,《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冒着风雪奔波数百里,来到陇南三十里铺采访胡宗南时,时任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正像伙夫一样住在北风呼啸的破庙里:

我们到庙里去看看,他住的是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冻疮,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范长江《中国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这样俭仆克己、平等待人的作风和做派,当是其新思想所致。胡宗南理所当然地赢得官兵的拥戴。胡部数十万大军,分布在各战场。据他的参谋长盛文说:“在此后的战局,无论哪一个战场,支持到最后不叛变的都是胡先生的部队。”(《盛文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1947年初,胡秉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晖起草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并提出“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等原则。熊提出的要点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甚至还有“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这类1950年代中期由共产党所实施的政策。这些设想是熊向晖设计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的胃口。
抗战时期是胡宗南一生事业的顶峰。1944年春成为陕西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年底又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部六七十万人,是蒋介石手下最完整强大的兵团,舆论有“西北王”之称。胡宗南在抗日方面是积极的,不但发誓抗战胜利后才结婚(事实也是如此),而且多次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1944年战局危急时,胡率部进援第一战区,击退日军对西安的进犯;后来也曾率部在贵州阻遏日军进攻,在八年抗战中大致维持了西北的安定,使日军始终无法渡过黄河侵犯陕甘。周恩来一度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9年熊向组织汇报时也指出:胡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当然,胡宗南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延安的警惕,他曾对人言:“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

然而,就蒋介石将抗日防共、屏障重庆这些关系到国民党统治命运的大事交给胡宗南,对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和期待而言,胡宗南没有能够完全满足蒋介石的预期。在他亲自坐镇的西安,八路军的七贤庄办事处源源不断地向延安输送人才、情报和物资;在其数十万大军的眼皮之下,延安毫发无损日益强大,毛泽东还能从容地进行党内整风、建立其充分的个人权威。

这使关心国民党的命运、也关心个人前途的胡宗南着急。1940年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西安视察时对胡说:“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这一“轰轰烈烈之事”就是率部突袭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此论是否得到蒋的授意,无法证实,但以胡宗南的身份地位及其与蒋的关系,他应当明白中共是蒋的心腹大患,也应当知道蒋不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直接下令进攻延安。从各为其主的立场说,一个真正称职的下属,应当做些上级想做而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如果胡要为蒋分忧,就应该如陈立夫所说,无须蒋的命令就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拿下延安。但胡宗南思想虽新,却没有胆量接受陈立夫的建议,错过了时机。陈对此感叹说:“宗南兄不敢冒此险,我知其虽有大志而无大胆,不可以有为矣。”(经盛鸿《胡宗南大传》)

1943年5月底,共产国际解散,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他命令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完成部署。胡宗南照办了,但拟定好的计划被外泄,延安对之公开谴责并做了相应的准备。在讨论“这一仗打不打”的会上,面对打与不打两种观点,胡宗南作结论: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产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1940年,蒋介石没有命令打延安,胡宗南没有主动为蒋分忧;1943年,命令来了,胡宗南确实为蒋分忧了,结论却是不打延安。就这样,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除了参与抗日外,对延安几乎无所作为,这对国共两党命运影响至深。

蒋介石也有不可解之处。虽然胡宗南在“制共”方面作为不大,但其获得的实力与权威却一再增强,所部多是国民政府军的精锐。在抗战后军事人物三鼎甲中,汤恩伯不能与之相比,只有老一辈的陈诚可与之平分秋色。然而,即使如此,胡宗南在国共争雄中也毫无建树。除1948年4月“泾渭河谷之战”差一点全歼彭德怀部主力之外,胡宗南所主导的西北战场是一连串的失败,1947年3月19日确实攻下延安,但其所得是一座空城。1949年11月败退西南,12月在川西全军覆没。陈立夫得报后恨恨地说:“大陆沦陷,胡之数十万大军,冰雪消融,一无作为,我为之浩叹不已。”国民党丢了大陆,胡宗南难辞其咎。

胡宗南个人的品格不错,对党国忠诚无欺,对下属关怀备至,是新派军人,但在更新的共产党人面前,他其实幼稚得很。1947年10月,熊向晖的联系人之一王石坚在西安被捕,他们的上级李克农非常担心熊的安全,周恩来却指出:“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去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确如周公所料。胡宗南并不腐败,但也没有完全为党国着想。

这当然不是胡宗南个人的局限。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期间,对社会整体的控制是有限的,对内部人员的审查也是粗疏的。在国民党、国民政府特别是国民政府军的各个系统中,几乎都有大量中共情报人员。败退台湾后,虽然改进了控制方式,也还有荒唐之处。1991年1月7日开始,熊向晖在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详细披露他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理所当然地,此文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传记文学》杂志转载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发表赵千方文章,揭发出一个充分暴露国民党昏聩无能的事:1973年,台湾“国防部”在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时,还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 ……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汇荃(向晖)……等十七人……留学美国。”陈、申、熊三人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后三杰’案1947年10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25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改名的关系?对比周恩来安排熊向晖时的精详严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国民党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败多年后还不能好好总结反省。

政治原因而外,胡宗南的败绩也表明,至少在当年的中国,旧人物、旧伦理不但有其可爱之处,似乎也更适合中国的土壤,而一些大权在握的“新人”,除了以各种动听的口号折腾国家外,即使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也并无作为。
  
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自“爱思想”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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