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专制受害者的自述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自由世界对此进行了隆重的纪念。隨着柏林墙的倒塌，兩年之间苏联灭亡，东欧获得自由，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这是上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也于此前在美国落成揭幕，受到亿万人民的关注。回首二十世纪人类遭受到的兩场大劫难，一场是德、日法西斯对世界的蹂躏；另一场就是共产主义对人类的禍害。而今前者已完全成为了历史，后者却在奄奄一息后又死灰復燃。还在禍害我们这个地球。个人作为千百万共产主义受害者中的一员，从20岁遭受迫害，历经六十餘載，九死一生，而今已至耄耋之年，不仅倖存下来，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見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严家伟，图片转自公民运动网）
(一)
本人名叫严家伟，四川成都人。1937年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我故乡的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前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大刀阔斧进行革新，中共受其影响，它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所以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便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晓风残月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可算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读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在那时，乃至当今的中国，《四川日报》是所谓“党报”，它就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党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控诉”。
(二)
当时二十岁的我，正从学校毕业在石油部门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后来本单位更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要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讲錯了也不要紧。并说这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甚至还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了毛的话，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为《草木篇》鸣不平。结果，最后成了“向党进攻”，因此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三)
在毛年代一个人一旦被官方定为政治异类，同事、友人都会赶快与你来个所谓“划清界限”，也就是对你平日的一言一行都要“鸡蛋里挑骨头”一般地进梳理分析，然后检举告发。所以我被打成“右派”之后不久又被人检举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收听敌台”。现在的人别误认为我是在当“特工间谍”。根本不是！就是收听了一下国外的广播。就像今天上网“翻牆”去登录浏览一下BBC或CNN之类.当时没有互联网,只有收音机。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BBC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北韩的金日成，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前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罪”。1958年8月31日我获得当局的“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四）
任何不怀偏见的正常人也不难判定，就这么鸡毛蒜皮大点的事，不仅不是什么“犯罪”，就連錯誤也談不上。放在一个民主宪政的文明国度里那完全是公民应有的正当权利。即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就按中共1954年版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属于公民应有权利的范畴。然而中国的事怪就怪在庄严神圣的宪法条文，还不如当局制定的一个什么“条例”，甚至高官的一个什么批示、指示、内部的讲话等等。他们就依据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便可给人定以“重罪”，判处长期徒刑。形同儿戏般地毀掉一个人的一生。十五年有期徒刑，我的青春、事业、理想、爱情……就被他们这样隨心所欲地毀掉了。然而在中国更可怕的是，即便按他们隨意定性给别人定的所谓“罪”，判的刑，按世界法学理念讲，别人服满了刑期，这件事也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问题，此人出狱以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都是人尽皆知的。可是在中国一旦被当局視为政治“反动”以后，此人将终生成为政治上的“贱民”一族，歧视、打压将会终生与你为伍，这样极具“中国特色”的残害，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赤色恐怖。
（五）
所以当我终于把“牢底坐穿”，十五年刑滿后，事情却远没有完。他们更来了个“法”外施“威”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取了个莫名其妙的怪名叫：“就业人员”。本来“就业”是个好事情，尤其对“失业”而言，更算是喜事。可人家不是这意思。他们所谓的“就业员”其全称是“刑滿釋放留场就业人员”。此处的“场”是“劳改（或“劳教”）场所”的简称。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刑期服滿了，仍是留在监狱（劳改）场所的人员。而这种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所谓“武警兵“高声喊道：“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痞，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四川方言，被人看不起之意）”。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善良的人们应该由此不难想象得到，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迫害是何等的野蛮，何等的缺失人性？！
（六）
这种屈辱的、如牛马般的生存境遇一直到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也没有任何改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局才开始对“就业员”进行全面性的所谓“摘帽”。但正如摘帽后的“右派”在中共的眼中还是右派一样，摘帽后的“就业员”在劳改队狱吏的眼中还是就业员。在政治上仍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歧视与压制。例如，竟然专门制定只属于就业员应遵守的所谓《厂规厂纪》，其中竟然有“必须改正犯罪恶习”，“必须听从管教，不许拉帮结伙”一类的侮辱性字句。纵观全世界任何文明国家的工厂对工人也没有这种“纪律制度”。
时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政时，四川省劳改局（现改名为监狱局）才下了一个文件，神神秘秘地向我们传达过。说他“神秘”，是他既不说文件名称，文号，也不让我们看，只是由当时监狱的一个狱吏把相关内容念给所谓的“就业员”们听了一下。该文件中我第一次听见使用了“就业职工”一词，称“就业职工在政治上与工人平等对待，在劳动上与工人同工同酬”。念后叫我们讨论，有人连忙歌功颂德，感谢党政策的伟大英明。我却在会上问道“既然和工人平等对待了，同工同酬了，那就是工人了，为啥要称‘就业职工’，莫非还有‘失业职工’吗”？狱吏听后一笑置之，不理睬我。狱吏的这种态度比之毛年代可以说是好一百倍了，但是那个文件则从来就是一纸空文，废纸一张。什么政治上与工人平等，瞎扯！什么“同工同酬”更是画饼充饥。当时我们的工资还不到同类工种工人的三分之一。工人开会，我们不许参加，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食堂，仍是处处遭歧视的政治贱民！
（七）
1997年，我六十岁了。按中共的政策应该名正言顺地退休了。但办理我退休手续的相关办事人员却告知我: “就业员” 不能叫“退休”,只能叫“退养”。我问他们“退休就是退休，为啥要叫退养”？他们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也不知道”。又说“意思都差不多”，我说“既然差不多，就给我办成退休，或者叫离休也行，不也差不多嘛”？所谓“离休”，是中共所谓老干部的特权阶层，我故意假裝不懂来调侃他们。当然对方也明白，便不理我。最后他们把那个“退养证”小本子给我，叫我交两张一寸相片，我接过来一看那小本子，不免大吃一惊，上面除有姓名，性别，年龄外竟然还有“原判案情”，“刑期”，“何年满刑”等项目。我说“你这叫‘差不多’吗？这是和工人‘在政治上平等’吗”？”一气之下，我坚决不给他们相片，我说“我不要这侮辱人的《退养证》，你们就是强迫我要，我拿过手就给你烧了”。他们也未坚持就算了。现在我才真正后悔，当时应该拿来留着，这是多么好的侵犯公民人权，进行政治歧视与迫害的物证呀！可惜我当时太冲动而未收藏这么有价值的证据。
直到现在，我的退休金与我同样工龄、同类工作岗位者相比，只能是他们的一半都不到。因而耄耋之年的我，也只好在贫困中度日，不时还得去“爬格子”卖文来補贴生活。这对当局吹嘘的所谓“盛世中国”无疑是个辛辣的讽刺。但对此我既不悲观，更不后悔，更为我青年时代敢说真话，敢去探索世间真相而自豪！再回过头去看看当年许许多多与我相同遭遇的人，有的被杀害，有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被迫害得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清醒醒，没有人能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毛泽东在焦头烂额中死去，看到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东欧走向民主、看见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薩達姆……这些暴君一个个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八）
这就是历史的公正结论。它比任何“平反”、“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大声地说道：“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仅以下面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迫害频遭不自哀，
人权民主在胸怀。
五洲四海风雷动，
宪政曙光入夢来！
2019年12月2日
参考：
【公民运动网】严家伟访谈录：我亲历的政治迫害始末
专著：【劳改研究基金会】吴弘达：劳动教养和留场作业
议报
201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