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
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
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
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
“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
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毛泽东老婆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甘肃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著《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
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
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
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
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
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著《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
“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
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
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
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
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红歌是什么性质的歌？
笔者三年前在《怎样认识红歌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指出：
红歌，作为国家“主人”歌颂“公仆”的歌曲，是涂上“红色”油彩的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意识的现代版，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马屁文化”的巅峰。它宣扬了“反民主的反动”（毛泽东）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是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制度的丧歌！
毛泽东是什么人？
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
在他死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被红歌作者极力贴金的毛泽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造成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也曾经是民主的“发烧友”。毛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只能走民主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断言：“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进一步把“民主”规定为判断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是否“反动”的唯一标准。
令人痛惜的是，这些至今仍闪光的语言，在他只是欺世盗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夺权得手，即弃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实行一条“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路线。这样，不但将他自己抛到了“反民主的反动”一方，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也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么？是人权，是人人皆有的权利。
人权的根本是什么？是生命权。没有生命权，就没有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以主义、党派、国家为本，必然漠视生命，践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这是价值观的分界线。
对中国人来说，自古以来都知道“人命关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杀”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杀无辜，平民“杀人者偿命”。
近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普世观念的普及，宪政民主制度的构建，《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和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都是对人的生命权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经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
“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但仍未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第六条明确规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最大罪恶，就是以“政治”、“出身”、“财产”的“区别”为理由，不“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执政的27年间，除了政策性地饿死了数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民），还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众专政”（如“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枪毙、瘐死、折磨死、自杀……）了数千万人，制造了规模空前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一，他创造了饿死几千万同胞的历史纪录
“建国”后，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文革结束，可以说中国各个阶层都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困苦不堪，农村更是一贫如洗，有的地方甚至“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李克强总理1974年到安徽凤阳插队，他当大队支部书记那阵，“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要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就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日常必需品实行严格定量票证制度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之一。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在《南方周末》副刊（2013，7，25）上说，他现在还珍藏一件“存世孤品”，那是一张“月经带票”。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
毛泽东不知道这些吗？知道。尽管他在诗词中胡吹“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桃花源里可耕田”，但他对他治下的中国穷到哪步田地清楚得很。1975年9月，毛泽东对来中国还要伸手要援助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刘敬《走访越南》）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
当然，最大的灾难要数1959-1962年的大饥荒。在一无外战、二无内乱、三无瘟疫、四无特大自然灾害的条件下，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主要是种粮食的农民！
每次运动，毛泽东差不多都要预算死多少人。才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这一次倒真如林彪所言，毛“八九不离十”！
官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前副总理薄一波（“唱红打黑”主导者薄熙来的父亲）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愧对百姓。”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如是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千万人。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纪实》说：“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田纪云上文中这样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作者、荷兰历史学家冯客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毛将中国当作他的私人实验室，亿万国民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试验品。“这一实验的最终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杀戮，至少四千五百万人因工致死、饿死或被打死。”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12个省级档案馆资料，并亲临历史现场调查后，在他的80万字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说：360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还有4000万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他的父亲死于那场饥饿，“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的450倍……
相当于76年唐山大地震的150倍……
一战死亡1000多万，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以上……
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500万。
此前中国2129年间，发生203次万人以上饿死记录，总和也才2991万。
与“老大哥”比，苏联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与“小兄弟”比，朝鲜上世纪九十年代饿死了二百万人。
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饿死人记录！
毛泽东把故乡湖南描写为“芙蓉国里尽朝晖”，但据“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记载：湖南饿死人数也高达248.6万人，死亡率6.81%，居全国第4位！刘少奇主席姐姐的儿子是饿死的，笔者祖母也死于那场饥馑！
《墓碑》里说，“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最严重的有两个县，丰都县饿死了十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荥经县县委书记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说，该县死了一半人，有些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别的地方调去。近期出版的由铁流先生编辑的“献给荥经1959-1962饿死的父老兄弟姐妹”的《大劫难》，在我看来，此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叙述者都是这场大劫难的亲历者。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过程，多篇附有叙述者本人照片。字字血，声声泪！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在“风调雨顺，仓有储粮”的条件下，那场人祸是如何夺去了全县一半人的生命！
明明自己饿了，大家也都饿了，怕给“主席脸上抹黑”，谁都不敢说“饿”，连“浮肿病”三字也不准提，称作“二号病”。一个叫王善身的医生就因为浮肿病人问他为什么治不好，少了什么药，他说了一句“少一味药：粮食”，就被批斗，扔进了监狱！
不少地方大规模人相食！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饥荒过后这么对毛泽东说，毛龙颜大怒，招来杀身之祸！
“人相食”，终于“上书”了。
杨继绳在书中说：“当时有记录的人吃人的事件有几千起，安徽就有一千多起。”这里仅举数例：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2009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的文章中写道：“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1289起。“所谓”特殊案件“就是人相食。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对这样的空前灾祸，当年的洗脑手法是，嫁祸于天——“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归咎于人——“苏修卡我们的脖子”。
看看毛泽东自己怎么说：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说：“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二期第12页）
“苏修”不但没有“卡脖子”，还要援助50万吨食糖和300万吨粮食给中国。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就又回来啦！”〖这几句“不是人话”，是不是有根据？〗
“美帝”也没有“卡脖子”。总统肯尼迪明确表示，不但可以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以最优惠的条件购买美国的粮食，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援助建议，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这几个代表“中国”的代表没饿肚子。〗（据新华网）
杨继绳在《执政者怎样应对危机——大饥荒期间中国领导人的作为》一文中指出，大饥荒的根源并不是“自然灾害”，实际上那几年是“风调雨顺”。这场大饥荒也不是因为粮食匮乏，就在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之时，政府的粮仓中堆满了粮食，而且，中共当局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出口粮食，甚至无偿援助那些“小兄弟”们。换言之，这场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百分之百是源于“人祸”而非“天灾”。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干部可以利用“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多吃多占，却不准农民在自己家里做饭（不准农家灶火冒烟）。灾民要生产自救，开荒、种边角地，因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毛泽东语）而被严格禁止。外出逃荒要饭，路口有民兵把守。侨眷想让海外的亲友寄点食物，说成是“里通外国”。投奔国外求条活路，被定为“投敌叛国罪”，不是当场被枪杀，就是投入监牢。官仓堆满了粮食，却不开仓赈灾。自己国家的人民成千万地活活饿死，还要“援助世界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苏修”“美帝”提出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计划，却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拒之门外……
不是百分之百的“人祸”，又是什么？
杨继绳指出：“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古代的皇帝听闻民间灾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责、夜不能寐；而毛却无耻地宣称，粮食不够吃，饿死一半的人，其它人就够吃了。”
天可怜见，几千万中国人就这样被自己的“大救星”死死地“卡住了脖子”，活活被“饿杀”！
按先后说，“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当然是最先饿死，为求生，几乎人人被迫偷盗，在“六亿人民六亿贼”的年代里，他们是最“奉公守法”的另类。但，按人数说，最大的份额则是被毛经常挂在嘴边的“贫下中农”。
二，他创造了整死几千万同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在他“发动并领导”的大大小小、接连不断，专家研究多达67个之多的政治运动中，制造了数额惊人的“敌人”。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军、政、警、宪、特……多达“21种人”，加上由于“血统论”和株连政策殃及的无辜的家属亲友，高达一亿人以上，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毛泽东时期搞死了大概五千万人，相当于我们三十个省会城市（人口的总和，相当于）每个城市发生五次南京大屠杀。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说：“毛泽东是主宰了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时期，有7，000万以上的人死掉。”
毛说过：“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与历代王朝新主上台大赦天下，与民休养生息的举措不同，“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忙着杀人”，发动了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以杀人为内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每次政治运动也都是以杀人开路，在枪声的伴奏中进行的。
关于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反运动，最近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发表了前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毛泽东与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披露了许多重要事实。他说，“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
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总应该按法律办事啊！毛泽东怎样对待法律和宪法？他说：“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1961年在秦皇岛座谈会上的讲话。）尹文说，该杀不该杀，无法可依，“主要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竟然“在捕杀人的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
文章说，“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而“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
这样，就出现了杀人竞赛的狂潮！
1951年“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作者说，不但贵州省81个国民党县长（“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跟地主睡过觉的“给贫下中农丢脸”的“破鞋”也枪毙了，甚至“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
匪夷所思的是，毛竟然假托“人民”的名义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学者李洪林先生说：历史上统治者“杀人立威”者多有，但“把杀人作为一种运动，甚至给下面规定指标，而且以杀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对同胞如此残酷无情，对日本侵华战犯却爱护有加。明目张胆搞“双重标准”！
文章说，“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
在毛的心中，日本战犯的命比中国人金贵。
打倒“四人帮”后，中共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仅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斩尽杀绝，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文革”初期，仅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赶出北京城，全国被遣返原籍种田的‘城市阶级敌人’达四十多万。（《铁流《毛泽东思想的血腥》）
这些枯燥乏味数字的后面，可是一个个鲜活生命被残害的血腥故事啊！
杀人由首善之区北京带头。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后公布为1，772人）被打死。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
“打、砸、抢、抓、抄、烧、杀”之风从“天子”脚下不几天刮遍全国。北京市大兴县闻风而动，大兴杀人之风，对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进行灭绝性的大屠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话之后，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以湖南道县为中心，以“敌人组织黑杀队报复贫下中农”的谣言为根据，全县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群体灭绝”的杀人运动，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谭合成《《血的神话》）。
第二年，杀“黑杀队”之风也刮到笔者家乡邵阳。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文中简述了12岁的她亲眼见到的情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性凌辱……
邵阳市退休老干部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根据他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写出了《老虎坪纪事》和《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这位可敬老人赠我书后，一天夜半时分我老伴突然惊叫不止，原来是书上记载的种种酷刑使她受到了惊吓！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每次探亲回家，徜徉资水河畔，不由想到，那些受难者魂归何处？还有多少人想到他们？
江水呜咽，如泣如诉……
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饥饿导致了第一次食人高潮，那么，文革时期愈益膨胀的仇恨和恐惧，则引发了第二次食人高潮！
据文革后广西地方志披露：文革时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光天化日之下，把活人脔割肢解，然后煮熟分食的暴行。仅武宣一个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中学，出现了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广西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文革”开始被打成叛徒，后被批斗杀死。翌日凶手们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一副骨骼，随后他们在学校宿舍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一个女学生曾追求黄的儿子，为划清界限，带头吃。后来，县政府和县革委会的食堂也烹煮人肉！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二十世纪的食人生蕃居然被看作“觉悟高”，有的因此“火线入党”！（详见郑义《红色纪念碑》）
近日报载习近平年幼时“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年轻人大为不解。他们不知道，封建时代的“一人犯罪，九族株连”，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全面复辟而且有创造性的发展。“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带的档案中的必备项目。被称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儿童，“投胎”投错了，一辈子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南京军区步兵学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文革”中不堪残酷迫害，夫妻双双自杀。为不株连孩子，自杀前，夫妻商量好，先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大兴一位老太太和她怀抱中的孙儿被活埋，上面在填土时，孙儿说：“奶奶，迷眼！”奶奶安慰他：“一会儿就不迷了。”这被称为“最伤心惨目的一幕！”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不仅仅对底层民众是一次浩劫，也是对共产党的最大灾难。
资料显示，除了毛的亲属和他的几个亲信，从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到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几乎都受到冲击和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88人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另有7名被划进“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范围，还有29名被定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对象。被诬陷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共达124名，占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193名）的65％左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
所以，从中共角度来看文革，无疑，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搞了一次“反革命政变”！
著名作家秦牧这样总结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毛的侄子毛远新，被称作“最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给政治局下达圣旨（“最高指示”）的“钦差大臣”，不久前也说：“‘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汪文风《毛远新谈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三，他创造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也有多个朝代迫害读书人的“文字狱”之事，但一般王朝都知道笼络、善待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毛泽东（杨继绳语），身为知识分子，也惯于舞文弄墨，但他每次运动都先拿知识分子祭刀！因为，知识分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460页）
有了这种执政理念，难怪连被他追捧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在毛执政后也只能“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也不说。”（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答罗稷南）
毛对知识分子作如是估算：“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年反右运动，把这个估算落到实处。在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庄严保证和各级党委再三再四地动员下，知识分子（包括天真烂漫的大、中学生）起来“帮助党整风”，一个个坠入毛泽东的“阳谋”之中！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谋略战果赫赫，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人们知道的是打了50万的右派，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显示，原来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加上“中右”份子高达九倍以上！再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
此等“辉煌成绩”岂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不但秦始皇没法与他比，历朝历代文字狱统统加起来，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罢了。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1957年7月《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他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谈反右：“1957年鸣放，右派份子、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有了毛的定性，成百万的学有专长，包括为报效祖国从海外归来的专家学者的命运，也就决定了。除了“杀、关、管”，还有接踵而来的其它式样的“非正常死亡”！
据《南都周刊》所载《甘肃夹边沟农场记事：“右派”劳改营50年》一文披露：夹边沟，这是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多是大学教授、报社编辑、中学教师、作家、画家等）。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只剩下三四百人。杨显惠《夹边沟记事》说：“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泡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哈佛大学博士董坚毅，1952年回国，1955年支援大西北。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19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文革一来，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北京大学出现了那张被毛表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仅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或死亡的艺术大师，略作统计就有177位之多！单是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可又致死还热爱她的艺术，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愤然服毒。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自杀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
为何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后，傅先生遗言中说，“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蒙受批斗凌辱后愤而投水，书包里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
总之，有了“三项历史记录”的毛泽东，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无人能望其项背，外国的斯大林、希特勒也望尘莫及！斯大林处死的人数，最高估计为2000万人，希特勒屠杀600万人，且都是“异族”犹太人。
看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数字，不知读者诸君作何感想？是否还认为，与“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信然！
毛泽东对自己滔天大罪是否有所悔悟？
中国历史有一个优良传统：遇到饥荒，皇帝——即使最昏庸的皇帝，都会紧急颁布圣旨，命令地方官立即开仓放粮。有的皇帝因为饥荒颁发罪己诏，向黎民谢罪。
毛对他一手造成的灾难不向百姓谢罪，还睁着眼睛说瞎话，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1961年访问中国，毛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遒真：《纵论毛时代五年大饥荒大死亡：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对于给人民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更没有一丝反思，死不认错。他对侄子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不仅如此，他嫌一次“文化大革命”还不够，还不过瘾。在给江青的信中他表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笔者坚信，只要这“三项历史记录”不被推翻，毛泽东就会铁板钉钉地、永远地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最后，回到红歌作者。请问：把“赞歌”、“颂歌”献给这样一位残民以逞的暴君（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评毛语），你们是否有愧于国人？又“怎么对得起子孙”？
如果当初是“睡着”了，现在是否该“醒了”？
我还认为，对于号称“社会的良心”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对毛的这一切一无所知，说明无知；知之，无动于衷，证明无良；知之，仍为毛贴金，则为无耻。
远处又传来“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不知歌者中有几人知晓此歌作者的泣血故事？
红歌，红歌，红歌何时了？
随着头号推手薄熙来判刑，作为官方主导的“唱红打黑”运动黯然收场了。但红歌决不会就此绝响，毛冥诞120周年不又出现一个小小高潮？
但笔者同样坚信，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日渐普及，社会民主转型的逐步推进，红歌最终也一定会被抛到“历史垃圾堆”里去！
《浏阳河》作者唐碧光先生诞生于1922年。如健在，当已92岁高龄了。笔者期望他能读到这篇拙文，并能听到他的意见。徜已作古，则祈求他在天之灵，能与众多同怀“贝多芬之梦”，同在人世备受磨难的灵魂，在天堂相遇、相知、相亲，并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幸福。
2014，5，28
文章来源：括苍山人吴越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