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20年1月30日 14:09 独立学者 孔德继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上下普遍进入了新冠状病毒攻防战，各省市防疫工作的力度和成效成为人们审视和比较的焦点。相对于被诟病的疫区中心湖北省，河南省的“硬核”防疫——从隔离拒入到封路断路——在早期爆红网络。网民们的反应大致有两种基调，一种是为河南应对高效点赞，另一种是对河南人的冷酷无情略带嘲讽，对武汉人遭到歧视的反思最早也来源于此。近几日，中央政府统领防疫工作后，各省持续掀起一个个防疫运动的高潮，比拼铁腕与坚决。
作为一个一直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笔者不相信河南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无情，也不相信河南人会在短期内理性完全压倒感情，更不相信在当下，若其他省市摊上武汉这事，一准就比湖北省和武汉市做得更好。
河南“干得漂亮”，为什么？
河南省领导和省卫健委审时度势，及时做出部署，当然值得赞许，但河南人短期内对隔离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豫省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工作作风。笔者近年来在全国一些地方做调查，河南省也去过几次，知道从落实“八项规定”，到新型城镇化运动，再到“平坟”和空气治理（秸秆禁烧），河南执行起来都是非常刚性的。只不过在平常，这种运动式治理是行政不文明的表现，会遭致批评，或者不被宣传和报道。但这次，不文明的日常行政以保卫公众生命健康的名义实施，使这次运动化治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疫情之下，百姓的恐慌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拒绝武汉回乡人员入村，刚性执行，靠的还是体制运行的惯性。
如今各省做法被渲染成风格各异，尤其必须不同于湖北省。其实从运动性治理的逻辑看，各地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对比近年来“移风易俗”运动中的拆庙拆违、控制农村红白事的酒席操办和礼金、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以及更早年间计划生育的强行结扎、新世纪以来各省市对访民的截访……这次防疫隔离运动中的很多做法，对公众来讲并不陌生，官员的面孔没有变，语气也没有变，简单化的“一刀切”、政治挂帅的“运动式管理”才是不变的逻辑。
无论是河南、湖北，还是获赞不少的江浙各省，无一不要遵从主流的政治规矩，所有官员首先是对上负责，说话不越矩、做事不抢跑是各地官员共有的风格。即便拥有医学博士省长的四川省和海南省，也并没有做出太早的预判和决策。地方官员表现政治能力的方法就是中央定调之后比落实，落实得快，执行得猛，调子喊得高。至于保百姓平安，只是前者的副产品。
河南可以看作中国官场和基层治理的典型，在制度层面上，每个省都不同程度上有河南的影子。因此，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拒绝武汉人入境、留宿的案例在全国其他省份出现，歧视的对象也会迅速从武汉籍扩大到湖北省籍。只不过，相比河南省，其他省有更多资本、更多选择，因此也有少搞一些极端形式主义的自信。
事实上，在现有的治理逻辑下，对某个人群和地域的制度性歧视，也不是新鲜事。2008年“三一四”事件后到奥运会结束前来北京的藏族人、2009年“七五”事件后到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人、2014年“三零一”事件后所有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新疆自治区各族人民，以及大数据联网以来的刑满释放人员、老上访人员，在迁徙流动中都会受到“特别关照”。最近北京地铁正在研究“刷脸”进站，被分类的人群走不同的安检通道，其实也隐含对一些人的制度性歧视。
河南何以成为河南？
说完了共性，再说不同。各省的执政风格是可以分类的。在笔者的调研观察中，河南省和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西部诸多省份相比，确不在一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资源，而河南省无论是在高阶官场的圈层位置，还是资源禀赋和发展机遇，在中国都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决定了河南各级政府的行政气质。
河南位置不北不南，不东不西，环境上没有明显劣势，自然资源上没有突出优势，但人多资源少决定了河南不会特别富足。中国幅员辽阔，“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常被提及的制度优势，但国家集中力量办的那些大事，却很少跟河南有关。改革开放后，各项开放措施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试点，让沿海诸省先富了起来。新世纪以来，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国家重视耕地保护，而河南又被认定为粮食生产大省，这意味着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的背景下，河南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会受到土地开发指标的制约，也难以通过土地用途转换获取级差收益。上世纪末，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也没有河南等中部省份什么事，虽然后来又启动了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计划，但主要停留在了政治正确层面。近十年来，西藏和新疆两省得到中央更多的重视和大量经济投入。2015年精准扶贫运动以来，各西部省份在硬件上和开发上更是都上了一个台阶。每一个重大的国家开发战略都会释放一些制度红利，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但这类重量级战略都与河南无涉。于是我们会发现，好事基本上轮不上河南。
河南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力更生，负重前行。河南省的官员不能自信地放手搞经济，在东部产业升级之前，很难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上做出成绩；河南官员也不能像更偏远的省份，在处理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上做出文章；河南甚至不能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脱贫攻坚上找到发挥的空间。无论是重点培养的国家领导人梯队，还是有意锻炼的高级干部，或去直辖市，或去西部，很少人被派往河南。这意味着河南没有体制内的人脉，自然鲜少有政治资源带来的其他资源。于是，河南官员的为官之道，只能是积极落实各种中央精神，确保在政治上不失分的前提下，谨小慎微地干下去，把落实和守规做到极致，以此博得出位的资本。
靠道德，还是靠制度？
结论是，人们的道德不容易被轻易改变，我们无须教别人更有道德地生活，人们的行为逻辑是制度及人所在的结构位置决定的。对于大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应对疫情是工作，对上级交代比保百姓平安更重要。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不能奢望一场大难能让我们脱胎换骨，因为在疫情消退之前，我们又淹没在了革命运动式的表山会海里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