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裕固族族源是裕固族历史研究中有争论性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史诗《尧熬尔来自西至哈至》及有关历史文献的研究，认为，现代裕固族是由甘州回鹘的后裔撒里维吾尔人和后来东迁此地的吐鲁番、哈密维吾尔人以及安西维吾尔人在甘肃境内汇集融合而形成的。
当谈到裕固族族源时，大部分学者把他们与9世纪40年代后从漠北西迁到河西走廊的河西回鹘联系在一起。《裕固族》、《裕固族简史》等书也持这种观点。虽然也有学者提到裕固族东迁之事，但只是把他们简单地归为从嘉峪关外东迁此地，而没有指出具体地点。在对裕固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中，裕固族史诗《尧熬尔来自西至哈至》（下面简称《西至哈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至哈至》史诗及有关文献资料的对应研究迫使我们对裕固族历史进行新的反思。
在研究《西至哈至》史诗之前，有必要对被认为是裕固族祖先的河西回鹘人的历史进行一番简单的回顾:
在蒙古漠北一度强盛的回鹘汗国在9世纪初由于天灾和内乱开始变弱，尤其是公元840年，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勾结异族黠戛斯，引兵十万骑攻入汗国都城，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被推翻了。回鹘汗国崩溃后，基本部众向西迁徙。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后来建立高昌回鹘汗国；另一支迁到葱岭以西，后来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前往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主要安居在现甘肃省的张掖、武威、天水、酒泉、额济纳河流域等地。他们起先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后又受到张氏王朝统治。10世纪初他们逐渐强大击败吐蕃和张氏王朝，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建立甘州回鹘王朝。因而,他们在历史上称为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当时他们的势力范围东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至敦煌、玉门、安西一带。由于回鹘扼守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与内地和西部西域广大地区交往深广，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且拥有众多人口，据《宋史·回鹘传》记载，在当时他们的人口达到30万人以上。
11世纪初，占据河套地区的党项族西夏崛起，他们为了夺取河西控制权，霸占丝绸贸易之利，多次向甘州回鹘地区发起进攻。甘州回鹘终因连年战争，国力耗尽，最终于公元1028年被西夏推翻了。有130多年历史的甘州回鹘汗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随着甘州回鹘政权的崩溃，甘州回鹘各部落再次离散。其中有“数万”人投奔青唐(今宁夏地区）吐蕃首领角厮啰。这一部分甘州回鹘部落，以后大概融合于吐蕃人了。另一部分人，则逃入北宋境内安居秦陇之间，逐渐融于当地人中。还有一部分甘州回鹘部落，可能还包括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后裔，退出沙州以南，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其余没有迁徙的甘州回鹘部落，均被西夏征服。他们同西夏境内的党项、汉、吐蕃等民族共处，逐渐融合了。
总之，具有一个多世纪统治地位的甘州回鹘人由于遭受连年不断的战争，绝大部分人逐渐融于其它民族之中，而那南迁至沙州、敦煌一带的甘州回鹘人数较少，很难说他们就是裕固族的祖先。那么构成现代裕固族主体的人们是谁?我们可以从史诗《尧熬尔来自西至哈至》及有关文献记载中寻得问题的答案。叙事诗的头几首这样唱到:
说着唱着阿瓦尕才知道:
尧熬尔生息在西州哈卓的远方。
说着唱着木拉才知道了:
尧熬尔终于看到了绿树新房。
千佛洞高雕着庄严的神像，
万佛峡透过了温暖的阳光。
人们穿着短腰子鞋帮，
麻线鞋底印在三道车辙的路上。
土著的笑脸伸出了花格木窗，
为尧熬尔送来了小米和干粮。
………………………
我们来到“砖包城”下，
古城楼上金钟鸣响。
说着唱着我们才知道:
尧熬尔来到八子墩墚上。
祁连山啊可爱的山，
尧熬尔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乡。
从史诗可知，他们来自“西至”的“哈至”。我们对这一地名进行初略考释:
当回鹘人西迁时，留居在吐鲁番、哈密一带的被称为西州回鹘，有学者认为，“西至”应该是“西州”的音变。高昌是西迁吐鲁番盆地回鹘的都城。这一地名在回鹘语中称为Khoco或Qoco。至今吐鲁番的维吾尔人仍然使用qara-xodα(qara在古维语中表示大、伟大之意）的地名。在以裕固语吟唱的《西至哈至》史诗中，“西至”和“哈至”的从属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即强调他们来自“西至”的“哈至”。而“哈至”正是“西州回鹘人”的都城。叙事诗中还唱到他们迁徙时，通过万佛峡、千佛洞、八字墩等地后来到肃州城。千佛洞、万佛峡指现在的敦煌，星星峡一带，八字墩指祁连山南部的河岸一带。“砖包城”指现在的酒泉城。上述地区是从吐鲁番、哈密至酒泉的必经之地。这说明史诗《西至哈至》主要描述了吐鲁番、哈密一带维吾尔族的一次大迁徙。
在史诗中讲述了引起裕固族东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战争和宗教。战争原因是这样描述的:
………………………
部落的强盛酿成灾难，
欺辱异族孕育着民族的灭亡。
奴隶们谁不愿安静的生活，
野心却使部落长头昏发狂。
任意杀掉异族的奴隶和牛羊，
显威的屠刀激怒了邻邦。
部落里顿时失去了吉祥，
尧熬尔不得不举刀抵抗。
部落长培育了恶果，
奴隶们不得不杀向战场。
血战中男儿们奋勇献身，
心火把故乡的泥土炽烫。
妇女们凝固在血浆之中，
婴儿还偎依着冰冷的亲娘。
战驼背峰入地，
战马四蹄伸向天上；
战刀断裂片片，
尧熬尔面临着民族的灭亡。
没有弓箭就不能捕捉虎狼，
没有骆驼就不能在沙漠中游逛。
没有灯火谁敢在黑夜中奔忙?
尧熬尔不得不迅速离乡。
说着唱着阿扎才知道:
尧熬尔乘星夜逃向东方。
三个月没敢歇鞍停步，
背后又闪耀着追兵的刀枪。
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引起裕固族东迁的上述原因的依据:
13世纪后期，蒙古诸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他们在整个汗国的范围内持续进行政权和土地的争夺。吐鲁番、哈密一带的当地维吾尔人也陷入了战火之中。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笃哇和不思麻的号称十二万的大军包围了哈喇和卓城。这种围困持续了6个月。最后，亦都护再也看不下去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交给了敌人，才使敌人解围而去。这个事件在《高昌王世勋碑》中描述得很全面、生动。
哈喇和卓之战后该城屡次遭到敌人的攻击。吃尽了饥饿和死亡苦头的亦都护政府率部众到哈密避难。至元十九年前后，亦都护的行宫又受到敌人的袭击，亦都护力战而死。败残的维吾尔余众，拥戴着亦都护年幼的儿子纽林的斤，沿着祖先曾经步履蹒跚通过的道路，这次却向相反方向流落到甘肃去了。元朝让他们定居永昌。这个情节在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亦都护来朝，(待卫大将阿台不花）挈家以从，历履险阻，行此永昌。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定居焉”。
永昌是位于甘肃东南、凉州西北的一个城邑。这里对东迁的维吾尔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乐土”。因为这里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原居地互相接壤，而且在历史上，永昌的西北部，在整个宋代都是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所谓甘州回鹘、沙州回鹘等的居住地。此外，在同一时期也散居着甘州回鹘灭亡后，流落那一带的回鹘人。因而每当战火逼近身边的时候，维吾尔人就逃往甘肃。至元七年前后笃哇的军队入侵时，有一家维吾尔人，从别失八里的东部住地扶老携幼尽室徙居平凉。
高昌亦都护王室东迁永昌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着与原居地的关系。纽林的斤作为亦都护，又重新从仁宗那里取得了金印。他一面担当着管理居住永昌及甘肃的维吾尔人，一面也管理着哈喇和卓维吾尔领地的事务。由于他们常住永昌显然逐渐地失去对原领地的管理，成为名义上的汗王。东迁永昌的维吾尔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颂着自己的历史。《高昌王世勋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们下面再看一看迫使维吾尔人东迁的第二个因素即宗教原因。这在史诗中是这样描述的:
大寺院常年香火缭绕，
大活佛每日里闭目合掌。
部落里到处是经幡，
……………………
老佛爷跪膝拜求苍天，
礼拜寺的钟声给佛殿送进了可怕的凄凉。
瘟神给部落降下疟疾，
屠手的羽箭巧射中神像。
寺院挂上了牛大的铁锁，
黄沙把经堂深深埋藏。
经幡随风飘过红柳树丛，
红柳花抚摸着它遍体的鳞伤。
走吧！冤屈的土地，
离开吧！血染的天堂。
老人的白骨留进故乡的土壤，
孩子的灵魂刻在无情的家乡。
用一千年的风雪雷电，
铸炼出儿孙们的翅膀。
飞回西州和卓，
再建造起父辈们真正的陵场!
众所周知，当时吐鲁番、哈密等地佛教盛行。10世纪末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后通过圣战逐渐使整个南疆地区在宗教上得到了统一。随后他们又向新疆东部地区扩展宗教势力。关于这次圣战在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象急流奔驰，
我们出现在城中。
我们毁坏佛寺，
我们在佛像上拉屎撒尿。
但是，这些圣战没能动摇当地维吾尔人的佛教信仰，佛教在吐鲁番等东部地区持续到15世纪。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某一方面与当时统治吐鲁番地区的蒙古统治者在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有关。蒙古统治吐鲁番盆地后，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样，吐鲁番等地区自然形成了各种宗教同存并自行角逐的场面。但是到了中期，因为大量的穆斯林参加到元朝的国务活动中来，蒙古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开始公开倾向于伊斯兰教。穆斯林利用蒙古统治者的势力来排斥其它宗教，并逐渐在吐鲁番盆地占据上风。萨伦的斤事件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高昌(即哈卓）维吾尔人的佛教又一次遭到象《突厥语大词典》里所描述的那样悲惨的命运。上述事件都在13世纪末，即在维吾尔人东迁时期发生的。
总而言之，历尽战争之苦，信仰惨遭践踏的哈密、吐鲁番等地维吾尔人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放弃家乡东迁进入嘉峪关内重新安家落户。
吐鲁番、哈密等地维吾尔人的东迁没有因此而停止，而在以后的年代里屡有发生。
15世纪末16世纪初信仰伊斯兰教的吐鲁番王逐渐强盛并与明朝争夺哈密。如1472年察合台后王苏勒坦艾里率领大军攻击哈密。明朝军队失败后退出哈密。吐鲁番王从哈密继续向东进军，多次进入嘉峪关内。在这个时期，厌烦战争和遭受战争迫害的部分哈密居民为寻求安宁生活陆续迁入甘肃境内。在1524年迁入河西地区的哈密人就有1000多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明代哈密、吐鲁番文献汇集》和《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中多有记载。
除了哈密、吐鲁番的维吾尔人，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被称为“撒里畏吾儿”(SariUighur）的人们也迁入甘肃内部。撒里畏吾儿属甘州回鹘灭亡后迁入敦煌一带的回鹘人的后裔。据文献记载撒里畏吾儿人的居地为“今青海大通河源迤，甘肃省安西、敦煌之南，新疆若羌之东南，此时设有安定、曲先、阿端等卫”。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对撒里畏吾儿来说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三卫发生内乱并且不断受到外部的侵扰。因而他们请求明朝政府允许内迁。他们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成化年间(公元1506-1521年间）和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先后迁居肃州(今酒泉）附近和甘州(今武威）的北部山区。除了上述吐鲁番、哈密维吾尔人和撒里畏吾儿人的东迁外，另有当时一部分安西回鹘人也曾迁居甘肃。
综合上述，我们不能把现代裕固族的形成简单的归于甘州回鹘。它是一个多源的组成。上述研究表明，它是甘州回鹘的后裔撒里畏吾儿人和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北庭维吾尔人及安西维吾尔人等在甘肃境内汇合融合而形成的。从回鹘西迁的时间来算，虽然他们时隔已久，地域相远，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观念形态上的联系”。这种精神上的密切联结，使得他们能够较容易地在甘肃这块土地上得到融汇。因此可以肯定，从13世纪60年代至16世纪初是裕固族形成历史中的重要阶段。所以裕固族《西至哈至》史诗不是某一个部简单的东迁史，而是具有相同历史经历的上述各部东迁史的揉合体。
原文发表于《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篇幅问题注释已删。
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编注：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是著名维吾尔女学者、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新疆大学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新疆宗教学会常务理事。她于1966年5月出生在乌鲁木齐市，1987年获新疆大学中文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90年7月获新疆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含民俗学）专业硕士，1998年7月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博士；1990年7月起一直在新疆大学中文系任教，1999年2月晋升副教授，2004年11月晋升教授，2001年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年9月到2004年9月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民俗学系及印第安纳大学当访问学者，2006年12月到2007年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当访问教授；2008年获“第七届钟敬文民俗学奖”；著有《维吾尔族麻扎文化研究》（汉文）、《维吾尔族麻扎文化》（维文）、《世界民族之林》（维文，合著）、《大学语文》（维文，合著），《维吾尔族姓氏研究》（维文，合著）等书。 2017年12月，她告诉亲属要去北京后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