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二）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正在北京召开。连日来，每天都能从媒体上看到国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等（即那些被政府内定为“不服管教”的人士）遭到抓捕与控制的消息，给社会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恐惧感。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日前对媒体现身说法，指控当局对他的监控远比他蹲监狱时更严，在监狱时他还可以得到家人探监的权利，但现在，他被禁止接受任何家人和亲友的探望。显然，胡佳不是因为这次APEC会议受到严密监控的特例，据了解，还有大批在京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学者也受到类似的控制。事实上，从一个月前，北京为了这次会议就开始清查到京上访的民众，多次出动警力大规模抓押遣返在北京南站一带的上访冤民，许多违法侵权的事件接连发生。而与此同时，北京那些被当局认为不服管教的人，也纷纷遭到监控、软禁，甚至强行送出北京到外地“旅游”。
北京当局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做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理由就是为了保APEC会议的平安。据媒体披露说，为了这次会议，北京当局增调了28000馀警力，动员了80万志愿者。如此严重劳民伤财，大规模违法侵权，借口是为了参会各国元首、政要、商魁的安全，是一种临时性的特殊时期的特别控制。这种特殊时期对不服管教人士的特控，对于世界似乎有一定说服力，毕竟安全是大事，这在世界各国可能都有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控。然而，只要仔细了解一下北京，会发现事实上这种特控绝不是这次APEC会议的独创，而是多年来的一种习惯，早已成为了北京乃至中国的一种常态。
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后，随着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成为最高目标下，一年365天中没有几日不是敏感日，没有几日不是特殊日期，没有几日不是将被政府认定的不服管教者严密看管起来的。在当局眼里，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是节日，不能让那些不服管制者胡说八道与互相联系，所以要特控；春节是中国传统的大节，那更要提防各类不服管教人士的活动，限制他们座谈论政，聚餐放言；三月有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当然不能让他们活动与言论影响大会团结和谐的气氛，必须特控；进入四月，上半月有清明这个祭奠故人的传统节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片土地上有太多死去的冤魂，所以要严控人们的祭奠，因此是敏感而需要特控的日期。而到了下旬，又有林昭的忌日，这也是敏感而要严控的；五月上旬有五一劳动节，得提防劳工人士维权，有五四青年节，得提防青年们再举起民主（德先生）大旗，所以这些都是特控日期；从五月底，因临近“六四”，那更是个触动人神经的日子，所以必须特控，前后一般在半个月以上变成特控时间；七月有七一中共建党节，当然不能让那些不服管教者借机给党添麻烦，于是特控起来；八月又有建军节，近年来那些不服管教者不断呼吁军队国家化，所以建军节也就变成敏感日了；九月，有毛泽东逝世的日子，近年来拥毛与反毛者都想借此表达，所以也需要严加控制；十月有十一的国庆节与民国的双十节，这都是敏感日，自然需要特控；进入十一月稍稍清静点，现在又有APEC会议，常年也在这个月有一些国际性论坛与会议，所以严控依自然也少不了；到了年末十二月，先有12月4日的法制宣传日（现改为宪法日），再有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还有西方的圣诞节，这些都是特殊日子，都需要特别控制。
如此算来，一年中常规的被视为敏感日或特殊日期，需要对那些不服管教者特别控制的日子就每月都有，并且许多月还有几个。中国当局在这些被他们自己内定的特殊日期中，为了实施对社会的所谓稳控，在如上的这些日子，前后都会控制几天甚至十几天，这样每个月事实上被常规性定为敏感与特殊需要加强特别控制的日子就有差不多一半。由于有的月份还有两个甚至三个敏感日，那就基本上全月处于特别控制状态。除此之外，一年中总有那么些国家的重大外事活动，如国际会议，元首到访等等，自然被当作特殊日子而需要对国民严加控制。这样一来，一年中就有一半以上是在敏感与特殊的控制日期中，事实上就将整个国家常年置身于一种特控状态，使特别的日期与特殊的管治手段变成了社会一种常态。也因为如此，北京乃至中国不少地方的异议人士、学者、维权人士遭到长年软禁、监控，使一种对外宣称是特殊时期的特别控制，变成了社会大多数时间的管治常态。
当一个国家将全年绝大部分时间变成了特殊状态时，也就使不特殊的日子反而成为了小数。当一个社会一年中大多的日子都变成了需要特别控制的日子时，这个社会就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就如弦终日膨得紧紧的，社会就必不断遭到扭曲、变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病态、怪象，公民的基本人权就会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被侵害、蚕食、剥夺，直到荡然无存。
一个社会怎么会沦落入长年特控状态中？原因当然极为复杂，除了极权主义本质上有侵占一切权利的要求外，极权当局多年来制造了太多冤情与灾难，使社会民怨沸腾，官民矛盾日炽，各种冲突四起，社会深陷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状态，也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在这种社会官民关系高度紧张中，极权当局将一切可能引起人们聚集、联想、思考及可能与外面交流的日子，都视同对己统治的威胁，因而全部定为需要特殊控制的日子，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这种将全年大多日子定为特控日，从表面直接看来是一种不自信，其实根子还是权力合法性缺失，权力造孽太甚，积怨太深所致。如此下去，只要极权统治延续到一定日期，最后肯定会将全年365天都变成特殊日子，而成为需要特别控制的。这样也就将特控变成了彻底的常规，将违法侵权变成了社会的常态。
极权当局将社会生活以一个个特殊日期需要特殊控制为借口，进而将整个全年365天变成特殊日子加以控制，这正是极权统治的本质需要。多年来，中国社会没有随着现代文明进步而使民众一天天感到舒心与宽松，而是一天天感到自身权利的丧失，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正是这种极权一次次将特控变成常态的结果。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