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20年1月30日 14:09 独立学者 孔德继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上下普遍进入了新冠状病毒攻防战,各省市防疫工作的力度和成效成为人们审视和比较的焦点。相对于被诟病的疫区中心湖北省,河南省的“硬核”防疫——从隔离拒入到封路断路——在早期爆红网络。网民们的反应大致有两种基调,一种是为河南应对高效点赞,另一种是对河南人的冷酷无情略带嘲讽,对武汉人遭到歧视的反思最早也来源于此。近几日,中央政府统领防疫工作后,各省持续掀起一个个防疫运动的高潮,比拼铁腕与坚决。

作为一个一直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笔者不相信河南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无情,也不相信河南人会在短期内理性完全压倒感情,更不相信在当下,若其他省市摊上武汉这事,一准就比湖北省和武汉市做得更好。

河南“干得漂亮”,为什么?

河南省领导和省卫健委审时度势,及时做出部署,当然值得赞许,但河南人短期内对隔离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豫省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工作作风。笔者近年来在全国一些地方做调查,河南省也去过几次,知道从落实“八项规定”,到新型城镇化运动,再到“平坟”和空气治理(秸秆禁烧),河南执行起来都是非常刚性的。只不过在平常,这种运动式治理是行政不文明的表现,会遭致批评,或者不被宣传和报道。但这次,不文明的日常行政以保卫公众生命健康的名义实施,使这次运动化治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疫情之下,百姓的恐慌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拒绝武汉回乡人员入村,刚性执行,靠的还是体制运行的惯性。

如今各省做法被渲染成风格各异,尤其必须不同于湖北省。其实从运动性治理的逻辑看,各地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对比近年来“移风易俗”运动中的拆庙拆违、控制农村红白事的酒席操办和礼金、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以及更早年间计划生育的强行结扎、新世纪以来各省市对访民的截访……这次防疫隔离运动中的很多做法,对公众来讲并不陌生,官员的面孔没有变,语气也没有变,简单化的“一刀切”、政治挂帅的“运动式管理”才是不变的逻辑。

无论是河南、湖北,还是获赞不少的江浙各省,无一不要遵从主流的政治规矩,所有官员首先是对上负责,说话不越矩、做事不抢跑是各地官员共有的风格。即便拥有医学博士省长的四川省和海南省,也并没有做出太早的预判和决策。地方官员表现政治能力的方法就是中央定调之后比落实,落实得快,执行得猛,调子喊得高。至于保百姓平安,只是前者的副产品。

河南可以看作中国官场和基层治理的典型,在制度层面上,每个省都不同程度上有河南的影子。因此,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拒绝武汉人入境、留宿的案例在全国其他省份出现,歧视的对象也会迅速从武汉籍扩大到湖北省籍。只不过,相比河南省,其他省有更多资本、更多选择,因此也有少搞一些极端形式主义的自信。

事实上,在现有的治理逻辑下,对某个人群和地域的制度性歧视,也不是新鲜事。2008年“三一四”事件后到奥运会结束前来北京的藏族人、2009年“七五”事件后到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人、2014年“三零一”事件后所有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新疆自治区各族人民,以及大数据联网以来的刑满释放人员、老上访人员,在迁徙流动中都会受到“特别关照”。最近北京地铁正在研究“刷脸”进站,被分类的人群走不同的安检通道,其实也隐含对一些人的制度性歧视。

河南何以成为河南?

说完了共性,再说不同。各省的执政风格是可以分类的。在笔者的调研观察中,河南省和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西部诸多省份相比,确不在一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资源,而河南省无论是在高阶官场的圈层位置,还是资源禀赋和发展机遇,在中国都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决定了河南各级政府的行政气质。

河南位置不北不南,不东不西,环境上没有明显劣势,自然资源上没有突出优势,但人多资源少决定了河南不会特别富足。中国幅员辽阔,“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常被提及的制度优势,但国家集中力量办的那些大事,却很少跟河南有关。改革开放后,各项开放措施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试点,让沿海诸省先富了起来。新世纪以来,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国家重视耕地保护,而河南又被认定为粮食生产大省,这意味着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的背景下,河南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会受到土地开发指标的制约,也难以通过土地用途转换获取级差收益。上世纪末,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也没有河南等中部省份什么事,虽然后来又启动了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计划,但主要停留在了政治正确层面。近十年来,西藏和新疆两省得到中央更多的重视和大量经济投入。2015年精准扶贫运动以来,各西部省份在硬件上和开发上更是都上了一个台阶。每一个重大的国家开发战略都会释放一些制度红利,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但这类重量级战略都与河南无涉。于是我们会发现,好事基本上轮不上河南。

河南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力更生,负重前行。河南省的官员不能自信地放手搞经济,在东部产业升级之前,很难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上做出成绩;河南官员也不能像更偏远的省份,在处理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上做出文章;河南甚至不能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脱贫攻坚上找到发挥的空间。无论是重点培养的国家领导人梯队,还是有意锻炼的高级干部,或去直辖市,或去西部,很少人被派往河南。这意味着河南没有体制内的人脉,自然鲜少有政治资源带来的其他资源。于是,河南官员的为官之道,只能是积极落实各种中央精神,确保在政治上不失分的前提下,谨小慎微地干下去,把落实和守规做到极致,以此博得出位的资本。

靠道德,还是靠制度?

结论是,人们的道德不容易被轻易改变,我们无须教别人更有道德地生活,人们的行为逻辑是制度及人所在的结构位置决定的。对于大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应对疫情是工作,对上级交代比保百姓平安更重要。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不能奢望一场大难能让我们脱胎换骨,因为在疫情消退之前,我们又淹没在了革命运动式的表山会海里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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