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也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机早已露出端倪,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为此,他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提醒人们:“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日本投降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十几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他预言:经过长期内争和八年抗战,毛、蒋“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的结局。可见他多么希望通过民主宪政来实现国内和平!

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以民间大报的身份曾与中共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据说在代表团造访报社的时候,王芸生天真地对毛泽东说:“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含笑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王之芙《忆父亲王芸生》,《大公报人忆旧》第29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此后不久,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公开发表。为此,王芸生曾给傅斯年写过一封短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16页,台湾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

这时,王芸生看到了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为标明自己的写作旨趣,王在“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王芸生之所以如此敏感,还与他对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的理解有关。在此前后,他写过一系列呼吁言论自由、新闻独立的文章。他说:“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大公报》1946年9月1日):“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他还说:“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认为,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于是久而久之(便)陷于腐化无能”(中外名记者丛书:《王芸生》第66至6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可悲的是,批判的武器往往不如武器的批判,在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这些书生之见总是显得少气无力。

由于《大公报》与国民党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面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的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虽然也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王公馆里,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另一位《大公报》的地下党员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然而,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公”所言,当王芸生兴致勃勃返回上海时,他确实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深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大公报新生宣言》,1949年6月17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他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活;那么面对经营方面的困难,他却束手无策了。自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账面亏损达到40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致信毛泽东,请示“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50个年头。也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后,终于被彻底改造了。

与此同时,工芸生也好象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50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敲山震虎地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当众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72页,)

写到这里,我在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有些庆幸:幸亏老毛不知道他给傅斯年写的那封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之芙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残酷场面。尽管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301至302页)

有意思的是,王先生晚年时,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与别人谈到有关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院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王芸生》第79至80页)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幸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相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临终前之所以如此,是想告诉人们,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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