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新教入华两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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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讲述中国家庭教会史之一

橡树文字工作室 2018-05-10

橡树出版之【先贤之信】

基督教之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历史的复杂性,因而会出现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形态:家庭教会。从整个国家近现代史的角度看家庭教会史,非常必要。今天的文章是王怡牧师的“中国家庭教会史”课程第一课内容,橡树首发,以飨读者,文末有音频收听方式。

向西、向西、再向西

基督教来华,从有明确记载和定论来说,是从贞观九年、景教来华开始。635年,景教宣教士阿罗本进入长安,随后建立教会。迄今约1400年。

还有一些传说和考古,譬如江西和泉州的铁十字架,似乎显明三国时代,基督教已经来华。更有东汉的一些汉砖汉画和铜镜,似乎在描述圣经故事和福音信息。而教会史上也一直有多马来华的野史。也就是说,主后一世纪内,使徒们的脚踪可能就已到达中国。

不过这些传说和推测都还不能确定。关键的是,没有证据显明教会并未在贞观年间之前被建立起来。这样,我们从景教算起,基督教已四度来华。

人文学院有位老师回家问妻子,“为什么景教来华,却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呢”?他妻子说:“很简单,因为他们依附权贵。”他发现妻子很有见识。又问她说,“那为什么到了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第二次来华,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呢?”他的妻子说:“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权贵。”

这两句话,是教会前三次来华的一个概要。我用另一句话形容,前三次来华,是“向北,向北,再向北”。直到新教来华,则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为什么向北?因为京城在北边。前三度来华都冲着京城去,冲着皇帝去,冲着士大夫去。所谓擒贼先擒王,传福音不如先把皇帝搞定了,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这也有基督教在欧洲的经验。罗马的改教,以后罗马灭亡后的蛮族时代改教,通常都是一个国王信主,然后带来全国归主。所以传教士们想重复欧洲的经验,一直向北、向北、再向北,要进入京城,进入权力中心,去接近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个人。但这一条路,反复了三次,超过一千年,上帝却没有许可这条路的成功,上帝没有给中国带来类似于欧洲的经验。

而且这三次来华,可以讲,其实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成功了。因为每一次都成功地接触到了皇帝。今天却不太容易。

但第一次景教来华,唐太宗很欢迎,主动派了房玄龄,人家就出到长安城外去迎接阿罗本。最后还封阿罗本是“护国大法师”。

到了元朝,忽必烈的妈妈信主了,宫里好多人信主,只是皇帝没有信。很多人说他也许信了,因为马可波罗的叔叔见他时,他说希望你带信回去,请罗马教宗给我多派一些人来,派教士过来,再派些专家来,还要替我带耶路撒冷耶稣墓前的一点灯油回来。那忽必烈至少算个慕道友了。只是等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好像不在这里了,和大汗在信仰上没什么交流。

最后到明朝要灭亡时,南明政权,也是太子信主了,皇后、皇太后也信主了。重臣、太监、宫女信主的很多。耶稣会的宣教士写了一封信回欧洲,希望基督教国家出兵帮助,我们两边夹击,打败清朝,可以扶持中国出现一个基督教王国。但还是功亏一篑,人家根本不想派兵过来,太远了,缺乏利益驱动。而且等到教宗的回信送回来,南明政权早就覆灭了。

到民国就更不用讲了,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但上帝的心意,至少在1400年内,都是这样显明的:凡是信了耶稣或可能信耶稣的皇帝,最后都要失去天下,偏安一偶。上帝不应许祂的福音,在中国是以影响权贵的这条路来传扬。清朝的康熙也一样,顺治也一样,他们都接触信仰和宣教士很深,但最终都拒绝了福音。

直到马礼逊来华之前,整个中国彻底拒绝了福音,皇帝与上帝为敌,全面禁教,奉教者杀。于是福音在中国,从1807年开始,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可以称为“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有什么?西边有农民,有山沟沟,西边有少数民族,西边是草根,西边是内地。向西、向西、再向西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

皇权专制主义

我们以1807年为坐标,再往前回顾一点点。1760-1770年代的时候,天主教就来了一些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好多很熟悉的宣教士。在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后,大概经过20多年,天主教内部就产生了一个“反宗教改革运动”。意思不只是反对新教,同时也是它内部的复兴运动。就是承认我们有很多问题,确实比较腐败,信仰需要被重新激励。当然天主教会当时并没有归回圣经,没有归回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它始终不是一次宗教改革,而只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道德和灵性上的复兴运动。

但在很大程度上,天主教内部还是焕然一新,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里面的人也经历了灵性的复兴,就是重新向主火热。那个时代,新教国家像日内瓦和德意志,都在欧洲中北部,周围一圈的海洋强国,从意大利,到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受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刺激,天主教国家和耶稣会成了第一波向全世界宣教的主力。

为什么新教宣教士落后于天主教呢?很简单,因为那时你还在挨打。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英国还要一百年才会崛起。制海权在人家手上。这样耶稣会成为了向中国宣教的主力。他们比马礼逊早来200年,在明代已扎下脚跟。

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正是这个问题,使中国没有走上像欧洲那样从君王信教到全国归信的道路。基督教到中国后,才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和体制中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在这个皇权专制主义中,你不能说它没有宗教,儒家到底算宗教还是不算,很多学者在争论,佛教跟道教是比较民间的。但在中国,最重要的信仰和崇拜体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皇权本身。皇帝类似于法老,是宗教性的领袖。在皇权专制中,政治本身就是宗教,皇帝本身就是大祭司。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敬拜。此外,在文化上儒家是主流,也是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秘书、助手和祭童。

所以在传统中国,有两件事很重要,它们构成这个国家崇拜体系的两部分,一是你要跪皇帝,一是你要拜孔子。读书一定会拜孔子,而等你有了一官半职,你就要跪皇帝,侍奉皇帝,生杀予夺,拜他所赐。拜孔子与跪皇帝,是皇权专制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

当初利玛窦来中国后,他先要找自己的同行,教会的竞争对手是谁?他首先看到佛教的和尚。他就穿得跟和尚差不多,变成了“西方来的和尚”。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样就可以给中国人念圣经。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和尚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他发现地位高的是儒生。所以他就不穿和尚衣服了。他的同行是儒生,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这样他就变成了“西方来的儒生”,是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本身也真的很有学问。

因此,耶稣会的宣教士在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通过对信仰身份的淡化而获得的。他们没有把独一上帝的信仰,如此尖锐地带入一个跪皇帝、拜孔子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中,为此走上流血的十架道路。不,他们作为西方来的儒生和学者,一直回避了福音与中国传统的尖锐冲突。

对中国人来说,耶稣会士的第一身份是学者,然后才是相信上帝的学者。中国人会说,我们的学者敬天,他们的学者信神。这就是差别。现在我知道这个区别了,我也尊重这个区别。但这个区别并不重要。对顺治、康熙来说,主要是看你带来的学问是什么。是建筑、园林,是绘画和钟表,是世界地图,是航海和历法等等。真神与偶像,福音与宗教的区别,天主教宣教士没有带进来。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向中国传一个“唯独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自然也没有过于重大的冲突。看上去还不错,他们都接触皇帝了,都进入宫廷了,都当大官了。最多,他们尝到的不过是伴君如伴虎的滋味,而不是一座摆放在基督与凯撒之间的斗兽场。

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海外宣教一开始都由耶稣会垄断。只有耶稣会在中国宣教。但到了崇祯年间,明亡前夕,这个垄断被打破了,于是另一些差会,像道明会也取得了来中国和其他地方宣教的权力。

道明会的人来中国一看,他们听说耶稣会在这里做得很好,已经影响皇帝了。但他们发现,不对,耶稣会做错了。他们妥协了信仰。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居然和拜皇帝、跪孔子,以及祭拜祖先的宗教,都并行不悖,同处一室。

当然有些人说:这不过是两个宗派的竞争,互相挖墙脚。但道明会的宣教士是对的,耶稣会的确在中国妥协了信仰。他们说信主后仍然可以跪拜皇帝,仍然可以拜孔子,仍然可以祭祖,这叫什么信主呢?他们从未向中国清清楚楚地宣告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所以道明会的一纸讼状就告到梵蒂冈去了。

举一个例子,帕斯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神学是倾向加尔文主义的。在《致外省人信札》里,帕斯卡尔这样讽刺说:耶稣会的人在亚洲,在中国,这样教导信徒说,要他们把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掩盖在他们对孔夫子的敬拜之下。当他们参加对孔子和祖先的祭拜仪式时,他们教导中国基督徒在衣服里面悄悄藏一个十字架,这样就能将内心的敬拜转移到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上去。这个叫孔子穿肠过,基督心中留。

到了崇祯年间,梵蒂冈也认为耶稣会错了。后来到了康熙后期,教宗明确下令,禁止将上帝译为“天”,以免将基督教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与中国的“敬天”相混合。1706年,他们派了一个使节到中国来,告诉康熙:“信了耶稣,就是承认祂是独一的上帝,上帝只有一位。你是皇帝,我们尊重你,但是信了上帝就不能够再拜你。也不能再拜祖先,因为祖先不是神,可以尊敬,但不能拜。也不能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也不是神,我们也很尊敬他,但不能拜他。”

康熙就大怒。虽然你听过康熙写过十架歌,康熙信主了?!不是的,是以前耶稣会把他糊弄了。或者说以前他把耶稣会糊弄了。所以当梵蒂冈来人告诉康熙什么叫一神论,什么叫除他之外、什么都不能拜。康熙就说,“那你们卷铺盖回家吧”。于是康熙下令禁教,所有天主教宣教士全都赶走了。

但中国太大了,不像日本。前两年的电影《沉默》讲的就是这个。日本很小,基督徒躲到哪里都能抓到,所以很严酷,抓到之后杀头。中国那时禁教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扔个十字架,或扔个耶稣的像在地上,你要吐唾沫,脚踩上去,走出门,这样就没事。如果你继续奉教,就是死罪。只是执行起来,中国没有日本厉害,因为中国太大,地方上情形各一,特别是中国没有封建制度,地方上比较宽松,缝隙和空间都很大。

所以在镇压过程中,明末清初,有持续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所以很多受逼迫的天主教徒就跑到四川来了。只要有逼迫,一定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边离皇帝权力比较远。于是四川迅速成为天主教大省,天主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或第四位,绝大部分是逃难过来的。

从1706到1720,康熙和教宗之间拉锯了几个回合。最后正式下令禁教,但执行不严。到1723年雍正上台后,就执行严格禁教了。有点像文革时代,把天主教堂改为关帝庙。这样一直到1860年,超过一百年,历史上称为“百年禁教”。这一百多年,中国是完全禁教,闭关自守的。

马礼逊建立了家庭教会

1807年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预。马礼逊来华,是冒生命危险的。他建立的就是家庭教会。他来华即为非法,登陆即为非法,传教非法,连学中文也非法。因为中文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以教给老外的。所以他出十倍大价钱,终于找到个不要命的,教他中文。这人没有信主,就是因为钱多。所以有时你发现,有人为钱不要命,比基督徒为主更不要命。

当然,马礼逊也是个不要命的,所以他才找个不要命的。那人虽然不要命,但每次给马礼逊教中文,都拖着个行李箱,把洗漱用品,换洗衣服都装在里面,因为每次都有可能跑路。而且身上还藏了毒药,他为赚钱可以到这个地步,万一真被抓住,熬不住了,就自杀,他都愿意。

所以新教来华,从1807年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再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中间约半个世纪是禁教时期,传教是非法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沿海有五个城市,老外可以进来,居住,做生意,建教堂,传福音。但这些宣教士不满足,他们就坐船,在珠三角地区,沿河道进入内陆,企图往更深的内陆走。有些传记里写道,他们沿珠江往上走,后面炮艇发现了,就追击,发炮。一直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到1860年就完全开放内地了。禁教时期正式结束。

有个地方,是很多人诟病的。当时的翻译是宣教士。那时宣教士都参与到和约中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会中文。两国相交要谈判,签约,只能找到宣教士做翻译。在1858年,担任翻译的是丁韪良和卫三畏。他们提出了“宗教宽容条款”,要求取消对中国基督徒的迫害。到了1860年北京条约,有个法国宣教士为主大发热心,和约有中文版和法文版,他就在中文版里多加了一句,外国人可以去内地,然后“开设教堂,建造自便”。但法文版并没有这个话。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外交事故。毕竟中国打了败仗,也就认了。这样从1860年后,宣教士就可以去内地建立教会。到1865年,戴德生在宁波成立了内地会。这个不断地向西、向西、再向西,向下、向下、再向下的过程就开始了。

1860年前,基督教在华是非法的,跟大清有国家层面的冲突。1860年意味着“禁教时代”结束,国家层面的冲突缓解了。甚至地方官员怕惹麻烦,因为宣教士有“不平等条约”保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天朝”为中心,看别人都是“四夷”。从不承认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也不知道国际条约是怎么回事。打了败仗,才被迫以平等的国家关系签署和约。

所以,南京条约实际上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不平等,是因为你打了败仗。但战胜国愿意与战败国以平等国家的地位和关系,来签署国际和约,这是天朝历史上的头一遭。也是“天朝”观念崩溃的开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可以随便关、随便杀,但根据这份条约,外国人却不能随便关、随便杀。人权标准不同了,这就导致了“不平等”。南京条约竟然说,不但要释放之前被抓的英国人,还要释放之前被抓的中国人。所以,后来有句流传很广的慈禧名言,“宁赠外邦,不与家奴”。其实这话是荣禄说的,是陈天华把它算在慈禧头上了。

从1860年到1900年,基督教在华的主要冲突,我们称为“民教冲突”。国家层面的冲突消退,民间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爆发。这半个世纪也可以称为“教案时代”。层出不穷的教案,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但冲突一方不再是官员和朝廷,朝廷表面上是保护宣教士的。反教的主力变成了“士绅”。跟明朝还不一样,那时很多大臣起来反教。但1860年后,大臣们和朝廷的立场是一致的,就算心里反教,暗地支持,但都不是公开的反教者。

因为在传统中国,地方上都是“乡绅自治”。国家的组织力量不够,地方上的秩序依靠宗法社会和儒家社会,所谓“皇权不下县”。一个村子里最重要的地方是祠堂或宗祠。村有村庙,族有族祠,这是乡村的中心,文化中心,社群中心,裁判权中心,和宗教中心。村子里的领袖人物是大家族的族长和乡绅。乡绅就是读过一点书,甚至当过举人,做过一官半职的,家境也殷实,有田有地的。通常叫耕读之家。既有人做生意,也有人做官,这种家族叫做乡绅,基本上构成了民间社会的领袖群。

但1860年后,教会进来了,在一些地区带来了中国乡村结构的冲突。比如张家村本来有个祠堂,现在祠堂旁边有教堂。这时另一套文化和宗教的权威结构就出现了。教会有自己的领袖群,就是宣教士。他们因为向西、向西,和向下、向下,结果变成了一种“洋乡绅”。现在,在福音传播较深的地区就出现了两套乡土社会的结构,包括道德和宗教的权威,和两种不同的领袖人物了。

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下,1949年后的另一种变化,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冲突。共产党建政后,在乡村彻底消灭了乡绅,而以流氓和党棍取代之。换言之,在一百年间,中国乡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变了三次,一是“乡绅地主”,二是“牧师传道”,三是“党支部书记”。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党支部书记”是开明乡绅的转型。如果这样,则是当地的庆幸。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三自运动中,最残酷加以消灭的,就是敬奠赢在山东的“耶稣家庭”。因为教会在当地,已形成了一种教会领袖与传统乡绅相结合的乡村秩序。不消灭就不能以“党支部书记”取代之。

宗教混合主义

同时,传统中国除了皇权专制主义外,还有一个宗教的混合主义。叫做儒释道,即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三教合一”。越是在地方上,越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根本区分不出来这三者,全都混在一起。在宗教混合主义里,民间社会都混在一起的。学者们把这个特征称为‘‘弥散性宗教‘‘,对比于作为‘‘制度性宗教‘‘的基督教。

同样,春节、清明、端午,还有中元,就是所谓的鬼节,一年中这些日子,都是宗教混合主义的节期。民间社会有很多仪式。现在基督徒却说我们不参加,也不给钱,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参与偶像崇拜。

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你信耶稣就信耶稣呗,我平常又没管你,但现在迎神赛会,管你信耶稣还是信佛,大家都要出钱对不对?信耶稣就不出钱了,这就冲击了宗教混合主义的大次序。在原来的观念中,三教都是合一的,加上基督教,就应该四教合一。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宗教自由。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和宗教混合主义之下的宗教自由。所以,一百年前,康熙觉得很委屈,我对基督教已够意思了,但教会实在太过分,他们不但信耶稣,还要同时不信皇帝,不信孔子,甚至不信祖先。打个比方说,基督教不是一个APP,可以安装在中国文化的操作平台上。基督教是一个绝对的一神崇拜,除了基督就没有神。因此,基督教来华,是与整个操作系统的冲突,而不是APP之间的冲突。

康熙一旦搞清楚这一点,就开始禁教了。现在,乡绅阶层也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村子里有了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村子的次序真的会大乱。民教冲突愈演愈烈,到1900年达到最高峰。

政教冲突与民教冲突的汇合

1900年,是国家层面的冲突跟文化层面的冲突之间的汇合。这之间还夹了一个太平天国之乱。洪秀全受过洗,读了梁发写的小册子。所以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招牌。他们的信仰算是异端,实际上是另一种宗教混合主义的产物。但满清把它打不下来,所以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就起来,办团练。这场反太平天国的运动,焦点不是救清朝,而是救中国文化,捍卫名教正统。所以曾国藩作为儒家正统的卫道士,动员了整个儒家中国的民间力量,才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了。

平乱之后,清朝就发生了蛮大的变化,本来汉人在这个政权中地位不高,可是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汉臣实际上成了整个政权的支柱。于是他们就兴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不再是那么大逆不道的事了。但这轮运动到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又出现一个逆转。

甲午战争跟鸦片战争不一样了。几十年前,人家船坚炮利,我们拿着长矛宝剑,当然打不赢。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一个是民生方面的,如江南招商局,上海织布局等。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强军,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舰船,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他们的质量,总吨位等指标,在当时排全世界海军的第三位。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和其他指标不如北洋。所以甲午战争是西方的两个学生的毕业赛,当时西方都觉得日本肯定输。中国经过几十年洋务运动,他的海军说不定可以和英国再打一场了,就像我们经常幻想中国足球队说不定还能打进世界杯决赛。

但实际上,大清被日本打败了,败得如此彻底,窝囊。带来朝野上下整个幻灭感。那些海军的管带,邓世昌这些人是很西化的,很多人都去过国外读书,这是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一群人。邓世昌平常都喝咖啡的,北洋舰队的军官休息室里,都是打台球的。他们过着最西式的生活,是举国之力养起来的精英。这帮人还是全军覆没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清朝就转过来了,汉臣的天下不再,清廷重新变成了八旗里最顽固的那帮人的朝廷。这帮人执政后,脑袋一热,说一定真可以和八个西方国家干一仗,所以慈禧派了两个人到天津张大师兄那里,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两个人跑回来,不敢跟太后说不可以,就说看上去面容发光,武功高强。也不知道慈禧到底信不信,可能半信半疑,反正不管怎样,她强调说,‘‘民气可用‘‘。这样,国家层面的排外与反教,就跟民间的流氓及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汇合起来,爆发了1900年的庚子拳乱。

我们听过很多殉道者的故事,许多宣教士被杀,他们被称为大毛子,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他们被称为二毛子。当时中国基督徒本就不多,可以说经过庚子事变,本土教会的精英丧失大半,特别是本土牧师损失惨重。那时要找到比较有知识,又信了主的教会同工本来就很难,这一下大多殉道了。

所以1900年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以1900年为界,我们可以把基督教来华,分为19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基督教。

除了中国教会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学路线的变迁,也可以1900年为一个象征性的界限。这样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会的状况。

19世纪,可以称为‘‘宗派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宗派大爆炸的世纪。19世纪前的新教,宗派还没有那么多。新教改革一开始是三大派。一个路德宗,基本上集中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个改革宗,随着英美的兴起,基本上变成全球性的;还有一个重洗派。

在英国的改革宗里,又出现了几个宗派,比如圣公会,是一种‘‘国家教会‘‘,它的39条信纲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的。在第一次大复兴里,又出现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的分歧,卫斯理不太认同预定论的教导,他受到荷兰阿米念主义的影响,所以就和怀特菲尔德分道扬镳了。但他们其实都是圣公会的人,卫斯理一开始并不想脱离圣公会。但他的系统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就从圣公会脱离出来,变成卫理公会,或叫循道宗。

到清教徒时代,又出现从教会观来讲最激进的一派,叫公理会。他们相信任何一间堂会,哪怕只有20个人,只要它是一间堂会,就是绝对独立于其他任何教会的。每间教会都直属耶稣基督,所有教会都是中央教会。其他任何教会都不能对它有任何属灵权柄。近两千年的教会史,到了公理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进入最糟糕的状况。在教会观上,教会开始变成了原子式的教会。公理会意味着现代教会的诞生。它等于许可了一个教会无限分裂的合法性。任何一间教会,都可以独立地相信我所相信的,独立地按我的理解来理解圣经,我也不承认其他任何人对我有看得见的权柄。

公理会的这种绝对独立的堂会主义,是导致19世纪宗派大爆炸的支持力量。公理会因为太绝对地坚持独立堂会主义,所以在英国它被逼迫也是最厉害的,圣公会反对它,长老会也不同意它。因为它的教会观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教会的原子式分裂影响太厉害了。

另外就是长老会,长老会是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建立的,在英格兰因为有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长老会体制一直没有被建立起来。

公理会逃到荷兰去,1620年的五月花号,第一个去到美洲的就是他们。公理会的人在荷兰,遇到了从德意志地区过来的重洗派,重洗派大部分是在中北欧,他们在那边受逼迫。两个受逼迫的宗派遇见了,他们就融合了,互相影响,惺惺相惜,这样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派,是对现代教会影响最大的宗派,即浸信会。

重洗派的洗礼观,说我们反对婴孩洗礼,相信人长大后信而受洗,而且我们反对点水或洒水,相信受洗必须全身浸水;而公理会说教会只能是绝对的堂会主义,任何两间教会之间,不能有权柄,这样就不必担心宗教迫害了。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就是浸信会。

到这时,新教的主要宗派,用十个指头还是可以数完的。

接着进入19世纪,宗派大爆炸就开始了。宗教迫害的消失,带来了教会的无限分裂。包括异端的大爆炸。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四大异端,安息日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基督教科学派,都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然后到了19世纪末期,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兴起。自由派神学最早从德国开始,从士来马赫开始,然后影响到英美。

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宗派已是自由派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不断自由化,是一个整体。第二,教会的无限细分,和神学的自由化,都是教会无力回应启蒙运动的结果。理性主义与科学昌明,成为19世纪末的主流文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叫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偶像。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社会层面上的民主理想和科学层面上的理性主义,他们就是新世界的神。

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可以的,但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不变的启示,说我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傻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觉得我挺傻的,特别是社会上懂科学懂哲学的人,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文化压力。所以整个自由派神学兴起来后,就试图寻找一种信仰与科学不冲突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主流的方式,就是将信仰理解为个人的,而不是公共的。或将信仰理解为精神的,而不是社会的。或将信仰理解为伦理的,而不是理性的。这种思路,其实是宗教混合主义的思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几乎笼罩了所有欧美教会。

到1895年,美国长老会的一些保守派就率先起来。也包括一些其他宗派,他们在1910年开始出版一套小册子,叫做基本要道丛书。后来他们就被称为‘‘基要派‘‘,他们提出基要真理的五点,说相信这五个基本真理的,才是圣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

第一,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神的话。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生子是真实的。第三,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祂的死是为了替我们赎罪。第四,相信耶稣第三天真的复活了,承认死而复活的真实性。第五,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有末日的审判,世界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

你说,连这五点都不相信还能叫基督徒吗?其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帝对中国教会这一百年来的特殊保守。今天全球可能有70%以上自称基督徒的,都并不相信这五点。或者他们说,我们对此有另外的理解方式。

所以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宗派仍然林立,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宗派与宗派之间也有重大的神学差异。但是20世纪的基督教,最重要的区别已不再是宗派之别。而是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基督教之别。

在19世纪,你问弟兄是哪个教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大概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宗派,就像品牌一样,有识别的作用。但在20世纪,这么问就不管用了。你是长老会的吗,那你是哪一个长老会呢,是同意女性按牧和同性恋合法的长老会吗。

基要派在1900年前后站稳脚跟。于是,20世纪的基督教,出现了一个跨宗派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基要派也可以叫保守派,后来大部分转型为福音派。自由派也可以叫现代派。基要派和自由派之分,进入到了所有宗派里面。你不能说长老会是保守的,浸信会是自由的。不是。任何宗派中,现在都有非常保守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有自由化的一大部分。

比如在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你说自己是长老会,意味着你是保守派,而且保守得可能让人讨厌,有点让人反感。但在美国,你说自己是长老会,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自由派。美国长老会大概有300多万人。其中约有250万是自由派长老会,最大一个叫PCUSA,它有超过200万会友。比较保守的长老会大概有七八个,其中最大的叫PCA(北美长老会)。他们有30万会众。其他保守派长老会就更小一点了,最少的一个只有1000人。

这些全球教会的变迁,跟20世纪的中国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第一,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第二,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向中国传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

1900年前后的扭转

事实上,1900年前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1900年殉道的宣教士都是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或许有些刚来几年就碰到庚子事变,但大部分殉道士已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们向中国所传的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清教徒所传的福音。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英美,无论是哪个宗派,都是基要派信仰,都受教于清教徒的古旧福音。

马礼逊本人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他来华之后学了中文,翻了圣经,编了辞典,他也编写了‘‘耶稣教教理问答‘‘。这个问答不是完全翻译小要理问答,因为他加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他问,一个人可不可以有妾呢?但他的耶稣教教理问答,基本上是按照小要理问答的神学和结构写的。同时,直到20世纪初期,教会出版事工最主要的机构和书籍,都是长老会办的。譬如美华书局,每年印刷超过一亿页的门训材料。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也是长老会的机构。

所以19世纪的中国教会所领受的,是一个纯正的宗教改革的信仰,它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人的罪和悔改,强调唯独因着信心得救。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信奉加尔文主义解释的福音,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在19世纪来华宣教士中占的比例很高。

第二,这班人来中国几十年了。好多人都没有回去过,有的回去很短时间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不太了解、或不太受影响于母国最近几十年的神学变化,母国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他们也读的比较少。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保守。

有次国外一个牧师问我,“中国家庭教会为什么到现在,几乎都是保守派呢,都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啊?在美国这样的基督徒很少”。我说,“这要感谢主啊,主要因为我们书读得少。我们读现代人写的书比较少,我们读的一般都是已归回天家很久的圣徒的书。你们读了太多还活着的人的书。所以我们的信仰比较坚固一点。”

可这班宣教士在1900年,大多殉道了。之后十年,出现了在华宣教士的大换血。差不多到1930年,在华宣教士的最高峰达到六千人。但这也是一次神学立场的大换血,一个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这六千宣教士里面,差不多有接近五千宣教士,都不再从事与福音工作直接相关的传福音、布道、植堂与牧养的事工。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做医疗、教育、慈善和各种文化事业。这批新宣教士深受自由派神学影响,不太在乎基督代赎的“福音焦点”,而过于在乎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基本上都是饶申布什这些现代派的信徒,持守很强烈的“社会福音”,就是把一切社会与文化工作,都视教会为上帝工作的使命,并强烈地追求社会与文化的成就。

他们来到中国有两个落差,如果你是当时的宣教士,你想自己来到中国会有什么感受?第一个感受是“啊呀,这里的人不认识耶稣,他们拜偶像”。马礼逊来华,在日记里向主祷告说:这个民族多么可怜啊,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安息日。他们不知道在七日中有一日上帝所赐的安息。这是第一个感受。

但第二个感受也同等强烈,甚至可能更强烈,就是这里太穷了,太脏了,太野蛮了,太愚昧了,太专制了。在社会各层面跟母国之间的落差太大。所以很多宣教士就讲,耶稣在福音书中,第一是传福音给这些人,第二是怜悯这些人,大麻风得医治,瘸腿的行走。耶稣同时做怜悯的工作,和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民族太苦,太专制,太黑暗,太穷。于是就“动了慈心”,我们拿一块钱出来,就可以在这里买头牛,差距太大了。所以宣教士希望通过教育和医疗来做怜悯的工作。所以在传教早期,教育、医疗和布道,被宣教士称为“三位一体”的事工。

这么做错了吗?一开始并没有错。教会传福音给中国,也对中国社会充满怜悯。福音关乎基督代赎的焦点,福音也产生对社会的关切和参与。可是在世纪之交,随着自由派神学兴起,教会开始头重脚轻了,宣教的焦点失衡,宣教士们越来越把两个目标过多地捆绑在一起。社会参与和文化改变没有错,但将“福音焦点”从中剥离出去,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等于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剥皮抽筋”。如果基督的代赎和人性的全然败坏,不再是一切社会行动的前提与焦点,那么,一切世俗的文化与思想潮流,就会轻易地裹挟教会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又称现代派)在20世纪前半叶,基本上都变成了左派人士(这正是理解1949年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关键)。

但在福音书中,疾病得医治从来不是福音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今生的普遍诉求,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地临到这个世界的兆头。但对越来越多的宣教士来说,他们的一个目标是想让中国人信主,让中国成为信耶稣的族群;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和自由的国家。换言之,他们同时传了两个福音,一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关于西方文明的福音(这正是理解五四之后的反宗教运动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们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大量从事各种社会工作。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万国公报》是宣教士办的,对戊戌变法影响也很大,梁启超做过李提摩太的秘书。他们都是通过宣教士的介绍,才知道西方社会原来这么好,至于耶稣就另说了,但其他方面都这么好。他们通过宣教士了解这一切。甚至也是在宣教士的文章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

所以到20世纪之后,有一些保守的宣教士,还活着的19世纪的宣教士,他们就不断地给国内的母会、差会写信,大声地疾呼:“不要把受到现代派神学影响的人差到中国来!保护中国成为一个不受欧美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吧”。

但是,第一,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大家都受自由派影响,于是还是越来越多受自由派影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第二,然而一百年后回头看,原来上帝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和呼求,上帝的确保护了中国教会,使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基本上不受欧美自由派潮流影响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基地。只不过,上帝有祂自己神恩独作的方式,有祂难以意料的雷霆手段。谁能料想上帝的作为呢。谁做过祂的谋士呢。就像保罗祈祷说,我要去罗马。但谁能想到上帝带他去罗马的方式,是捆绑和坐牢呢?

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与19世纪的基督教有极大的差别。我们下次会继续讲,20世纪的前50年,如何在中国教会中清晰地形成了“两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基要派的基督教,和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这两条路线在1949年前就已经成形。这是我们理解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理解这60年来的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两条道路的关键背景。并不是单单因为政治压力才形成了家庭与三自之分。实际之前就已有清楚的脉络,甚至这脉络也不单单出于中国教会,而是整个全球教会都已出现了这样的区分。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中国教会历史中掌权,你也在中国世俗历史中掌权,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神所用的。主啊,就像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很多事情,在当时不能察觉到你的慈爱,不能看到你奇妙的带领。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总能看见你在当中的眷顾,看见你的忍耐,甚至当你儿女悖逆时所受到来自你的击打跟管教,都从来是预备着下一次复兴和你伟大的拯救计划。所以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主,也求主带领我们这一门课程,带领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的祷告,阅读,和思考。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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