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汉奸”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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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10-25

(“汉奸”鼻祖郭嵩焘)

1875年对中国百姓来说只不过是年复一年中乏善可呈的一岁,中国人并不在意象某种无性繁殖的作物一样,无休无止地复制上一代的生活方式。虽然中国人以香火延续作为头等大事,然而无性繁殖的结局是种群基因退化,无法适应文明竞争而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观点在19世纪最后30年盛行于欧美。那些热爱中国的人们想要引入新的基因,挽救这古老民族被历史无情淘汰的命运。

京师同文馆的西学教习丁韪良研习中国古籍时发现,开封住着一群犹太人!于是他兴冲冲赶往河南想探个究竟。捻乱过去才不久,一路人烟稀少,他奇怪的长相时不时引起人们的注意,问他是哪里人?花旗国在哪个省?是旗人还汉人?

他在肮脏的鸡毛小店里与人交谈,年关临近前,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中国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吗?"他问他们:"你觉得谁更有可能当上新皇帝?"人们用冷漠、略带轻蔑的眼神答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不想想吃饭的事?"

换谁当皇帝?和一顿饱饭哪个更重要?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中国人则更难理解对方。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太平洋?白昼和黑夜?还是地球?

(丁韪良)

当丁韪良在寻找亚伯拉罕在中国的子孙时,有一个中国人也在北京寻找他。这人名叫郭松焘,是长沙一位著名的学者,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的先生。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疑惑却越来越多,特来向"丁冠西"求教。

他是曾国藩的亲家、学弟和挚友,湘军的缔造者之一。官做到过广东巡抚,因为被人弹劾只好回老家教书。曾国藩认为他只是个"著述之材",并不适合做官,因为他太敏感,学不会城府。有时曾国藩很羡慕这位亲家,他俩原本是同一类人,但残酷的战争中曾国藩学会了城府和老辣,为此他时常隐隐作痛:城府于人是沉重的枷锁和负担而非财富,可世人却喜欢把它们颠倒过来。

郭松焘很喜欢美国人,他第一次见到美国人的时候便被这个国度征服,好像花旗国是他前生或者来世的故乡一样。美国人的出现好像唤醒了他穿越时空和轮回的记忆:十七年前,江南的梅雨已经连绵半月未歇,上海一带所有的码头都关闭了,郭松焘需要步行二百多里,穿越泥泞的野地到嘉兴去搭船。他又冷又饿又孤寂,狼狈不堪之际路遇两位"弥利坚国小夷目",两位美国人热心地问他可有帮忙效命之处。"一面之缘而礼仪情义至此,内地人不能及。"

道德和情感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衡量文明最重要的尺度。郭松焘似乎从两位美国人眼中感受到了一种更高等级文明的存在,他将其理解为传说中"三代"的礼仪淳厚。

(光绪皇帝和醇亲王)

十七年后,这位被踢出官场的男人重返帝都。三岁的载湉被太后立为新君,新君登基要"向天下求官"。这场"求官"戏以其说是走过场,倒不如说是载湉之父醇亲王如今仗子得势,需要趁机发动一场官场洗牌。本次"求官"的主题是"洋务",十几年通商开放之后,办洋务已经从烫手的山芋变成了肥差和美差,是足以同盐务、粮务相提并论的大好揩油机会。"洋务"一词,原本指的是涉及外洋的一切事务,非常笼统没有明确定义。从这时起,总理衙门给了这个词一个明确内涵,定下了它的调子: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

在总理大臣文祥的推荐下,郭松焘被皇帝"求"到总理衙门办理洋务,因为他是整个帝国士大夫中最热衷于这一事业的人。不过文祥这个后台并不硬,文祥自己也是醇亲王要洗牌的对象,郭松焘此时出山,下场可想而知。

他一到北京便上了道条呈议论海防,对"洋务"指手划脚,称那些事都应该交给商民自己去办,不应该由政府来办。商民自办因为攸关自己的利益,盈亏都是自已,就会想方设法把它办好;而政府来办,无非是负责的官员们借机捞一笔罢了。西洋列国俱是民办实业,政府保护通商;于是民自然支持政府,愿意为此纳税;如今政府要把这些好处都抢到自己手里来,不仅办不好,还与民争利大失民心。

(文祥也许是第一位对西洋立宪政体有所了解的中国高官,他极度清廉、节俭,身为一品大员却常年举家租住在一个肮脏狭窄的贫民院落。)

他的条呈很快在京城引发轩然大波,"都中有士大夫万人,莫不以诟毁洋人为能。"这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正确",而且诟毁得最厉害的人,同时也是对洋务最无知的人。郭松焘的条呈里通篇都"这事洋人是如何如何办的,那事洋人又是如何如何办的?"好象洋人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汉奸之名遂不请自来。而他遭到攻讦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张口闭口洋人如何如何,而是上万人云集帝都求官,无非想分一杯办洋务的羹。而郭松焘不识好歹,居然称要让商民自办,能不犯了众怒?

未久,云南发生了马嘉礼事件,此事明显系某一级的中国政府授意,决非普通凶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勃然大怒,陈兵中缅边界要求清政府查办。朝野一片哗然,有人为洋人被杀暗自称快,有人痛骂威妥玛"要挟"。负责谈判的李鸿章焦头烂额,查案惩凶则要背"汉奸"骂名,不查则英国人不肯罢休。此时不识好歹的郭松焘又上一奏折,弹劾云南巡抚岺毓英,要求把岑毓英"交(刑)部查办"。弹劾一出,京师哗然,指责郭松焘里通英国之声骤起。

李鸿章与威妥玛几经谈判,几近陷于破裂开战,最终还是搭成和议,无外乎赔款、新增通商口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遣使赴英国谢罪并常驻英国。

那么,谁来担任这一丢人现眼的苦差呢?在当时的官场文化中,出使外邦无异于充军发配。去可耻地"事夷"。于是人们想到了郭松焘这个讨厌的汉奸。"滇案移罪区区一身"。郭松焘很快被任命为"出使英吉利驻节大臣",为了表示对英国的鄙夷,这个职位仅是四品。

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朝野对他一片谩骂和冷嘲热讽,尤以一副对子最为著名: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

同乡故旧们大多舍他而去,不来交往。不过,在北京一年多,他和"丁冠西"已结交至好,丁韪良口中所描述的西洋景象,既令他神往,更教他远远无法满足于道听途说,他正要亲赴英国,"考求一切"。

1876年秋天,郭松焘一行在冷冷清清中离开阴寒的北京城。他的后台文祥已在半年前死了,总理衙门仅派了一个"员弁",在京津交界一带追上他们,说是"送行"。这对朝廷命官来说是莫大的羞辱,他"辞谢不受",让那"员弁"回去,自顾向前。好在唐景星正在唐山筹办开平矿务局,闻讯早早前来迎接,并一路送到天津,多少舒解了一点凄凉的气氛。

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五十七岁的郭松焘在天津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航船。作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士大夫,他已经到了广受尊重的年纪;但作为一位宪政派,这只是学步的婴儿,刚刚迈出人生第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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