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谁规定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对它的制度有所改进呢?既然我们后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理由反对资本主义对它们社会制度的修正。事实上,自从资产阶级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级是最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的。

写在前面:近段时间,王伟光也好,陈文通也罢,一个强调中国大陆今天仍有阶级斗争,一个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大陆今天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有什么样的阶级斗争以及到底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都应该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关于这一点,且不说西方的哈耶克,大陆当代知名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最近在“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也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必须开放国家的前途讨论,放开权力分享和个人发展的广阔空间,释放民族的智力,提升民族的心智,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动心忍性,认真面对,理性思考,求得解决。而孤芳自赏,是极端有害的,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自然,本人来发表约六年前所作的这样一篇文字,也还因为又看到一位网名叫“花开自相依”的“[上海市网友]”在跟帖中的这样一段话:“现在需要一种‘颠覆性思维’。都快‘亡党亡国’了,都要‘壮士断腕’了,还不需要‘颠覆性思维’吗?什么是‘颠覆性思维’呢?对文革中的‘臭老九’,小平同志说他们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是‘颠覆性思维’。对我们要消灭的‘资产阶级’,小平同志把他们请出来,称他们是‘红色资本家’,这就是‘颠覆性思维’。小平同志为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这就是‘颠覆性思维’。‘拨乱反正’就是‘颠覆性思维’!”(请这位网友原谅本人改动了几处标点)

坦白说,中国大陆不从法统上真正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很多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像这位网友所讲,非有“颠覆性思维”不可。其实,也就在大约两个多月前,本人曾在这里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真要深化改革,没有什么是不能改的》,只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发表时,一些更要算真话的段落不能不删去了。

2014-11-9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可)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却)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中国网民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引子

上面所引最后一句,与德国18世纪哲学家康德谈启蒙时的一段话很相像。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起首就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引自《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不论是从康德还是马克思的话中都不难明白,相信宗教或是需要启蒙者,往往都是因为丧失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或是虽然成年却不知道使用自己的“知性”,甚至给已经成年的自己又造成“未成年状态”。那么,把马克思学说当成唯一的“指导思想”,是不是也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一种宗教;如果实际上正是如此,是否也就等于有意无意间做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虽并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想耸人听闻,然而,题目一敲下也还是不免要想:像这样一篇题目的文章,在西方民主社会允不允许公开发表?我想,应该是允许的。因为它只是一篇说理文章。好像还没听说过,在今天西方民主社会不允许公开发表一篇纯说理的文章,尽管也许这“理”说得还不是那么透彻。我们知道,别说已进入21世纪,就是一百六十年前,两位“无产阶级导师”不仅创立了学说,并且还制订了“共同纲领”(这种做法是六十多年来我们政府最为反感的,一经发现,决不宽容,必会定罪。这也正是六十多年来在我们社会难见“异端”之故。然而在我看来,“异端”往往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甚至是“向导”),并强调“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提出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号召使用暴力革命。这不论在封建专制社会还是后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资产阶级虽也有不满,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宽容:只要你共产党人你无产阶级有力量来推翻来消灭,那就尽管来吧。当然,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去了——我们不必忌讳。

既然在西方民主社会允许,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更应该允许,因为我们毕竟叫“社会主义社会”——哪怕还只是“初级阶段”,也应该比资产阶级社会更民主,更自由。不然,就会扯出很多“闲话”,至少“社会主义社会”就有点叫不下去。而况,本文所说的“消灭”,绝非指对肉体的摧残和毁灭,相反,是指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和提高(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消灭的私有制及一切占有方式有区别)。

眼见又是新的一年到来!这倒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文革期间。印象中那时虽要“破四旧”,但“革命化的春节”也还要过。又由这革命化的春节要过,“革命化”的春联也还要贴。人类发展至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时代。人是无法抗拒时代的。而一个时代往往也就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甚至能体现在一个小小的民俗上,这就叫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吧。文革期间,春联中没有了“财源茂盛”“鸿运高照”之类的祈福,换上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而横批:要么是“斗私批修”,或者是“兴无灭资”。家家穷得叮当响,哪还有什么“资”可灭呢?今天想来,荒唐得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常喜欢说新年新气象。可“新气象”从哪里来呢?那就是要有新思想。有位网名叫“黑色的眼睛”的网友在网络论坛一个主帖后面跟帖时说得好:“人,贵为万物之灵。要说人与世上万物有什么最大的不同,那无疑是上帝赋予我们最最自由、最能够创造世间奇迹的思想了。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充满热情的,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思想本不存在‘解放’一说,你只要不去限制,她就会向我们展示她最迷人的魅力。”

人类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其实都是人的思想的发展和进步,而人的思想谁也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切都是相对的。有段时间说要解放思想(并非指官方所言。官方所说的“解放思想”,只是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稳定大局”,因此仍然有很大限度),正是就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由于对思想的禁锢大家普遍不敢思想、不愿思想甚至已形成条件反射而言。因此,在新的一年到来时,能提供一点新的思想比什么都好。也正是有了这点愿望,才有下面这些不成熟的文字。

似乎谁也说不清,奋斗大半个世纪,我们到底是要“兴无灭资”还是要“兴资灭无”,或者说,我们到底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还是要消灭无产阶级?这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是问题,可至今却还在困扰着天大的一群人,困扰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己也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在其晚年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甚至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当年6月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还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搞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转引自吴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1998年第2期)

而曾从2008年12月财经网上读到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谈今天如何看待邓小平。如何看呢?杜导正提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还说其中有几句话,很遗憾,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那么这是几句什么话呢,我们来看看: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杜导正非常欣赏,并认为最后一句尤其精彩——尽管在有些人眼里,这些话足以给邓小平扣上“叛徒”的帽子。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中国的有些事情,坏就坏在有些所谓理论权威手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一些理论权威一生的所谓“研究”不仅一钱不值,而且还把中国人民害苦了!然而,那些长着“花岗岩”头脑的理论权威至今仍执迷不悟。

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中国人而言,自1949年后,这两个名词就是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用改革开放前的话说:就是你死我活。这当然与“指导思想”有关。《共产党宣言》中明明白白告诉无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采取革命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同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可紧接着就说:“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面再引此选集文字,只注卷数、页码数)

这段话在当时也许是正确的——尽管在我看来或多或少有失道义。然而,凡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我想都会认为这一段话已经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其实,马克思在此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也曾以称赞的口吻说道:“……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第一卷上册第13页)不知别的读者如何,可能由于即使在伟大的马克思又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马克思那种觉悟,因此,读到这几句话时心里总感到有那么一点别扭,不知不觉地反而同情起资产阶级来:它既要在前面与原本也是无产阶级对立面的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进行斗争,还要提防无产阶级在背后杀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同上)我想,依常识来论,此时此刻,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吗?当然,马克思是有“理由”的,他在“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之后紧接着就说:“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而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同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虽然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可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那些斗争让“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或叫“发展”,又加之主要是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的“政治理论的进步”,从而催生出无产阶级学说和主张,而无产阶级不仅要反对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连资产阶级也要一并反对。这样,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来得及被世人恭维,享受他们应该得到的鲜花荣誉时,就已经该挨批判了。

如果真的能抛开阶级,抛开政治,抛开意识形态,就会让人觉得:资产阶级真冤!不过,资产阶级应该“理解”或叫感到“欣慰”的是,其实无产阶级后来的行动,不仅连帮助他们战胜了如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的资产阶级也要反对,连自己的“孩子”也吃掉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过去的近200年里虽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如不讳言,近大半个世纪却举步维艰,这种情形,似乎不仅正说明了无产阶级不该那么起劲地反对资产阶级,也还预兆了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消亡。

无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是革命的是进步的,但是一到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时,就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就是无产阶级自己也带有封建意识和封建习气,这是我们在后来被称作“社会主义国家”中司空见惯并至今亲身体验着的。

当然,仅仅在11年后的1859年1月,马克思在他那篇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仿佛已经有了新的觉悟,改变了先前一些认识。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第二卷上册第82~83页)又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上,第83页)你看这里说得多么决绝。马克思这时意识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的,是进步的,资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怎么会被战胜呢?我们知道,由于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没在出现它的“暮气”,甚至在一些国家依然欣欣向荣。

当然,这与它们对自己的制度不断改进有很大的关系。可有谁规定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对它的制度有所改进呢?既然我们后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理由反对资本主义对它们社会制度的修正。事实上,自从资产阶级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级是最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也说共产党人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但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往往只是在口头上,甚至要等犯了错误的领袖离开人世或一个时代结束之后才去修正,其时大错早已铸成)。同时,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同样是在不断进步着的。

在接受共产主义同盟委托撰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不足30岁,恩格斯不到28岁。我们不能说写《宣言》时的两位无产阶级导师的思想就定格了——当然也说不通。这一点,仅从他们前后的一些著作包括书信中就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而且可以看出,即使从《共产党宣言》算起,导师不少思想观点都做了修正,恩格斯后来就更是认为要在19世纪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一种幻想,甚至在去世不几年前还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认为有历史表明他和马克思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并对此作了分析:“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情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从上面提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吴江先生在与香港一位友人的那篇对话中不仅提到这个问题,并告诉我们,马克思在世时之所以没有出版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的第二卷,正是因为他已经觉得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出现了“问题”。1873年,资本主义社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然而这时的马克思头脑却反而变得更加清醒了。“那时马克思刚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并准备出版。危机一发生,他立刻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展现它的新面貌,新的情况正在发生,马克思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每度过一次危机,其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动摇了马克思原来认为危机将产生革命的看法。为此,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必须重新认识,因此毅然决定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不仅停止,而且从1873年直到马克思逝世的十年间,“马克思并未重提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十多年(闵按:是十年。马克思1883年去世)马克思除了观察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外,就是埋头研究他的世界史和人类学史,他又钻入了历史领域。《资本论》第二、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留草稿整理出版的。所以严格地说,马克思本人只能对《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负责。”(参见吴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

在我看来,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续集,应该说纪念意义更大一些。

事实上,1949年后的人们,真正懂得资产阶级的人不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今天已经60岁左右的人,改革开放前在大陆很可能就从没见到过真正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知道的“资产阶级”都是从书本上从影视中得来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印象往往也只需要四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纸醉金迷。“新中国”一些享受特权的个人乃至单位,即使那享受早已超过了资产阶级,也绝不会那样叫,更不会让普通群众看到他们在享受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奢华的生活(说到这里,记起上世纪六十年代,自己虽尚年幼,也还是从一个在高干家中做仆人的口中听说,那家人家是从不吃剩菜的,再好的菜吃剩了,也都会倒掉,并且绝不会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浪费和奢侈。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耳熟能详这样一句领袖的语录,那就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可见,我们连一天都没离开过封建主义)。所以说,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资产阶级。至于像自己这样出生又稍晚些的人,也就更不知道资产阶级为何物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甚至是改革开放十年二十年后,我们才又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点真实的资产阶级情形。

正因为我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绝大多数人也就相信了书本上、影视中向我们灌输的资产阶级的一大堆不好。因此,如今看来,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一些做法是多么地荒谬可笑。说到这里插一句,近日接受单位领导交给的一项工作:报社准备出两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册子,要我为其中一册图片集的“图解”做些校补工作,于是校补中发现其中一则图解中有这么一句,说“三十年前穿件鲜艳一点的衣服,就说你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你说这不是鬼扯吗?当然,为了歌颂近三十年,其中也有图片的说明中说是在政府的领导下,人们已经从“温饱型”过渡到“享受型”。读着这样的图解,才觉得我们终于开始说人话了,或者说,社会终于想“正常”了。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我们一些人在那谈三十年音乐界的变化,纪念台湾歌星邓丽君,节目最后说这位歌星将与她的歌声永存不朽。说你不信,此时我的心真是感到隐隐作痛:我们原当作“腐朽的资产阶级”大批而特批的“靡靡之音”及歌星,现在却要说人家将会不朽了。“我们”早干什么去了!不觉得丑吗?是不是至今仍然还在做着一件又一件类似的蠢事!

当然,这都与我们拼命要确立一种“指导思想”有极大的关系。这其实是有害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所有思想,即使是具有真理般的思想也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思想。“所有的书都不是拿来崇拜而是拿来批判的,即使他(它)们(的作者)都是大师”(见2009年1月4日李银河博客《读书》)。马克思当年在给别人的信中更是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遗憾的是,后来硬要拿“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却始终认识不到这一点,以至于应验了曾被马克思生前借用德国诗人海涅反感有些模仿他的人的那句名言: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那么资产阶级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呢?

坦白说,近年来在读书时特别关注资产阶级。不关注便罢,一关注才发现,不仅人类的现代精神和现代物质文明源于资产阶级(有人可能要拿我们的“四大发明”反驳和批判我这种认识。我当然承认中国的那四大发明为人类的现代精神和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这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明出来的相比,也实在不应该特别夸耀),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除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之外,几乎一切文明都是资产阶级发明创造出的。

接着再读下去,发现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犯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而资产阶级要改变无产阶级,最终让整个人类都成为资产阶级,倒是顺理成章的设想。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从它登上历史舞台那天起,说不清是因为自身成长为这个阶级的历史原因还是它先天的认识能力,其所作所为乃至“宣言”,都让它只能在接受批判中发展,甚至只要不是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一概都能接受,而这一点,恰恰是无产阶级所做不到的。退一步,即使真的会实现共产主义,也不会像无产阶级的导师们所说的那样,是在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同时也消灭了无产阶级自己占有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而是在资产阶级改变了无产阶级,让整个社会的人们都成为资产阶级并真正进入一个相当文明的社会之后,资产阶级从客观上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这个更高级的社会很可能不一定就叫“共产主义”。

这一点,原籍奥地利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已经告诉了我们,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波普尔。我们知道,尽管波普尔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但他仍然相信他的试错法(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得到发展),并且用试错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而自己在此前发表的《娜拉出走与革命胜利》一文中更是认为:其实,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也希望有行动,但他们都不过是在理论上证明着一道命题。后来有人把他们的“命题”又在现实中证明了。现在不知是否可以说,有些命题只能从理论上去研究去证明它,而不能在现实中在人群中去证明,否则,这个人群就有可能遭殃。当然,我总是在想,即使导师要证明社会命题,事实上也一定会同意修订的。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谈到“对灵感的信仰”时就认为:“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绝地生产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还说:“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给人以幸福感和慰藉,同样丝毫不能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就像疯子因他的固定观念感到幸福丝毫不能证明这观念的合理性一样。”(引自《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修订本)》,周国平译,第169页、17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巧的是,毛泽东也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克思也并非一贯正确,不然,他的手稿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修改。

当然,资产阶级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城关市民”转变而来,《共产党宣言》中一再这样告诉我们。同时,资产阶级又是在私有制中诞生的。没有私有制,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是有了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也才真正发展壮大起来。

天地良心,这些都不能算是资产阶级的错。我们很难将此定为资产阶级的“原罪”。吴江先生就认为:“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见吴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就是在二位无产阶级导师看来,资产阶级也是有史以来最能干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一卷上册第256页)资产阶级也曾是最革命的阶级,封建专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的胜利中打倒和扫除的,而且扫除得比我们要干净得多。在这场扫除封建专制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或多或少也出了一些力。但是,不能不承认,正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正是资产阶级的壮大,才最终战胜封建专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洛克的两本小册子《政府论》(上下篇),抵得上一支反封建专制的军队。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无产阶级的参与,封建专制同样会被打倒和扫除干净;而没有资产阶级,封建专制能否打倒和扫除干净就是个未知数了。时至今日,可以说,1949年后,甚至到了今天,中国之所以无论在官在民,在整个社会的政府机构,在民间的旮旮旯旯里,仍然可以清晰地见到那种封建专制的浓厚意识,正与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产生可以算得上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因为我们不是在依靠资产阶级扫除封建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共和国”,中国的封建专制意识才得以苟延残喘,并且什么时候能得到彻底清除,谁都说不了。其理由,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极其政党本身就严重存在封建意识。

有意思的是,文章做到这里,又从媒体上见到两个例子:

一例是(2008年)12月27日下午五点多,央视4频道播放《台商故事》:1992年,现在北京鸟巢那个地方有32栋别墅,代理销售者是一位台湾人。由于委托者开出的价钱是每平方米不得低于2700美元(这在当时,即使对北京人来说也要算天价了),又只给了代理商一年的期限,若一年内没有将这些房子卖出,要赔偿120万美元。结果,这位台商卖了5个月,一栋也没卖出。可就在这时,这位台商想到一个“金点子”,这就是此地属于“龙脉”,是块“风水宝地”。于是打出广告,很快吸引了港澳以及国外华人,在半年之内将32栋别墅全部卖出,并且从卖出第5套时每平方米就涨到了3200美元,后来每平方米竟卖到3600美元。在这位台商眼里,“龙脉”两个汉字价值1亿元人民币。他清楚,中国人喜欢“风水”,喜欢“龙”。而风水是什么?龙又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种封建帝王意识。那些购买别墅者原本就是大富大贵之人,仍想借“龙脉”借“风水”,继续“鸿运高照”。

另一例也要算是刚发生的新闻:2008年12月28日南京《新快报》报道,南京佳事得玩具制品有限公司2007年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意外曝光。清单显示,这家企业共向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送礼14.48万元,包括现金红包、高档服装、购物券卡等。清单详列了送礼数量、接受者姓名及所在部门。知情人无奈地告诉媒体:“这些都是政府实权部门的有用人物,年关,年关,不打点好节礼,来年别想安生。”从“知情人”这句无奈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封建意识倒有多么严重。别说现在是21世纪,即使在马克思生活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丑陋的封建意识在他的著作中也难得一见。

那么二位导师为何那么痛恨资产阶级呢?依照导师的表述,应该有两点:一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导致了更多的无产者以及无产者的更加穷困;二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这个社会就是要消灭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包括现存的占有方式,而资产阶级是他们面临最强大的敌人。

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人性中的恶,由于私有制的特性,一些原来的“城关市民”在成为资本家并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肯定剥削了另外一些人,甚至使这些人最终成为了无产者;又由于前者的发展壮大,也导致了无产者的增多,最终发展为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不必忌讳一些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心狠手辣的资本家对许多工人的残酷剥削,甚至还玩出一些剥削工人的花样。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中给予了无情地揭露。从演说的时间(1848年1月9日)上可以让我们似乎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宣言》中会有那些激愤的思想。但是,尽管出现了一些资本家的不义,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带给社会的是一种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我们看到导师在论述这些时,常有一些夸张而过激的表述,甚至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反而还不如奴隶社会的奴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第七个问题的自问自答中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第一卷上册第213页)如此说来,在当时恩格斯的眼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反而不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了。

可在说了这些之后,恩格斯紧接着也不得不承认:毕竟“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同上)

再接着,恩格斯又认为奴隶比无产者“优越”,因为“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同上)我们当然不知道二十几岁的恩格斯当时为什么只这样想。如果按他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著作中的思想,他的这个论断要算是“唯心”的:你怎么就敢于说“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无产者能不能成为有产者?一旦成为有产者后算不算就是解放了自己?一旦成为了无产者,如果不废除一切私有制,就只会穷困至死?如果真是这样,你和马克思又为什么要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而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这样说道:“当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体现出来的时候,人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无产者的身份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包括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成了中间阶层,成了小有财产的劳动者。这样的人数量增加,就使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形成了中间部分越来越大、两头越来越小的‘橄榄型’社会。”(《〈共产党宣言〉的逻辑》,见2008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

事实上,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认识比写《共产主义原理》和与马克思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应该说进了一大步。他对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有几段很好的阐释。恩格斯通过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认为,黑格尔的意思是,凡是现实的又称为合理的,都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没有必然性,现实的就不能称之为是合理的。于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又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法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

从上面所引这几百字中,虽然可以证明人类社会新的代替旧的,革命的代替落后的,但并不能证明无产阶级就比资产阶级进步比资产阶级革命,而只要不比资产阶级进步比资产阶级革命,就难以代替资产阶级。尤其既然承认“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那么,彻底消灭一切私有制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又怎么办?这岂不是等于又在宣扬自己也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人类绝对状态”?最好的证明是在二位导师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间,人类社会证明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的,是进步的,而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革命性反而不如资产阶级,这也正是直到今天,地球上的无产阶级始终没能代替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不承认这一点,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结束语

凡读二位导师著作的读者,只要不是带着一种宗教心情,只要不是带着一种“指导思想”的意思都常常会产生一种感觉,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在今天明显过时了,甚至发现有些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比如,在谈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二位导师总是认为资产阶级不仅骗人,而且常常是自欺欺人。

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在马克思时代,他们看资产阶级与我们今天看资产阶级有天差地别。因此,导师们当年所嘲笑的往往成为了现实,甚至从导师们所处的时代即可证明资产阶级不论在当时(指自推翻封建专制后)还是在此后和至今都是人类最文明最进步的阶级。比如,在《共产主义原理》要结束时,恩格斯一边认为“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第一卷上册第226~227页)

可历史已经过去160多年,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最终没有自欺欺人,并且不同程度地确实给本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了“良好结果”。不说别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允许组建民间团体,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工人们有自己的“娘家”如“劳联”“产联”这样的工会组织,反而比无产阶级社会的工人活得更有尊严也更滋润。最能证明资产阶级伟大的一点是,当他们真正成为一个阶级之后,即把自己这个阶级也放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哪怕是出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顽强地要消灭他们的对立面,发表和出版了一篇篇一部部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著作,事实上也还是容忍了,而这在后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却是难以想像的。

2008年岁末~09年年初

2014-11-10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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