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1-26
（辛亥革命中的武昌军政府）
近代以来，战争与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基调，之下埋藏着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命题：旧的天下王朝向新型民族国家转变。郭松焘出使英国是这场大转变中的关键事件，它触发了这场大启蒙线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开关，因此决非简单的所谓＂历史第一＂。
第二次中英战争将中国纳入到近代国际条约体系之中，此体系赋予＂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实体地位，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存在。
王朝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其至要者有二：其一，王朝认为自己统治的是＂全天下＂（除了少数天涯海角外的蛮荒生番），其角色类似今天科幻片里那种志在征服地球和全人类的大反派；而民族国家则是多国秩序中的一员。其二，王朝自称受命于天，奉天牧养下民，其存在逻辑是自上而下的，它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自己授予自己合法性；民族国家则来自人民主权论，其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认同（虽然认同的依据和方式存在千差万别），其存在逻辑亦自下而上。
（巴黎的街垒）
在王朝体系下，国家与朝代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忠于国家就是忠于皇帝和朝廷，反之亦然。但民族国家却有更非富的内涵，国族（Nation）、政权（State）、政府（Government）被区分开来。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经历了五段共和、两段帝制和一段王政，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和政府，没有哪一个敢于以法兰西民族的化身自居，充其量是在推行不同的法律和秩序；法兰西民族也不会因政权更跌或政府的解散和重组而存亡；爱国者们效忠于法兰西民族而非某一政权，当现行的法律和秩序与法兰西的公义相悖时，他们便起而反抗。
第二次中英战争拉开了中国向民族国家演变的大幕。虽然条约体系赋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实体地位，但大清并不如是思考。他们仍固守王朝体系，＂泰西列国＂在数万里海程之外，那里是宇宙的边缘；皇帝仍坐拥天下，外国公使和领事官被视为受皇帝恩准管辖自己族人的夷酋，与西南地区原著民的土司头人们性质类似，而非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代表。清廷一直拒绝向外国派驻使节，那意味着天朝将与这些蛮夷之邦变成对等关系。直到马嘉理事件后，在第三次中英战争迫在眉睫的威胁下，才作出改变。
（番蛮进贡）
在1870年代，虽然中国士大夫中已经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天下仅是世界一隅，当＂于地球诸国作一大战国观――曾国藩＂，但此类观念在当时仍十分弱势。对等地向缔约国派驻公使，意味着清廷接受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地位，当时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对此几近一无所知，这个＂天下＂的人们也几乎谈不上存在着民族认同。此＂天下＂是被近代国际法体系先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然后再在此牵引力之下向民族国家转变。
郭松焘出使英国一事，以其说是清廷观念转变（虽然的确有一些人在转变，比如恭亲王一党），更勿宁说是大清官场内斗的后果。象所有高层内斗一样，其来龙去脉异常复杂。专制政权的高层一直处在紧张的内斗中，权斗与专制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孽障，一些大的关键节点会让斗争剧烈化，比如皇权交接之际。
（醇亲王）
同治皇帝驾崩引发了清朝官场的一场大洗牌。在皇家，光绪皇帝愚蠢而守旧的父亲醇亲王挤掉了恭亲王成为贵胄们的新领袖；守旧派大学士李鸿藻、沈桂芬等人与之结成同盟。这个权力集团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政治追求，擅长制造贪污腐败的机会来收罗党羽和玩弄阴谋诡计，他们认为恭氏、湘淮军集团主导的改革正在偏离＂圣人名教＂，需要由他们这些＂圣人名教＂的守护者们来夺回＂洋务＂的主导权。煽动官绅、士子们的排外情绪、手握意识形态大棒乱扣＂汉奸＂帽子，他们的武器虽然原始低级，却极具有杀伤力。虽然李鸿章等人仍在地方上试图有所作为，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两个中枢机关落入了守旧派之手。西太后通过册立新君宣告皇权出自于她，如今，她不再是皇帝的遗孀和母亲，靠母以子贵上位的妃子，而是一个能决定皇位予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人。这位著名的女性乐于见到群臣相互掣肘，无论政治利益还是个人喜恶，她都偏向守旧一党。
这种政治环境下郭松焘的地位十分尴尬，他既是湘军旧人，又因受恭党的提拨重回官场，两边的背景都属于要清洗的对象，再加上离经叛道的思想，是守旧派开刀的头号目标。在守旧派逻辑里，海外番邦的人民与禽兽无异，这个老朽将在数万里凄凉的出使之路上苦熬晚景，比昔日韩俞被贬谪到海南岛凄惨百倍，比充军发配到伊犁还远十倍。他们万万也想不到，这一愚蠢的盘算却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遣使驻节外国之门一旦开启，国人的眼界和思想将渐渐因之打开，中囯从此将不再是蛮夷们象孝子贤孙一样定期来朝贺的祖宗，而要变成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
但沈桂芬、李鸿藻仍不放心郭松焘，在临行前又派了一个叫刘锡鸿的人为副。这个刘锡鸿靠巴结沈桂芬向上爬：他把自己精明能干的管家献给沈桂芬，帮沈家打理生意嫌了不少钱，从此成为沈桂芬的走狗和眼线。此番随使英国，就是奉主子之命监视郭松焘，收集他的黑材料，以期获得继续升官的机会。当然，在天朝的政治传统里，这本就是副职的本份，勿需藏掖。（虽然在大部份时侯，正职和副职会串通起来蒙皇帝。）
（刘锡鸿）
这位刘锡鸿也能＂识洋务＂，到英后对英国的评价相当不低。＂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西洋与英国之自强，即是以养民为先务＂。与郭松焘热衷于＂泰西之法＂不同，刘锡鸿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里不仅意味方法、管理、制度，更意味国家对人民的控驭。在刘锡鸿看来，英国的＂自强＂并非源于什么高明的＂法＂，而恰恰源于囯家对人民放任自流，不设什么＂法＂来管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锡鸿有其敏锐与可贵之处，不过他不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人，他需要投合在国内的后台来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因此转一圈他又回到圣人的仁义道德那套陈词滥调上。
五个月后，一封匿名信寄到总理衙门，状告郭松焘＂阿附洋人＂的种种＂汉奸＂行径，丢尽了天朝脸面。当匿名信的消息从国内又传回在伦敦的清国公使馆时，其作者为谁已经昭然。＂两使不和＂很快从幕后升上台前，身为副使的刘锡鸿认为自己肩负着掣肘正使郭松焘的神圣职责。
1878年7月，清国使团受邀环游英国时来到甲敦炮台，这里原本是一座防卫英国本土的要塞，如今要塞的军事功能大多不再，其主体是一个为贫民子弟免费创办的航海学校。校长陪同中国公使参观并为其讲解：学校和航运公司签有合同，学员毕业后到这些公司船只上工作五年，从这五年内他们应得的薪酬中扣除一部份来维持学校运转。郭松焘对学校的运作模式十分感兴趣，虽然天降大雨仍坚持全程参观。中国公使年过花甲，主人遂为他找来一件西服披在身上，以应付风雨和降温。
郭松焘和英国东道主都没有料到，此事成了他＂汉奸＂的罪证。不久，副使刘锡鸿向总理衙门状告郭松焘：＂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刘锡鸿在奏折中声称：＂耻于与在京师被目为汉奸者为伍。＂
（白金汉宫）
当然，刘锡鸿＂耻与汉奸为伍＂的真正目的，是要谋求驻德国公使一职。此次使英，因循的是《万国公法》，国际法惯例中并无副使一职，一切外事文书都仅具公使一人之名，这与大清需两人会衔的作法完全不同，刘锡鸿这位副使在外事场合仅被视为参赞，这令他非常不快，他也要捞个公使当当。
二人关系破裂并未因刘锡鸿离英赴德而缓和，反而变本加厉。此次出使，使团成员多为旧湘军中人，他们自然站在郭松焘一边，.有刘锡鸿出没的场合，他们时常回避。被属下如此冷落，连面上的虚礼都不给，这在中国人的人情观念中可谓深仇大恨，刘锡鸿恨不得要置郭松焘于死地。1878年底，刘锡鸿从德国向郭松焘发出了致命一击，这次的状直接告到了皇帝那里，罪名可怕，指控郭松焘＂构通英国＂，＂有贰心于英国＂。其洋洋万言，列举十大罪状，并附有厚厚一㳫＂罪证＂。（因为未查过原始资料，此文列举的是郭松焘一位亲眼看过奏折的朋友的转述，顺序存在差异）
1，摺奏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字样，指为蔑视谕旨，藐玩朝廷；
2，当时大清正在考虑设计国旗，郭松焘认为三角形的旗帜和复杂的黄龙图案并不附合通行的国旗款式惯例，他曾在日记中写了一些关于国旗设计的内容：＂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刘锡鸿拿这些话大做文章，状告郭松焘反对皇家国色――黄色。谓：不知所云他日者系属何日？
3，游甲敦炮台披洋衣；
4，汇举十余事，如打伞、不用扇，见兵勇起立，与平民握手行礼；
5，以中国况印度，日与洋人言之；（郭松焘曾在日记和很多场合说过中国＂不战则已，一战则恐为印度＂之类的话）
6，效洋人尚右，不遵国制；
7，无故与威妥玛（回国休假的英国驻华公使）辨争，指为启衅；
8，违悖程朱；
9，怨谤；（附郭松焘说过的很多大清不好的话）
10，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语、听戏，指为坏乱风俗。（郭松焘带着姨太太出洋，并让她学英语、与英国女性来往）
很快，两使皆被撤回，刘锡鸿得获升官，而郭松焘这个汉奸，该乖乖滚回老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