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14岁加入中共，1956年以“干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成名，1957年沦“右”——京城文学界折翅“四小天鹅”之一（另三位青年作家“右派”：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文革后，远谪新疆的王蒙回京，最初住嘈杂招待所九平米仄屋（每晚窗外响着公共电视喇叭）；1985年跻身中央委员、1986年文化部长，1989年“六四”称病不参加慰问“平暴”部队，9月4日解职部长；仍列高官——八～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仍享高干待遇——住大四合院（后为一大套公寓），秘书、专车（配司机），乘机享受公务舱、VIP通道……
近年，大陆流行词——精致利己，王蒙可为代表人物。这不，刚刚接获赤国七十周年颁发的“共和国勋章”，既得名也得利，估计将再得“王蒙现象”。
小知底色
王蒙自视“共和国精英”，正规学历仅中学，器局似受限，且从小浸淫马列。小学三年级就写左歪诗句（起点就偏）：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文革后，“右派”改正，他认同曲啸（1932～2003）的“娘打儿子论”：
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
新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直到晚年，王蒙仍坚持：“对年轻人来说，没有比亲身经历一场革命和胜利更美好、更激动人心！”毛泽东在天安门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他最珍贵的人生记忆，毕竟他以少共身分参与“开国”。
王蒙对历史的认知，清晰暴露其小知底版。2009年冬，75岁的王蒙对采访者说：
平等主义的左倾思潮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受到压制的，直到鸦片战争推了它一下。这个思潮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爆发，推翻了皇权，但并未达到高潮。它必然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最让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与革命！
中国共运仅仅起于平等主义思潮的不可阻挡么？怎么又拐上年轻人永恒的兴奋点？能这么解释中国共运么？
攻讦刘晓波
1994年，王蒙与南京中年学者王彬彬（1962～）发生论战，撰文〈黑马与黑驹〉，顺带攻击刘晓波，指王彬彬是对刘晓波（十年前“黑马”）的廉价模仿，尽失文坛清誉。上海学者朱学勤（1952～）表示：无法原谅王蒙对刘晓波的落井下石。青年博客作者李承鹏（1968～）则掷文：〈老而不死是为蒙〉。
王蒙一直不肯谴责毛泽东，有人掷评：王蒙没有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明了。
2009年，王蒙接受查建英（1959～）访谈，回避赤色革命的灾难性结果：
我不是在谈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它的不可避免性。
偌长百年共运，偌大赤色灾难，可以回避革命的“合法性”吗？能够略过赤难只论不可避免性吗？精明绝顶呵，裸呈灵魂深处的“精致利己”。只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正可避开中共敏感“底线”——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有关文学写作，王蒙也回避价值判断。他对访谈者说：
作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裁判者。他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和热爱。有些作家喜欢诅咒世界。我尽量避免与这类人接触，因为他会影响我的食欲与健康。
世界观价值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难道作家仅仅对世界充满爱，就可写出优秀作品？比爱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如何呵护“爱”如何深化“爱”？思想性难道不是作家应该追求的一大向度？王蒙此处所掖藏的货色，当然读得懂——不要批评中共，要当“歌德”。
定居美国的中国女诗人张耳：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①]
革命没有后来人
马克思主义给人类给中国带来巨难，尽管习近平呼吁“不忘初心”，但革命已无后来人。王蒙批评孙子花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豪称自己14岁已参加革命，孙子脆声回答：
可怜的爷爷，我理解你。我敢肯定，你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玩具的童年，除了去革命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②]
对误陷赤尘的几代人来说，红色信仰成为终身自囿的高高红墙。与王蒙同为右派的青年作家刘绍棠（1936～1997），1989年不仅拥护《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责三千学生天安门广场绝食“吃饱了撑的”、“又来文革请愿那一套”、“闹剧+丑剧”。六四开枪后，刘绍棠主动写给戒严部队慰问信，热情洋溢称颂为首都“平暴”，为人民立新功，早该动手，长痛不如短痛，清场了，平静了。[③]看来，1957年打得还太轻，居然一直没打醒！刘绍棠如长寿至今，估计也能捧接“共和国勋章”。
缺乏思想性
新近德克萨斯州出版的《记忆》（第1卷第1期），内有方延曦先生的〈《王蒙自传》浅议——言之有文，行之弗远〉，结束段——
《王蒙自传》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思想，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说王蒙这样生活经历如此丰富的作家缺乏思想简直意近诬蔑，可是把这本《自传》从头到尾仔细看过来，确实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火花与光彩。因此，王蒙的坦率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显得有点儿可疑。[④]
甚与方先生同感，王蒙先生缺失的正是思想性。事实上，触发笔者这篇拙文的写作驱动也是这份“缺失”，很为王蒙先生可惜的一声惊讶。按说以王蒙的才情智慧，不至于低到像刘绍棠，应该有能力走出赤梦。既得正部级待遇，又不失清流令名（既然对“六四”有所表态），岂非更聪明？但他硬如此这般强项护党、自甘殉赤、遵守党讳，纵免“精巧利己”，亦失“精致巧妙”。
结语
这一拨“共和国文化卫士”，是赤潮祸华深重度的一条清晰刻线。失信反右、荒唐跃进、惨烈饥荒、黑色文革、六四坦克，居然千呼万唤始不醒！这坨“忠诚者”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跟着念咒“不信谣不传谣”，自欺再欺人。中共也因拥有这坨“忠诚党员”武运长久。暴力使得再狠、阀门拧得再紧，总得有人去狠去拧，人的因素第一呵！
幸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马列主义毕竟西风残照，只剩瑟瑟四家，汉家陵阙近矣。实践证谬，国人终醒，如何再有接班人？赤帜还能像百年前因朦胧而新艳么？红旗还能打多久？
2019年11月 Princeton
注释：
[①]查建英：《弄潮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74～77、43、83、86、89、99.
[②]查建英：《弄潮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103.
[③]京游子：〈刘绍棠和他的通州“生祠”〉，《争鸣》（香港）1995年7月号，页78.
[④]方延曦：〈《王蒙自传》浅议——言之有文，行之弗远〉，《记忆》（美）第1卷第2期（2019），页126.
（议报2019-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