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年，这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共产党势力席卷中国，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终于将江山拱手让人，避居一块陌生的小岛。从此神州易帜，山河变色。
十年之后，退居台湾的蒋经国出版了一本小书，由中华民国国防部印制。序言中，他这样写着：“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这一年中，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我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滔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
这本书，就叫《危急存亡之秋》。
《危急存亡之秋》收录了蒋经国一九四九一整年的日记。书中他痛骂“朱毛匪帮”是“民族败类”，同一时间又不禁哀叹：“当此存亡绝续之交，危疑震撼之际，我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柜乏，金融紊乱，真是败象亡征，江河溃决。”
那年春节，大年初一，他黎明即起，在日记中写道：“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像；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队已经弃守首都南京。前一天，蒋经国将妻儿送往台湾避难，这天则准备和父亲撤离溪口。他看着故乡，心中百感交集，全反映在日记中：“极目四望，溪水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势必重回故土。”
几天之后，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大势已去。
但蒋经国的日记不只记录了这些哀伤与悲痛，他还处处要为父亲蒋介石辩护，说他“坚贞不二”、“不屈不挠”，又说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忍人之不能忍”，才能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起死回生、转危为安”。
这是许多人再熟悉不过的叙事与修辞。国土沦丧的愤恨、流离失所的无奈，大江大海转眼之间成了残山剩水，只剩民族伟人仍在力撑危局，顶天立地。在那心心念念反攻大陆的年代，这是历史教科书中不能略过的一页。
但中华民国课本里头不会写的，是同样那年，有另外一群人正在欢欣鼓舞，迎接新中国成立。曾经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祕书的诗人柳亚子，看着红星就将照耀大地，难掩兴奋之情，热情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太阳出来满地红，我们有个毛泽东。
人民受苦三千年，今日翻身乐无穷。
太阳出来东方明，我们有个总司令。
云台麟阁非吾愿，咱就人民子弟兵。
如此直白的诗句难称高明，但倒也衬托出诗人发自内心的喜悦，如此诚挚，如此天真，庆祝新时代来临。
曾于《大公报》与《文汇报》任职的报人徐铸成，则在那年十月六日的日记中写着：“回顾这一年内，祖国的变化真大。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开国盛典，并在此度中秋佳节。祝愿五亿同胞，从此脱离苦海，年年欢度团圆节，共庆太平、自由、幸福，共庆国家日益富强康盛。”
摆脱了国民党的中国，看来似乎前途一片光明，充满无限希望。
只是，徐铸成写下这些话的几年后，卷入一场政治风暴，被指为为资产阶级代言的右派，因而遭到当局严厉批判，甚至面临降职降薪的惩罚。何其讽刺，新中国似乎不如期望中美好，而历史变化总是让人难以预料。
难以预料的历史变化当然不只这一桩。内战七十年过后，国共双方已经不再剑拔弩张，反倒握手言和，相亲相爱。此情此景，若是蒋介石与蒋经国得以目睹，恐怕也要感到意外万分，不知该说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了历史。总之，时代果真是不一样了，国共不两立，如今换成了两岸一家亲。
而经过这些年的局势变换，国共内战的历史书写，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停留在心战喊话、洗脑宣传——至少在海峡的这一岸如此。随着越来越多公私档案开放、个人日记出土，以及各方研究的推进，我们对当年那场战争与那个时代，也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
一九四九年过后七十周年，《迅猛的力量》（A Force So Swift）（作者：凯文．裴莱诺Kevin Peraino）一书带领我们重回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现场。对于一九四九，本书旨不在礼赞，也不在喟叹，更不是宣传，而是细腻地重建那一整年的来龙去脉，变化流转，作者描绘历史如何随着各方行动者的合纵连横、计算与失算，一步一步展开。
《迅猛的力量》讲的是一个国共内战的故事，但也不只是一个国共双方的故事。在国共背后，我们会读到美苏两大势力在二次战后的角力，以及美苏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国共、美苏，都非铁板一块。我们因此看见，身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与擘划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理念上不时龃龉，也看到亲蒋与弃蒋的势力，如何互相倾轧。当然，随着时局的变换，各方阵营也必须随之做出调整，与时俱进。
国共之间的成与败，不能只从中国内部来解释，还必须纳入国际政治的视角。作者利用外语的文献，包括美国与俄国的档案，补上了过去中文著作较为少见的部分。
不过，本书写苏联的篇幅，远远不如写美方内部情势来的丰富和细緻.这自然与作者的背景脱不了关系。凯文．裴莱诺曾长期任职于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Newsweek），前一本书写的是林肯。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一个美国外交史的老命题：是谁丢掉了中国？
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版的代表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早已处理过这项问题。在本书一开头，邹谠如此解释何谓美国的失败：“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国发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责任与权力是成正比的，而蒋曾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美国便开始关注中国情势变化。当时中国正受到列强的势力进逼，而美国算是晚发的帝国主义者。从那时开始，美国国内的政治菁英，便自认抱持高尚的政治理念，要协助中国平等地进入国际社会，甚至成为大国。这样的理想，从一八九九年“门户开放政策”开始浮现，而到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更为具体成形。
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美国人想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才会导致进退失据，原本目标成为梦幻泡影，而国际情势失去掌控，红色势力席卷亚洲？
就这个问题而言，凯文．裴莱诺未必有什么惊天动地、超乎前人见解的答案。此外，要回答这个问题，也恐怕无法只看一九四九这一年，而必须追索到更早以前，理解各种远因近因。
但《迅猛的力量》寓解释于叙事，巧妙地将几条不同主线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一个更为丰富的历史图像——这才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作者只用了十分简约的篇幅，陈述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主张与评价，读者在翻阅过这历史长卷后，自然会在心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本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讲故事的技巧。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将此书视为参考之作。凯文．裴莱诺发挥记者本色，精巧布局，娓娓道来。开头几章先描写几位故事中的不同主角，让这几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为后半段的叙事做好准备。他尤其擅长用生动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如讲到蒋夫人宋美龄：
有一天，罗斯福夫妇和宋美龄共进晚餐时，话题转到工会政治。罗斯福请教这位中国第一夫人在面对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时会怎么做。艾莲诺日后回忆，宋美龄“一句话都没说，只举起美丽的小手在她喉咙前比划了一下”。
又如手握大权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的颈部和下颚出现脂肪肥肿，略显痴肥。他的头发也开始掉色，从原本的胡椒灰色变成亮银色。不过，总统的大笑脸减少了衰弱的感觉。他和老战友嬉笑喧闹──不时露出已变色的门牙。他现在的身材似乎使他有种弹跳力量，是他在第一任期内所欠缺的权威感。
看来不像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至于国务卿艾奇逊：
闻起来就像一家理发店，在他的小胡子抹些蜡，在头发也抹上一些乳液。他让眉毛长得长而浓密，就像一簇簇软草，但是他的小胡子却咄咄逼人。记者詹姆斯．芮斯顿（James Reston）将艾奇逊脸部毛发形容为“政策规划的胜利成绩”。就艾奇逊而言，红肉、马汀尼酒、和对政敌尖酸苛评是美好一天必不可少的主食。
还有后来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毛泽东，根据作者的说法，在第一次与史达林会面时，其实感到焦虑不安。对于俄国十分冷待的外交接待，更明显有所不悦。表面上毛泽东在莫斯科慷慨激昂发表演说，私底下他却对整趟旅程抱怨连连，不满下榻处所的枕头太软，吃不到新鲜的鱼片，外加闹便秘。一代革命家，终究也只是凡人。而历史是由这样一群凡人写成的。
本书在中美贸易大战打的正酣之际问世。在这个时刻，作者重访这段历史曲折，心中自然有着当代的关怀。但他书写的对象是美国读者，而今中译本问世，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以为有一个面向值得深思。裴莱诺在书中提到了一段故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艾奇逊与提出围堵苏联政策的肯楠（George Kennan）先后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发表演说。肯楠对听众说：“人类根本无从了解真相的全面性。即使是最高明的战略家也‘只看到一部分’和‘预言一部分’。”
在变幻莫测国际政治中，其实没有谁能有绝对的把握，也不应该自以为有绝对的把握。美国如此，大国未必无所不能，小国也未必只是棋子，人人都必须做好准备，步步为营，谋求自身最大利益。
作者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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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