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1-18
（郭嵩焘）
1878年元月，中国农历还未除夕，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郭松焘到达伦敦，沉重的负担已在离开故国海岸线之际释下，大千世界沿着四万里海程落入，风暴、晕船、疾病，都无法冲淡他心头的轻快和憧憬。象一位离家远行的学童，随着行程他越发深切地感到：此行要去的乃是一个令人心动的礼仪之邦。
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只有在离开祖国时才感到轻快，除了中国，此情此景还会在哪一个国度上演？
大清将遣使驻英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媒体对此持有相当悲观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会派一位傲慢、无知、狡诈、可笑的人物前来，这是英国人对中国官僚的基本印象。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谦逊、真诚、彬彬有礼的儒雅君子。到达伦敦才一个星期，各式各样的邀请函应接不暇，自然少不了各种社交茶会和舞会、音乐会、观戏。如非外事场合礼仪必需，他一般会让使馆参赞代表自己出席这些应筹，自己则专注于访问皇家学会、皇家地理会、大学、工厂、慈善会，上下议院、海军基地……一些市长代表市民们几次三番地邀请他访问自己的城市；当时最著明的英国科学家如丁铎尔等人邀请他到家中参加科学家小圈子内部的学术交流会；牛津大学特地预留了一场关于中国的东方文学课，等待他来访方才开课；铁路工程师史蒂芬孙（与火车发明者史蒂芬孙同姓，不知是何关系）五次拜访中国公使，试图帮助中国修筑铁路干线….…中国公使所到之处，莫不受到真诚的欢迎和周到地接待。
在郭松焘抵达英国的年代，历史久远的两大政党，光荣革命的双生子辉格党（捍卫自由贸易和议会权力）和托利党（捍卫国家荣誉或曰国家道德形象及君主制）已经淡出政治舞台。历经二百年时间沉淀，两派的观点已趋于融合，选举权的扩大催生出新型的政党：他们信奉相似的价值观，组织形态十分松散，人员经常相互交叉重叠或＂跳槽＂。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再是为了维护某种价值观念，因为那些已经沉淀为国家意志，选举权扩大后又产生出大量摇摆不定的中立选民，这些政党的目标在于为选民的利益代言并追求赢得选举。英国政治正在从观念的相持和相渐，向所谓的＂技术性选举政治＂转变。不过总的来说，在那个时代，保守党仍保留了大量托利派遗风（今天保守党以辉格派继承人自居），而自由党则脱胎自老辉格派。
（辉格党，全人类的光荣）
郭松焘的生活十分繁忙，每天早晨起来请翻译替他阅读《泰晤士报》、《晨邮报》、《新闻》等几大报纸，这些报纸经过精心选择，保守派、自由派和＂持平之论＂三者相互对照。然后开始一天的访问活动，如无需乘火车出远门则在伦敦市内＂转三个场子＂，其它邀请由参赞代劳。晚间如无必须出席的活动，便整理一天行程见闻，处理与总理衙门的公务文件。
伦敦的繁华和现代化深深地吸引着使团的中国人们，他们大多是旧湘军中的＂识洋务＂者。而郭松焘与这些年轻人的关注重点却不大相同，他对高大的现代建筑、炫目的灯火、不可思议的技术并不太感兴趣。和后世中国各形各色的革新派们关心的是＂富强之道＂不同，郭松焘始终将道德和情感视为文明的核心。（当今的中国Democrat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Democrat继承的是中国的保守传统，而不是近代以来的进步传统）。
他几乎每天都在从英国社会中发现无数令人倾心之事，其中尤以两件事最教他印象深刻：一是英国人在全球解放黑奴，将获救的黑奴们安置在非洲自立为一国，是为利比里亚，也是非洲唯一一个与英国建交的国家。＂为他国无告之民秉持公义，四海皆服膺其德而尤以平等待之，古之三代未能若此＂；二是时值俄土战争，英国的各教会和慈善机构纷纷派出医护人员到交战前线去救死扶伤。＂数月之内，捐资逾百万（英）镑，皆与国家无涉，民自为之。＂起初，郭松焘以为是英国民众同情弱势的土耳其，但他很快明白过来，这些慈善机构是到交战地区进行无差别地救护。每逢世界各地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天灾、瘟疫，英国人民都会慷慨捐献，无需任何政府动员。
（利比里亚顾名思义，意为“自由之地”，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阿为祖国的自由贡献良多。）
几个月后，郭松焘用＂人心之淳＂、＂气魄之大＂、＂人才之盛＂、＂学术之精＂来概述英国风貌。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认为：如果＂政令修明＂，那么民间就会风俗淳厚；反过来＂政令荒驰＂，则风俗败坏。这是中国人在专制体制下的直接生活经验，虽然一位社会学家肯定不会认为事态仅是如此简单。但专制下的人是高度政治化的人，政权将人们的一切幸福皆归功于它，因此人们也就将一切社会问题皆归咎于它。为了探求英国文明之本，郭松焘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去考究英国的＂政教＂。
＂大抵英政分设两党，一主时政，一专驳时政。＂第一次访问下议院时，他似乎仍怀有疑虑。看着政府要员一个个接受议员们的＂黠问＂，于他的经验里一时无法适应。但随着不断地访问各种教育机构、工厂、博物馆、市民、新技术发布会….…与英国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他发现：英国的税率是大清的几倍，为了平衡财政赤字还经常增税，但英国人民却十分愿意纳税，完全看不到大清农民缴税时那种怨气；英国的报纸和公众可以随意批评时政，甚至海德公园的花坛也常被愤怒的听众破坏，市政府也只是事后默默地重新布置；海军基地军容整齐、学术机构潜心致学….…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英国是个＂政令修明、下情畅通＂的国度。这些和议会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呢？
从1878年5月开始，即来到英国近半年后，他渐渐悟到了其中的原因，在日记中频繁地写下自己对英国立宪政体的理解：＂凡国政必分两党，所举多者得主时政，举少者专事驳政，此实极美之法。＂＂又设梅尔（市长），使民自举，是故梅尔唯民愿是从，下情莫不畅通。＂＂会堂两党，有附宰相者，有与宰相持异议者，而尝取二者之数为准，从者多而事行，从者少而事不行。遇大议不协，则会绅请退；再举不协，则宰相请退。＂＂凡英国政令，莫不以便民为旨，民得其利，必返输国家。＂
（下议院）
这一年年㡳，12月22日，经过一年的英伦生涯，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篇关于英国史的评述文章，其中涉及英国议会、市政、司法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至光荣革命奠定成型后，从此催生出商贸、学术、航海、制造业的繁荣。文末他特别评述道：＂推源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选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其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则相安无事，亦可知君者之欲易惩而难戢，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郭松焘不是第一位领略到宪政之美的人，但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一位，称他为中国宪政派的开端并不为过。他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文字精英们为自己的危机和困惑找到了改革的方向。但是，诚如中国古人所言：知易行难。从批判秦制，到发现改革方向，再到推进现实中的社会变革，这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更复杂深刻。过去的一百多年近现代史，中国人用了近六十年基本完成了对旧秩序的批判；又用了一百多年在方向问题上四处曲折碰壁，至今仍未形成明确共识；那么，最复杂深刻的第三步，又该如何展望？
至于郭松焘本人，他在英国赢得了＂苏伊士以东最有风度男人＂的称号；然而在他的故土上，一场惩处＂汉奸＂郭松焘的风潮，正在向这位努力为同胞挽回声誉的人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