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巴黎工作会议纪要
人类正在陷入动荡不定的大环境：经济萎靡，有预测称“2020年全球经济陷于危机”，美国摩根大通投行（JPMorganChase）称之为“超级危机”；自然灾害，森林大火、地震灾难、环境污染等，无数的家庭流离失所，生命顷刻间纷纷消亡；战争烽火，中东等世界多个地区一再爆发武装冲突，战争就像是生命的收割机，吞噬着无数的卿卿性命；恐怖袭扰，在世人身边，无疆界无区域之分，不时发生，无辜饮弹者接二连三地倒下；人权危机，专制独裁统治下的人权迫害，犹如一台生命绞杀机，非正常死亡不断地持续发生，人类社会呈现极度的动荡不安。
世界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是国际社会关注与关切的焦点，也是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与中心。
作家的理想境界——“想象的民主”
作家在动荡世界的作用与行动是什么？国际笔会会长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在2019年马尼拉国际笔会年会上发表了“想象的民主”宣言（The Democracy of the Imagination Manifesto），是对传统认知与认识的一种突破。民主与自由，不是人们嘴上的时髦词汇，不是社会团体包装的装饰品，也不是固定、局限、条件等框架下的政治现象，更不仅仅是现代统治的制度与模式。
詹妮弗会长指出：作家对于自由民主的理解与解读，应该立足于现实，与社会矛盾相结合，与周边环境相结合，要有充分的想象力，要有开放式的臆想，旨在追求与建设人类社会和平、自由、民主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我们现实社会中，就常有超乎现代文明，超乎寻常政治伦理的事件，比如：2018年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一份修宪提案全文，对宪法第79条关于国家主席连任规定的修改。中国是大国，中国现代版的“君权神授”，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旧皇朝复辟的噩梦，对整个世界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的政治地震。面对新独裁的突然到来，中国的政治学者们陷入了集体失语。
这个世界的文人与作家，竟然熟视无睹，在捍卫民主与自由时，却无人表达批评意见。国际笔会会长詹妮弗关于“想像力”的没有边界，不设限的说法，让好些独裁政治家很不待见，特别是她说：“控制想象力的尝试可能导致仇外心理，仇恨和分裂。”更是引起独裁政权的反弹。
香港法治遭遇中共专制胁迫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负责“亚洲极权国家与人权状况工作”，她在21日的工作会议上指出香港“反修例运动”，就是最为生动的例子，专制政权压制法治和言论，引起人民奋起反抗，水火不容，民意滔滔，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如今南美各地也是风起云涌地掀起了民众抗议的活动。
中国自习近平统治以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去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足以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廖天琪指出：民意不可违，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成员们自始至终站在香港人民一边，笔会在香港的会员始终参与和平请愿活动，通过脸书、自媒体等及时向海外传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信息，独立中文笔会一直与香港参与运动的一些团体保持联络，并及时在香港以外的媒体，一再发出声援香港的文章，并在德国的科隆、柏林组织了两次声援抗议示威活动。
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非常紧迫，北京政府在新疆设立了所谓的“教育营”，十万百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其中，被强迫进行意识形态“去维吾尔化”的洗脑，被强迫吃猪肉、喝酒、挂中国领袖的肖像等，践踏了维吾尔人的宗教，亵渎了维吾尔人的民俗。
有道是：“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说：为政的人不应该把水作为镜子，而是应该把人民当做镜子。换句话说，北京政府应遵循香港市民、维吾尔人民的民声民意民心，来反省政府的工作，检查为政的得失。
这些都将继续成为世人，特别是文人与作家关注的重点。
作家在和平运动中的困惑与艰难
哈萨克斯坦笔会会长Bigeldy Gabdullin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话题，人类的“核辐射灾难”。会长介绍道：六十年前的苏联统治时期，在哈萨克斯坦东北草原地区引爆了苏联的第一颗核弹，核试验场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在方圆1.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近40年以来，大约有456颗核弹引爆。而居住在测试场周边的居民，遭到被核弹爆炸后的辐射侵袭，造成了大批核辐射病例与死亡，惨不忍睹。
核弹的放射性物质侵蚀了哈萨克斯坦整整三代人的健康，受到核爆炸影响的总人数，估计超过100万。核爆炸所带来的健康问题，种类多种多样，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5倍，从甲状腺疾病、癌症、出生缺陷、畸形到心血管疾病等各不相同。许多年轻的妇女不敢要孩子，生怕生下来的孩子会肢体不全。核试验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身体方面，同时也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危害。据一些科学家分析，这一地区的残留核物质要得到完全的清除，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会长介绍说道：问题是这样的悲剧在苏联时期是禁忌话题，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后，这依然作为禁忌话题。会长在90年代曾采访与调查了大量核试验受害者群体，并撰冩了揭示这一悲剧的专著，结果以触碰国家机密罪，被判处三年徒刑。
核武器依然是一些大国炫耀武力的标志，但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毁灭性的后遗症，令和平世界难以接受，这些社会的大问题，是不是作家应该关注的问题？作家又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作用？及承担社会责任？
作家与社会抗争运动的关系
孟加拉国作家提出：作家在面对社会时，与社会反抗运动的关系与作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抗争剧情”一再上演：具体形式有游行、集会、示威、请愿、公开声明、联署呼吁、小册子散发等，这样的运动通过一致性的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达到改善当前社会现状的目的。比如：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法国巴黎的“黄背心运动”等。
作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例为证，会议特此组织参观了“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展馆。
事件的梗概：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是法国陆军炮兵上尉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1894年10月，因遭遇其长官陷害，被污为德国间谍，尽管证据不足，法院仍判处他有罪，并被终身流放和关押到魔鬼岛。1896年情报机构新领导人皮卡尔上校获得真相线索，真正的叛徒应该是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少校。但是总参谋部下令他缄默，年末他就被调到突尼斯去了。
直到1898年1月，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对埃斯特哈齐少校的控告。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仍然宣布埃斯特哈齐无罪。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整个法国震怒了。
此时，法国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毅然站了出来，在《极光》报中发表了冩给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我控诉…！》檄文，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并声明德雷福斯遭遇了冤枉的审判。不久，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公诉，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这就是作家坚持正义的代价。
1899年6月，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将把该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军事法庭。在8月的审判中他却还是被判有罪，但是获得减刑，改判为十年关押。新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告诉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诉的条件，就可以立刻获得赦免。德雷福斯接受了条件，使得许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这以后，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选择了隐居，并冩了一部回忆录——《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于1901年发表。
1902年，法国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德雷福斯事件再次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最后上诉法院把1899年的审判也否定了。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德雷福斯终于得到了平反。他在此后立即举行的一次仪式中重新入伍，并晋昇为少校，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作家一直在积极行动中
以笔者的观察，国际笔会的作家们，虽然离公权甚远，人微言轻，但是作家们敢于提出社会问题，挑战统治政权，比如中国作家王怡，面对政府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以教会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教会管制加上条条桎梏，牧师的布道稿须接受审查，神职人员要由党任命，限制与海外机构联络等，勇敢地站出来，大声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威权主义，反抗这样的极权控制。
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是个重灾区，当然中东、南美和非洲甚至亚洲许多国家的状况也不佳，好在作为群体的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是一个世界性非政治、非政府的作家组织，为了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合作，它始终积极维护言论自由，并保护作家免受政治迫害。作为群体的国际笔会，每年都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供年度作家的人权情况综合调查报告等，在国际公义、人道、人权等方面，始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积极努力地耕耘与工作。
两张“空椅子”
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他当时身陷囹圄，颁奖典礼上只放着一张空椅子。从此以后“空椅子”就成为国际笔会的一个为声援受迫害的作家的一个代号标志，每次大小会议上，都有一两张空椅子，这次是为1964年出生的厄立特里亚的记者达维·伊沙克Dawit Isaak，他1992年就入籍瑞典。次年他的国家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他就返国在报界担任工作。他于2001年“被失踪”，因为在报上发表了总统与改革派的冲突。虽然日后他在国际上获得许多奖项，但是却依然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空椅子上放着他当年的照片，国际笔会要一直为他呼吁，直到真相大白。
另一名空椅子上的肖像是一位乌干达的医学女性、维权人士Stella Nyanzi，她为乌干达和干比亚的女性权益呼吁，她以实际的裸体抗议行为来进行争抗，批评乌干达总统，结果被任教的大学开除，并受到迫害。
这次和平委员会的理事们还讨论并订出今年将推动的几个决议案的议题，分别是：世界性的移民和流亡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数据化的影响、作家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等。四月间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Bled举行的国际文学会议以及和平委员会会议上，将进一步深化讨论这些议题。
民报2020-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