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是不幸福的：看不见瘦削的陈寅恪先生在黑板上抄史料，听不见傅斯年摆着硕大的身躯慷慨激昂。不过还好，我们有阎步克先生。
我第一次上阎先生的课是在高二暑假，还是高中生的我坐在北大的课堂里，第一次看见教室里挤满了人，尽管这一景象在阎先生的课上几乎是常态。一进北大，我便寻到了阎先生，对他说：“阎老师，我暑假听过您的课，现在我进历史系了。”阎先生笑笑说：“真好啊，那下周三，我们不就要在中国古代史的课上见了么？”
我曾和一个哥们说李剑鸣老师上课，精彩异常，每到精彩处，我看得见先生眼睛里的光，话语激动起来，有时手会跟着微微挥舞起来，十分有感染力。阎先生是东北人，说普通话时，咬字时带着一些小心，声音不高也不快，却永远是含着一股劲，从来不发出来，让人觉得空气中有一种极大的力道。
他并不威严，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敬畏。我对待阎先生的中国古代史，那是一种从心底里对一门课程的尊敬，这种感觉很少找的到。阎先生的这门课程可谓守着历史系的大门，他给当时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大一的我们展示了无数优秀的史学家的作品后，让我们写一篇论文，字数上不封顶，题目自选，文献综述，正文主体，要有新意，穷尽史料、注释规范一应俱全。也是因为这门课，从此我的脑海中便没有了“作业”这个概念，每写一篇论文则竭力图求新，虽有不获，然不悔矣。许多文科同学每写论文则常说，“又正在制造着一篇篇的学术垃圾”，我从未这样觉得，阎先生既教会了我好好写文章，也教会了我尊重自己的文章。
那时我翻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看见“挥麈谈玄”一词，不知“麈”为何物，便去检索，发现是魏晋名士清谈之用器，便想以此为切口做个以小见大的题目，何曾想刚入手便发现，即便是这个小题目，也有浩繁的研究，把我吓了一跳，几乎浇灭了我的创新热情，便发信给阎先生：“……见先贤学者早已讨论，几条线索均已涉及，其无后世检索之利，史料搜罗亦与吾同。不仅服膺而叹，先贤已尽其事，后学何复为之！我国史虽浩帙，然史家亦众，注疏补佚，前仆后继。无微不探，无处不寻，至于今，狼居胥山踏遍，不留片石与封。钻他故纸，驴年去？”
先生很快回复道“小方：在学习与研究的开头都是如此，各种设想，各种尝试，各种失望……不过继续下去，就会有个各种光明！阎步克”
经先生鼓励之后，我便下定决心要杀下一门血路。包括统计麈尾在历代的出现次数，以此为切入看清谈的衰落。探索麈尾由士人群体盛行，最后只留存于宗教之间。在比较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关于麈尾的故事有很多平行的版本，有的是僧人有的是士人，从而猜想士人和僧人在魏晋密切，身份重叠，也是麈尾由士人入宗教的转折点。最后我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麈尾的柄材质不同，有木、金、玉等之分，而各门阀之间其实也存在等级差距，这二者可能有匹配关系。
我还记得先生上课时，总是以诗佐史（我后来特地据此做了一本《阎步克咏史诗选》），在论文中不时还显示一下文辞之功，最得意的一段是在写麈尾在辩论时的功用时加入了一段韵文：
“双方辩论激烈，主客变化，往来翕忽。北人扛剑戟征战于沙场，南士执麈尾雄辩于舌疆，彼来我往，意蕴铿锵，岂非发体中残留之汉血，舒偏安之惆怅，脂粉亦戎装，羸弱亦儿郎？”
当时为作此文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有同学好心劝我要平衡论文和备考的时间，我却一心想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谢意，最终在文末写到：
“本文写作之初，颇感前人研究之深，故发“先贤已尽其事，后学何复为之”之感慨。后得阎步克老师之鼓励，再埋头于史料，誓不嚼人剩饭，力图新意，遂写作艰辛，涉诸史料，兼有训诂考据、发微寻探之乐。伏案于库本览室，摩挲东瀛之籍本；访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幽静院落，踮脚取下沉沉之古卷；每发一函，于繁体竖行中惊‘麈尾’二字之欣喜。此间种种，不能忘怀，虽不敢言确有所新得，然吾心自不愧于北大科班史学门生……吾窃以为阎师以制度史之外在变化，反映田余庆先生政治抽象变化，便试图以麈尾此一外在，反映门阀观念之抽象。半年以来，虽于清晨阎师课上时有梦寐，然深为阎师淳淳之风所染，静穆而有机锋，言史亦言诗，深切吾之所好，爱阎师，爱北大，谨以此一拙文，聊表谢意。”
论文交上去后，并未发下来，我曾给先生发过电子版的邮件，先生也未回过。大二时，偶然听到阎先生在其开设的两门课上均多次提及此文，心中的感动与惆怅无法言表。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小心地把学生引进历史的殿堂，既让学生们知道史学渊博精深，却又保护着我们，不让先辈的压力吓退学术的热情。至今我见到先生都惭愧，此后再没有投入如此大的精力来写一篇文章，方向不定，读书不勤，每闻先生鼓励一次，则愧怍增多一分。
我迟迟不敢把阎先生写进《先生记》，是因为怕就此写成了文字，却仿佛了却了一段缘分，而当我听到阎先生在告别中国古代史一课后的第一场讲座《“制度史观”下的中国政治历程》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因为我在今天的北大，看见了真正的士大夫。
先生常说：“每一种史观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历史客观的一隅，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这无数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历史。”先生在多年的讲课和诸多细致扎实的学术研究之后，终于开始梳理整合，提出自己的“制度史观”，而这史观的背后有着深深的政治关怀，和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先生的对手是郭沫若为代表的“经济史观”和京都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史观”。
阎先生常说自己的用功程度并不亚于郭沫若这一辈的学者，可是郭沫若先生处于现代学术的草创期，每往前进一步创新率是百分之一百，而处于学术繁荣期的自己可能走一步只有百分之一。但在尊敬前辈之余，先生同样强调了“经济史观”的问题，过度强调了生产力，以西欧一隅之历史发展进程，剪裁中国历史，仅封建一词就引发了学术界巨大的混淆。许多史实上的牵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在“经济史观”式微时，先生说日本的史学“趁虚而入”，“文化史观”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把中国历史切分为“三段论”：古代社会，进入六朝贵族，唐宋之间有一场巨大的变革，于是进入“东洋的近世”。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一种史观并不敏感，引为历史范式，在此框架下做学问。
但是分析起来却很成问题。这同样是带着西欧的眼光看待中国史。西欧中世纪出现了贵族封建，而此后进入君主专制，从而进入近代，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套在中国历史上，必须要找到一个“贵族时代”，也要找到“专制时代”，于是日本学者发展出了“六朝贵族论”和“唐宋变革论”，六朝的脱离古代，产生了贵族封建，唐宋巨大变革为君主专制，从而进入了“东洋的近世”。不仅如此，这种史观的提出有现实政治的刺激，东洋的近世理论，和日本殖民东亚有着密切的关系。
阎先生说：“一百年来，对此进行反击的只有两个人。梁任公和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我发展了我的老师的观点。”
反驳这一史观的关键在于，六朝是否出现了西欧式的贵族？阎先生认为没有。典型的西欧封建贵族的权力世袭并不来自于皇权，而六朝的贵族的权力实际是皇权的“变态”。六朝的门阀既有“贵族性”也有皇权体制下的“官僚性”，若证明了“官僚性”的成分更大，门阀是依赖于皇权体制的话，那六朝并没有和古代有巨大的差别，只是一以贯之的皇权体制下的一个变态。阎先生的专著，比如关于品位职位的，以及选官制度等研究，都是在强化说明门阀制度的“官僚性”，因为只有官僚才会依附于选官制度、品位职务等。这些具体的研究，都补充了史观的细节。而通过“泛阶”、科举、法律等诸多细节可知，唐宋之间是渐进发展的，都强调官僚，从制度的角度看，并无剧变。
从“制度史观”来看，周是封建贵族，秦以下两千年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魏晋时期有贵族现象，但是皇权的变态；唐是新开端，唐宋之间渐进变革；元朝异族统治因素，使得明清专制强化。中国历史两千年来一以贯之，并不断裂。
而这种连续不断的“两千年来秦政法”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常识，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从反面来说，西方对中国的感觉也是“停滞论”、“循环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连贯性。
但从最根本的角度说，阎先生在寻找中国历史的“内在节奏”，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找不到自己看待自己历史的方法，一直在用西方的眼光看待自己。而我们自己的眼光是什么呢？中国人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说“治世乱世”，动不动就说“两千年来”，这种常识恰恰就是我们自己的史观。所谓分合、治乱就说明有一个“常态”，每当偏离这个常态时，百姓们总想着“回归”，而历代君王们也朝着这个模版“回归”、统一。连续性，是中国最大的特点，也必将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阎先生说：“中国史学家事实上承担着对世界史学做出贡献的最大责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延续文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把人类文明的智慧连续完整的保留下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只是近百年来突起，而使得他们的历史观向全球普遍化，放到一万年以后再来看，则是不一样的图景。”
阎先生列出了20余种社会学政治学资料，展示了当代中国，仍是政治主导，行政优先的社会，这样的特色和历史千百年来不曾变过。在这样一个非民主崛起的大国，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的。
就在阎先生的讲座三天前，钱乘旦老师有讲座是“大国崛起”，当描述完大国兴起衰落的现代化历程之后，钱老师说，“若一个国家提不出自己的理论，那谈不上真正的崛起，这个理论自己是提不出了，要靠你们了。若你们再提不出，就危险了。”而阎先生却并未止步，在鼓励学生的同时，自己并未放弃提出理论，“制度史观”是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内在节奏的思考，深切关心着中国的政治命运。
我看到阎先生讲座后，迷迷糊糊地向他阐释了一下自己近些日子的无能。阎先生抽了几根烟，还是那样温和地鼓励我，最后说道：“小方，慢慢来，step by step！”我望着阎先生骑着自行车出东门的时候，我一时很难将这样宏大的叙事和如此朴素的场景联系起来。但后来却觉得，这才是士人，两袖清风，一身傲骨，所谓大事，唯政与教。
我在北大，能遇见阎先生，便无悔了青春。
汉尊2 2017-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