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艳: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2年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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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9日,是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2年整的日子。

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1月18日,写了修改宪法的建议,1月19日在送孩子上学的楼下失去自由。余文生律师作为709辩护律师,3年多坚持站在最前面帮助709案抗争、代理人权、信仰、公益案件,可能也是抓捕他很重要的原因。

余文生律师在这二年里,一直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会见,我也见不到他。在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秘密开庭后,严重违法超期羁押,至今没有判决。或者是否已经又被秘密判决?送监狱了?不得而知!
2年里,余文生律师案不让辩护律师会见、不给文书、不让消费、电脑里没有立案信息、法官不告诉案件信息和案件程序问题、秘密开庭、超期羁押。我和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谢阳律师数十次,要求保障余文生律师的法律权利,各办案单位连大门都进不了,各级监督部门没有任何回复。余文生律师案2年里完全被与外界隔离,根本没法得到外界的任何法律帮助。到底谁可以保障他最基本的法律权利?2年了,他一个人在里面,被酷刑程度?身体现在什么情况?甚至人现在具体在哪里?生死?都成为一个秘密。

我在这2年的维权中,一路经历看过来的人们,都了解了我的坚强与努力。

有一位老师问我,你的维权占你生活部分的多少?我脱口而出,除了睡觉,占90%,老师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每个人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怎么可能生活中90%用来维权?我似乎也觉得有点高,犹豫的说,那怎么也80%,肯定不会少于70%,70%是我回答的最低值。但是,后来,我自己多次仔细的思考,我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维权,占我生活比例的多少?我的答案依旧是90%,或许这是个高的不敢让人相信的数字,但是就这么发生了。我是在警察、环境、制约与打压,异常残酷的情况中艰难的维权与抗争,付出的代价也是残酷的,我的身体除了累的经常感冒、发烧、牙疼、眼疼、连睡3天起不来等常见的生病外,我还在这两年,身体辛苦到,得了2种大病,一种是面瘫;一种是38岁的我接近停经。而2年前,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根本没有这2种问题。

我的丈夫失去自由后,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竟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换3次。以这个罪名传换,这是连资深人权捍卫者都很难享受到的“荣誉”。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一次看到那个罪名的时候,我没有害怕,差点笑出来,因为我知道,这像个玩笑,我一个家庭主妇,2018年及之前,余律师在家时,我连一个人出门都不敢。也很少关注网络,连怎么坐地铁?怎么换乘?都要由老公安排好的这么个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给我个寻衅滋事传换都算抬举我了。后来,当局又传换我2次,它们让我认真点对待,它们残酷野蛮的做法让我明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开始认真的搜了一下,什么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尽管我以前也是学法学的,但我觉得那个罪名是高不可及的一个罪名,和普通人没有关系,所以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怎么看那个罪名。

其实,传换我的国保、警察当时说的非常明确,要求我不要为余文生律师维权,要求我不要接受采访。当时还伴随着数十次的有事没事,警察去家里敲门。5次搜家。约十几人就住在隔壁。极其野蛮与恐怖。

我必须作出一个抉择,放弃为丈夫维权?还是失去自由也要为丈夫维权?家里还有孩子,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选择了哪怕被抓,也要为丈夫维权。当时,我每天出门腿在发抖,但是,我依然用颤抖的腿一步步往前走。

当我突破失去自由这种威胁以后,对外发出声音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国内网络上,没有了余文生律师任何信息。微博、博客等余文生律师之前的所有账号被销号、我的只有几位粉丝的也被销号。而且用余文生名字根本注册不了,用我的手机号也注册不了。别的地方发帖,很快被删,被封号。国内网络上,根本没有人能知道余文生律师被抓。

唯一能用的是微信,虽然也多次被永久封号,我还是重新注册。但是微信很多功能被限制,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发不出去、链接发不出去、很多照片被屏蔽发不出去。可以看到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作了很多次修改才发出去。有时候,非常累,修改到8遍,10遍还发不出去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放弃,但是,每次我都没有放弃,直至能发出去。最高一篇文章我修改约20次才发出去。有时候为了一篇文章发出去让别人看到,我经常忙到凌晨一、二点,然后自己累的立即睡着。

我的维权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困境。有些人同情我,觉得我很可怜,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太在意,人在困境中,当我刚发现我的一扇窗被关上的时候,我就去寻找另一扇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没有壮士断壁的动力。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立即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多少个我认识不认识的人士,主动来帮我,没有主动的,只要我能想到的,几乎都会帮我。让我意外的惊喜,各界人士向我投来了善意。所以,我一直感受到的是,我并不孤单。

虽然在我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已经被很多人公认成“一人成军”的称号,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2年的努力,根本不是一个人努力,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我一人去了徐州市公安局维权。其他数十次的所有现场,都有律师、公民、记者等人陪同,而且每次至少都好几位。也有很多人士网络上关注。谢谢。

这2年来,在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的维权过程中,许艳37次与国际人士见面,荣幸见面的国际官员有人权官员、人权大使、大使、议员、外交部长、总理。联合国强迫失踪关注组、任意羁押关注组,一直在为余文生律师案监督、鉴定、督促与呼吁释放余文生律师。也有国际国家为余文生律师案发表声明。我很感谢大家对余文生律师案的关注与帮助;我也替余文生律师感到高兴,他曾经的公益与付出,在他自己处于困境中时,得到了全世界那么多公益、博爱人士的帮助。我也感觉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一直心存感谢。
我未来的维权路,依然艰难,依然困难重重,但我绝不放弃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坚持与努力。希望您公益与良知的手,能继续陪伴与扶持我在艰难中前行,相信有您的帮助,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权法治,流血的人士将不会流泪;家庭的困境将得以改善;中国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将尽快得以彰显。谢谢。

最后,我也希望中国司法机关,能够聆听一下受害者的声音、看一看世界的关注、在乎一下国家公信力与人权法治、在乎一下个体老百姓的无助与困苦、有监督与纠正错案的勇气、善待律师与律师家庭,善待自己的国民,早日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谢谢所有对余文生律师案给予关注与帮助的人士。

许艳(余文生律师妻子)20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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