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5

如今在武汉,已有13座主要医院都爆发了大规模(定义为15名医事人员以上受感染)的院内感染。打个比方,这就像台北市12个区的联合医院,都像当年和平医院不幸爆发院内感染一样,同步失去了正常运作的完整救治能力。现在的武汉,大概就得朝这样子的概念去理解。

然而,又由于这些大医院都是1000万人的大武汉的生命线,他们没有一间能够封院;还得继续勉强运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确诊的医护人员给隔离起来。

易言之,武汉现在是一座失去了常态化医疗救治能力的城市,一切都处于紧张得非常战时状态下运转。据我在北京能得知的片段信息,就算在八九天之内搭建起来的两座临时性专诊医院满载,也只能再多出2000个床位。

所以,才有这两天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将体育场、会展中心等空旷场地改装成战地方仓医院的措施,让确诊后的轻症者住到这些“体育场医院”;正规医院,慢慢倾向只收治重症、急症患者;疑似有病征但未确诊的人员,则要求离开家里,进入社区层面准备的宾馆、学校等隔离点待查。

这么做,是因为原本让轻症者主要待在家里留观的策略性方针(说是策略,但其实也是不得以而为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越来越多家庭性群聚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案例。这对防堵爆发社区感染非常不利。

于是乎,武汉才下了死命令,要求这两天做到:1)在2/5结束之前,完成对所有确诊病人的收治;2)最晚到2/7,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DNA检测。否则,武汉的疫情将迟迟见不到向下走的拐点,“封城”这一特断措施能提供的宝贵窗口时间,正在一点一点地耗尽。

现在武汉官方想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已发和潜在病例都给找出来,摊在桌面上,不再以轻症无法收治、医院满了无法收治、试剂盒不够而无法确诊等主观客观理由,延误对风险因子的捕捉。

宁愿让这两天把所有的黑数都挖出来,也要让目标明确,从而把疫情从“围堵遏制”阶段,转入到“标定、压缩和消减”阶段。

当然,上述说的这些事,如果把时光往前拨一个月,提前到1月4号、1月5号来做,那就是无比正确、脑子无比清醒的;但放到今天来做和才做,只能令人无仍唏嘘。

更令人担忧的一些呈现出来的切面是:在社区层面所布置的“疑似病例隔离点”,大多数是由中小型宾馆旅店征收而来;隔离点内有不少尚缺乏专业的防疫人员指导和医疗观护人力,去了就是被禁足在房里,饭点到了发便当或泡面,情况同样令人堪忧。

总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想像武汉台胞们迫切希望离开当地的心情──我都相当可以理解。毕竟一旦感染,他所处的已经是一个一切资源、余裕都非常紧绷,离正常条件下能做的SOP何止以千里计的克难医疗环境──虽然,在疫情爆发之前的武汉,医疗资源的集中度已经是整个长江中上游最好、全国排名不是第三也是第四的城市。一旦防疫失策,仍不免沦于此境。

从过年以来到这几天,我所认识的不少西方国家使馆的外交官,都为撤侨忙得天昏地暗。

截至2/4,已经通过政府对政府模式进行过从武汉撤离国籍民众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约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尼、新加坡。有些国家撤了一架不够,还得再派。

撤一次没撤全的原因,主要就是卡在外籍人士的中国籍家眷身上。

按照中国政府的标准,如果是“撤侨”行动,那么只能带有外国籍的人走,但凡拥有中国籍的外国人配偶和孩子不能上飞机。因此还有人不愿和家属分离,留在当地。

为此,英国和德国政府都跟中国政府据理力争、激烈抗议,要求保持其国人的家庭完整性的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在此非常时刻,必须高于中方空泛的主权、国格尊严等概念。

最后,据我一位有着英德双重国籍配偶的大陆籍朋友说,在英国人的英勇斗争下,中方终于放下执念,只要该国政府愿意,都可以把外籍人士的中国籍家眷带走。

日本政府在撤侨时,由于一开始并未据理力争,致使还有不少中国籍配偶的日侨至今仍滞留武汉,因而遭到舆论猛烈批评。

回到台湾今天的争论,当然,我也完全理解台湾至今抗疫艰辛的不易,并深切担心这一疾病在台湾的可能扩散。

但终究,人们要扑灭和对抗的,是病毒,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类人。

如果台湾的政府今日决定,不允许任何持非台湾护照者乘这架包机入境台湾,避免医疗资源用于非台籍人士身上,那也可以事先明言,供各个滞留武汉的家庭自己判断决策。

如果事先未明言禁止,那事后再任由网军和友媒侧翼或在野盟友,炮轰若干非持台湾护照的台籍人士家眷;使之成为两岸公权力对接不畅、有急迫罕见病需求者未能第一时间回台的情绪出口,也并不道义。

详细看了一下台湾媒体对事件和两岸幕后协商的还原,大抵可知,这件事情办得大家火气沖天的症结,主要还在于两岸公权力部门对接的阻滞,和武汉台胞搭的这架飞机大陆定义为“春节加班机”,而无法和其他政府对政府的正式撤侨行动同等处理有关。这个“无法”的背后,或许也有一些与不愿意对刚连任的蔡政府放出“错误信号”有关的考量。

准此,台湾防疫当局的人员抵达不了武汉、也主导不了包机的安排,包括是否在机上穿着防护服、登机名单等,皆不在台湾方面的主观意志下运行。

台北有人怨气、有悲愤甚至有防疫失灵的恐惧,这都可以理解。但硬要说一个下飞机后才不幸确诊的人,是被怎样硬塞上飞机、意图使台湾“破功”的阴谋论,则属渲染过渡了。

在登机前,武汉关卡所做的和能做的也就是:测量体温、劝返登机前就已经开始发热的人不要上机(这个做了),以及相信乘客们自主陈报的个人旅行史和身体不适与否的病史。

除此之外,按照武汉医疗资源现在逼仄的现状,按照湖北各市皆封城、全省内部交通柔肠寸断通行不易的实情,要使现在分散在湖北全省的想回家的人都集中到武汉;要使全武汉各区想回家的台人都先做好DNA病毒筛查、等所有几百号人都出结果,然后再来排名单,恐怕在医疗资源的客观条件上,和争取时效的现实考量层面,都是有困难的。

撇开情绪。接下来,还在武汉当地的台湾人还接不接(或者换种说法,大陆愿继续送回的话,台湾还收不收?)要接的话非持台湾护照的人能不能上,台湾政府也要及早地表明立场,让大家心里有数。

至于使台湾公权力部门在后续接人行动中(如果后续还接的话),有更大程度的参与和话事权,甚至让台湾的航司也能参与其中,这是台湾政府方面要尽量去跟对岸陈以利害,沟通努力的。这是朝野两党和两岸行走间有点能量的各种带话人,应该协助台湾政府方面去沟通的。

在台湾公权力现场缺位的情况下,这个事双方办得拧巴、办到人回台湾之后再掀起额外的波澜,势难避免。

不过,台湾政府在批评大陆将这一安排做得过度“政治化”的同时,台湾方面也要避免把后续名单的主导权(可预见地会有所上升),当作显示自己主控地位的筹码。

毕竟,作为一个在封城断航模式下被放行的特殊人群,放那些人、怎么放、用什么条件放,其实不是台湾政府的权责。台湾政府的权责在桃园机场可以放那些人入关;但从天河机场起飞时,走哪些人、谁先谁后,怎么走,并非理所当然地权属于台湾,更多地属于大陆的主权裁量范围。

要在这个环节上去争更多的存在感、更强的有效介入性和实际布置权,那是台湾一侧要放下情绪,继续“石磨心”地去处理的事情。

最后,我自己的建议是,如果后续还有包机且不只一班,那么至少留一班作为高戒护级别的医疗专机,把所有已确诊或疑似确诊或有发热疑似症状的台胞(台湾政府可以自行考虑是否放宽到陆籍台属),也接回台湾,一如陈时中所言的那样“让他获得更好条件的医疗,也是我们接人的目的”。

这一方针如能提早公示,也能够有效分疏“自认/或经筛查健康状态无虞”的台胞,和“不确定、没把握自己是否感染的台胞”这两类人,使人们没有再瞒报、插队或混杂于未受感染者之间试图闯关的动机。而在这架高戒护级别的医疗包机之外,其他搭载健康状态无虞台胞的班机,也能获得较高的安全系数。

总结而言,盱衡当前武汉不太容乐观的局势,把能接的、愿意走的台湾人都接回来,把极少数有感染(或疑似)的,和大多数没感染没发病的分机、分趟处理,恐怕是对台湾公民和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最负责任、也较显妥全(当然成本也比较高)的做法。

毕竟,从医疗意义上来看,把一个已经生着病的人最后留在武汉,相当于把他留在炮火纷飞战地上的帐棚里。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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