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1-22
（严复，1878年摄于巴黎）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包括马尾造船厂、求是堂艺局（福州船政学堂，分前、后堂，前堂学习制造，后堂学习驾驶）、马尾铁厂，两名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和德克碑任正、副监督，聘请法国工程师和教师，专造军舰。之后沈宝桢、丁日昌先后接任船政大臣。
1872年清政府派出幼童留美后，法国也积极游说清廷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于是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提出一个类似留美幼童的计划，预备从船政学堂学员中向法国派遣40-50名留学生。但留美幼童从一刚开始便不断地遭到多方攻讦，其理由主要有二：派幼童们出洋，从小受蛮夷思想文化毒害，恐其日后违逆圣人之道；周期太久，费用过高（原计划的120万两，经不起层层贫污而扩大到了400多万两）。
沈葆桢的留法计划才刚提出便遭搁浅，丁日昌继而提出：派遣有中学（圣贤之学）根基的成年学员出洋深造，籍此免于反对派的攻击。但留学计划仍一拖再拖，毫无下文。到了1875年，总监督日意格将回国休假，顺带替船政局采购发动机，沈宝桢趁机从船政学堂中选出刘步蟾、林曾泰、陈季同、魏瀚，陈兆翱五人，随日意格＂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俟机船铁胁新机采购既便，仍随日意格同归＂。但私下里，他希望日意格动用自己的人脉，伺机安排五人进欧洲学校深造。先背着反对派们打＂游历＂的幌子，将留学事宜办起来，待生米煮成熟饭再说下一步。这是沈葆桢的一贯行事方式，也是当时官场上的风气。在官僚体系下，新计划往往会遭到百般刁难，但面对既成事实时又习惯不闻不问，此情形并非晚清所独有。官僚机制的本质是个复杂庞大的利益网络，增加新内容或裁撤旧内容都将引发利益重新分配，从而牵动千丝万缕的权力斗争。因此它表现出强大的惰性，维持现状最符合它本身的利益，此乃本性使然。
（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他软弱、投机的作风遭到后世诟病，但在那个时代，他仍堪称帝国官场上的佼佼者。）
经日意格推荐，魏瀚、陈兆翱入法国土伦造船厂学习，陈季同在巴黎学习外事交涉相关法律，刘步蟾、林曾泰在英国学习航海。到了1877年，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联名上奏才终获批准，大概内容包括送14名制造生、12名舰长、4名维修技师赴欧深造。但由于各种拖沓，他们并未马上成行。
在官办留学拖拖沓沓之际，民间留欧却早已开始，最著名者是后来的著名律师和外交官伍廷芳，当时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有此见识者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寻找机会送子弟学外语、法律、工商，以图占时代先机。武廷芳1874年入学英国著名的林肯法学院，1876年获得大律师资格，是首位华人大律师。
官派留学生到达英国之前，李鸿章曾从淮军中派遣六名＂武弁＂赴德国海军学习。这六个兵痞在军营中风评极差，其中三人因＂屡犯营规＂被逐出军营，碍于外交礼节他们没有被遣返，又被派到修船厂做学员。这三人在偷鸡摸狗，人缘极差，修理厂的工人们＂耻与相交＂，因此这几个孤家寡人干脆工也不出，整天在铺上大觉。德国公使在伦敦遇上中国公使郭松焘时说：＂我德国人素敬中国，得此六人，转而轻贱。＂郭松焘对曰：＂此六人并非中国之优者。＂德国公使说：＂如此，则愈发轻贱焉！数万里求学，竟如此轻率。＂郭松焘唯有＂闻之惘然，不知何以作答＂。
1878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的六名学员终于入读英国格林尼治王家海军学院，他们是：林曾泰、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复。刘步蟾已先被派往军舰上实习。格林尼治海军学院从未招收过外国学员，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此次打破成例向中国学员开放，系英国政府展示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一种表达方式，或曰向大清伸过橄榄枝。一次郭松焘公使向英国外相赞扬英国人的爱国热情，外相回答说：＂盖英国人民所爱者，第一为英国，第二为中国，钦差居此日久，必可察之。＂
（明治维新三杰、首相伊藤博文，他年长严复九岁，他们曾有数年时间同在英国留学）
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尚未到达之前，已经有220名日本学生在英国留学，半数以上修习法律。后来他们学成归国成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如大名鼎鼎的伊田博文和东乡平八郎。郭松焘认为：日本专心学习西洋政法之后，制造业的繁荣将水到渠成。他以既羡慕又酸楚的笔调在日记中写道：＂二、三十年后，日本制造将直追西洋。＂＂夜深思中国事，唯觉惘然。＂
但6名格林尼治生仍给他带来一些慰藉。有时候他会到学校看望他们，有时则学生们相约来看望他。其中尤以严复最为谈吐不凡，这位28岁的青年对英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考求英国学术，混身上下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榨干每一寸光阴珍惜这留学时光。
有一天，严复兴冲冲地来到公使馆，对郭松焘说：＂吾知英国富强之本矣！＂他为了练习英语时常到法庭旁听审判，这天他照例从法庭归来，一边出回味方才的庭审现场时，怱然怃然大悟：自已旁听了这么多庭审，从未遇上一起冤假错案！如此公正之国，焉有不富强之理？
可是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再次难倒了严复：那么为何英国法庭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公正？从无冤狱枉法？
（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师生合影，前排中坐者为中国学生萨镇冰、严复。）
于是大英图书馆又成了他最常出没之处。他如饥似渴汲取英国学术。发现所有的政法类学术著作都无法绕开一个最根本的概念，一个在中国任何典籍中都无法找到对应词汇的概念：liberty！严复努力地去理解这时他来说完全空白的概念，他的人生追求就此改本。
多年以后，当颓废近20年的严复重新拾起被自己尘封多年的青春冲动，在一篇文章中，他将Liberty一词译为＂自由＂。他写道：＂夫自由一言，直中国之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畁，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勿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也。＂
郭松焘从英国的政治结构中观察英国的＂国本＂――宪政，而严复则更进一步，触及到了其文明的价值内核。无耐的是，在中国数千传统中，找不到一个概念可以与之相匹配，这一尴尬使中国人在未能足够汲取到新的文化内涵之前，只能低级地模仿宪政。当然，低级地模仿未必不是一大事功，但其基础脆弱经不起冲击，这是后话。
（辛亥革命中，海军元帅萨镇冰奉命率舰队镇压武昌起义，却纵容部下倒戈，从此点燃各省独立风潮。）
＂又陵（严复）之才，吾实爱之。＂郭松焘写道。半年后，6名格林尼治生中仅有严复一人通过了考核，得以留校继续深造，其他5名转到军舰上实习。说得更直接一些，只有严复一人称得上真正的＂留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日昌提倡的，送有中学根基的成年学生出国深造的策略，完全失败，要想学到西方文明的精髄，需要从小生活于其中受其文化浸染。
当郭松焘离任前最后一次访问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时，向教官咨询＂诸生前途所在？：＂教官回答：未来中国若筹办海军，刘步蟾有胆识，可以担任舰队指挥；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可任舰长，其中萨镇冰个性坚韧，有将帅之材的潜质；林曾泰、叶祖圭可为炮台守备。
郭松焘又问：＂严又陵如何。＂
教官答道：严复如果当个舰长或守备，是大大地委屈了他，也将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但我也不知道中国该如何使用严复这种人才。在郭松焘追问下他又补充道：日后或许可以让严复代表中国去交涉国际事务。
后来，其它几个人的人生轨迹基本照此发展。唯独严复，被他的祖国辜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