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2-11
（青年戴德生）
＂若你要做苦工，而不求人的记念；要行义，又不怕触犯人；并有充分准备，在需要时，愿流血证信；多数时侯，又乐于接受折损财物……＂
这是1875年中华内地会在伦敦招募传教士时，戴德生写的＂招工广告＂。人的一生要历经多少变迁？曾经那位双眸碧蓝，高傲、倔犟的金发青年，在人们眼中渐渐变成一个又矮又跛、从不说豪言壮语、亦不固执己见、谈吐幽默的小老头。在19世纪，中国的气候、水土、人居环境、饮食习惯，对长年旅居的欧洲人的健康仍是一场艰难的挑战。需要四处奔波、劳神费心的传教士们，死亡率更是高达近三成，儿童尤甚。二十多年来戴德生落下了许多老毛病，尤其反复发作的痢疾，在当时仍有可能致命；至于他变得＂又矮又跛＂，是在1874年造访汉口时，不慎从轮船楼梯上背部着地摔落，从此就便只得蜷縮着走路了。
玛丽娅去世后的两年，他又和福珍妮结了婚。玛丽娅临终前曾希望他尽快再婚，以便继续传教工作。在那个时代，传教士再娶或者再嫁（一般还是选择传教士）是寻常的风气，有些传教士家庭，夫妇双方都经历过几次丧偶。
（1866年，23岁的福珍妮初到中国）
福姑娘是内地会首批传教士――兰茂密尔――的成员，她一直是戴德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们之间结合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珍妮同样深爱着玛丽娅，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玛丽娅而不必担心会引起珍妮的不快。＂
没有玛丽娅的才貌，在福姑娘身上很少看到那个时代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荣誉感＂――在其他民族眼中则很容易被视作傲慢。她性情慈爱、体察入微，节俭、忍耐，从不诉苦报怨，倒是颇有几分西方人所称颂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这些气质使她很容易与中国人相处融洽，头两年加入内地会的中国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受了她的影响。她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学校，为了照顾孩子们，教她们学会讲卫生、自己照顾自己和礼仪，她在学生宿舍里设了一张床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于是中国人认为她身上具有古代所推崇的＂师道尊严＂：在更古的时代，中国的良师们都与学生们一同起居，敢于将自己私生活的微枝末节全部置于学生们的众目之下；这情景在清代已不常见，先生们不敢这样做以免影响到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即便是受过很深传统教育的中国人，对福姑娘也十分敬重。不少杭州人认为这位＂西国女师＂身上有＂古圣遗风＂，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将耶稣理解为西方的周公、孔子一类的圣人，＂教师（士）＂则象儒生一样是西方圣人的门生。在他们眼中福姑娘作为西圣的女学生无疑是非常合格的，这似乎是基督徒＂活出耶稣形象，使人见汝若见道＂的理想，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印证。
虽然内地会努力将传教点扩展到了江苏和湖北，但深入内地看起来仍不现实。中国内地的交通和通讯几乎与世隔绝：汇款和物资运送成本高昂；发生变故的话，远在通商口岸的领事官鞭长莫及。一切日常和突发的困难，都只能靠传教士凭经验独立应付。戴德生摔伤后仍坚持到湖南考察当地民情，他认为中国内地的排外情绪仍十分严重，并不适合贸然进入，继续留在长江流域，培养有经验的传教士们和中国同工们才是明智之举。这趟湖南之行使他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不久，他摔伤的腰部病情恶化，必须返回英国。他在英国卧床了好几个月，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很可能就此丧命，即便不死，也会终生瘫痪再也无法返回中国。
（戴德生主编的内地会会刊《亿兆华民》）
这一年麻烦不断，内地会最重要的支持者，负责英国国内事务的干事，广有人脉的布伽先生，接受了当时一种全新的神学观点，认为基督徒未必一定进入天国，而非基督徒也未必一定堕入地狱。今天的新教徒们已在广泛而严肃地讨论类似观点，但在当时此类观点实属不可思议。英国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等宣布不接受持有此类观点者入会。为避免内地会工作受到影响，布伽先生离开了内地会。失去布伽先生的人脉网络后，内地会的财政出现了问题，躺在病床上的戴德生不得不承担起这份工作。他不喜欢处理行政事务，而且这可能拖延了他的康复。
不过他仍然站起来了，几乎同时，因为马嘉理事件中英签定了《烟台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人可在中国全境自由地旅行、定居、并随时要求当地政府保护。闻讯后戴德生夫妇立刻准备返回中国，他说服了妹夫海班明（海波恩）接任内地会在英国国内的干事一职，后来海氏家族数代人也献身中国，是为著名的＂海家班＂。
他们夫妇二人新招募了18名年轻传教士，于1876年重返中国，内地会运转得不错，年轻传教士们进入了6个陌生的省份，有的受到友善对待，有的遭遇敌对，为此内地会银根时常短缺。但戴德生本人的情况却很糟糕，他已年过四旬仍象初到中国时那样工作到凌晨三点，＂我的工作量是我承受能力的四倍＂。他很快再次病倒，医嘱认为他应该返回欧洲作长期疗养，一生都不宜再赴海外。他们只好打道再回欧洲，这一生很可能真的无缘再涉足中国了。
（时人绘制的“丁戌奇荒”中吃树皮和逃荒的场景）
1878年，传教士们创办的英文报纸《华北捷报》通讯员深入到中国北方内地，这里的旱灾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大地一片干裂，到处是奄奄一息的难民。消息通过《华北捷报》传到英国，舆论大哗：整个北中国万里一片荒凉，觅食的食腐动物大摇大摆地在村庄和城市游荡，而中国政府居然对此无动于衷！更令人窒息的是：许多儿童或因为父母饿死、病死沦为孤儿，或是被父母抛弃。《华北捷报》称，这些孤儿即便不死于饥饿、野兽，也很可能成为别的饥民们的盘中餐！
＂拯救三百万中国孤儿＂的号召声短时间内响彻英伦三岛，各种慈善机构纷纷募捐，组织人力物力前往中国救灾。他们想邀请中国公使郭嵩焘参加募捐会，但郭嵩焘深深感无脸，不敢出席这类慈善活动。在外交史上，涉及如此更大的本国事务，外交官却故意回避，算得上一大奇谈和笑话。
传教士们是这场大营救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奔走呼告，希望西方社会向无助的中国灾民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他们久居中国，懂汉语，熟悉民情，自然成为救灾当仁不让的主力。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内地会，他们因恪守不募捐的原则，在财力上无法和其他慈善团体相比。但是他们有其他团体无法相比的优势，他们一直在追求与这里的人民同呼吸，他们身着中国服饰，采用中式生活方式多年，更有众多中国同工可以动员。他们比任何一个慈善团体都更熟悉中国，也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
（内地会印刷品：主祷文）
当这些外国慈善团体来到灾区，发现当地人对他们心存顾忌。原来官府早在洋人深入中国内地之前便早已做了多年的排外洗脑宣传，百姓们担心洋人是来害自己的。中式装束的内地会首先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可，他们打开了救灾的大门，其他救灾团体也随后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戴德生因为健康原因无法马上启程，考虑到救灾团体中没有女性，为了更多地挽救和照料那些饥荒中的孤儿女童，福珍妮立刻赶往中国，马不停蹄带领两名未婚女传教士，到山西建立孤儿院。他们卓越地工作成了中华内地会事业的转折点：他们坚持多年的理念终于在救灾中表现出其他团体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内地会的影响力一日千里。有志青年们纷纷申请加入内地会奔赴中国。十几年后，内地会将成为东亚最大的布道团体，拥有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教育背景的传教士高达上千人。
躲在清国公使馆内羞愧难当的郭嵩焘，从《华北捷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灾民们说：＂先前官府告诉我们说洋人是来害我们的。如今遭了灾，他们这些‘父母官’们对我们见死不救，而洋人却万里迢迢来救我们，从此我们更不信任官府了。＂
他怀着五味杂陈复杂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此中国将归于耶稣教之始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