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20年2月14日 15:06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游子尽管近乡情怯,春节总要回家,探望年长的父母。根在家,心也在家。因为工作和生计,也总得离家,踏上返程。

今年春节假期,对中国人而言都极其特殊,要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要么乖乖地宅在家。

我也如此,自1月23日晚进家门,宅了17天没出家门,直到2月9日返沪。

原计划第一周休息、第二周协助父亲撰写教育志,计划全乱了。大年三十没有年味,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沉重,下午开始写疫情分析新作,23:23定稿,此后天天关注和分析疫情。

查找撰写教育志史料的计划更不可行,尽管事先有预约,学校和图书馆都因疫情关闭,也不能随便出家门。写作之余,天天辅导小外甥女寒假作业和补习功课。

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同胞直面病魔肆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相比他们,禁足不算什么,健康平安已足够幸福幸运。

武汉绝大部分健康人,因为封城和数万确诊者生活在一起,面临新冠肺炎感染扩散的高风险,为庸官们的失职、渎职付出代价。大量高度疑似的病例,由于医疗资源极其稀缺,应收未收、应治未治,久拖无决、求医无门,只能听天由命。传染源在家中感染亲人,外出流动也影响他人。

这是人道主义大灾难!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三十多年前的医疗条件远不如今,做过医生的分管卫生副市长谢丽娟指挥抗疫,果断征用厂房、学校、小旅馆、新建住宅,开设“临时医院”,尽一切努力让病人得到隔离和治疗,既是控制传染源,也是切断传播途径。

2月10日下午,武汉市硚口区广电江湾新城小区内,一名70岁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梁某从9楼家中阳台跳楼身亡。在手撑着栏杆往下翻前,对同是疑似新冠肺炎的老伴只留下一句遗言:“不想连累你”。

这位老者患尿毒症已5年,每周需透析3次,已8天没做。身体里的水排不出去,7天吃不了饭,腹泻不止,奄奄一息,绝望轻生。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接收他。因疑似新冠肺炎,原透析的医院不再给他做;因病床不够,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也不收治。

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明确要求湖北省、武汉市刻不容缓依法采取果断措施,真正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两天之后,一个应收应治的70岁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还是被迫自杀。

这大概是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例武汉市民自杀。这场疫情重创全国民众心理,也重创某些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力。

老姐的朋友获悉我将返程,热心来电询问有无口罩、是否需披雨衣。

口罩必须带,不带进不了火车站。拿捏不准火车站、车厢的拥挤程度,还戴了两个普通口罩,虽然比不上N95的防护层级。

使用一次性雨衣太紧张、太夸张了。在新闻中看到武汉市民去超市采购,有不少全副武装,穿上一次性雨衣。

2月7日,家乡的区防控应急指挥部颁布“十条禁令”,非常时期,不得不为。其中有“严格交通管制”,社会车辆一般不准在区内道路通行;“严格小区管控”,一律实行封闭管理,每户家庭每两天只可派1名家庭成员,凭出入卡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确有特殊需要出入小区的,须凭有效证明。

为了送我去火车站,老姐提前向小区物业领了出入卡,也提前向门卫作了说明。免得出不了小区,或出发时盘问、检查时间过长。

正常情况下,家里离火车站的车程就十分钟。以往提前一小时出发都很淡定。这次出发时间提前到一个半小时,担心交通管制需绕路,车站测体温、登记,进站时间拉长。

一出小区进入主干道,空空如也。平时21点左右正是车水马龙,今晚前后左右没有一辆车。已经正月十六,市民们依然自觉地宅着。

当然也不堵车,十分钟顺利抵达火车站,一路上碰到的机动车只有3辆:进入主干道不久,遇到一辆摩托车;某个十字路口,对面车道来了一辆汽车;抵达火车站时,在关卡前面有辆汽车,大概率也是送人。

与以往不同,以前可以直接开上站台下客。如今上站台的路封了,离火车站约六十米远的地方就需停车,旅客步行这段距离进站。

与家人早有约定,无需摇下车窗告别。把我放下,关上车门,随即离开,想说什么话车上早说了。

这是一趟从深圳首发的特快列车,先得去火车站底层的自动售票机取票。一路行人稀少,总共碰到五位旅客,远远少于工作人员、防控人员。

带了几张餐巾纸,原来想取票时手指不直接按触摸屏。大约餐巾纸不导电,形不成回路,按了几下没反应,只好还用手指点。

进站口不在原来的火车站内,而是放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临时搭了个棚,更宽敞,关键是通风更好。旅客实在稀少,无需排队。解下口罩,顺利刷脸进站。

进入候车室,还是冷清。没有往常的喧闹,只有反复广播的声音:“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请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间隔,排队进站。”火车站的超市、百货、快餐店一律关门。

旅客很有默契,都很谨慎,人人戴口罩,相互间一般保留1-3个空位。还有四位旅客有空位也不坐,远远地坐在自己行李箱上。

有三四对旅客紧挨着,一看是亲人或情侣,偶尔还轻声交流几句。其他人都沉默着,埋头看手机。

与17年前的SARS经历相比,如今移动互联网普及了。硬实力大增是好事,可惜软实力的进步并不明显,甚至有些领域还倒退。

车站广播开始检票进站。中国人喜欢热闹,也习惯人挤人,此时此地很克制。旅客们自觉地相隔一米以上,空间很多,却无人插队。

快速通过了检票口,工作人员并不像以往要检票。不用担心逃票,这时候还出门乘火车,肯定是不得已,何况进车厢时有列车员会查验车票。

一米安全距离,成为无形的契约,人人、时时都自觉遵守。检票后到2站台上车,需先乘自动扶梯。旅客们并不着急,前面一人上了自动扶梯,出现三个空台阶后,第二个人再踏上。没有一个旅客去碰自动扶梯两旁的扶手。

我的席位是硬卧中铺。一个月前春运秒杀式抢票,能抢到卧铺票要么是高难度技术活,要么是可买彩票的好运气。我技术不好、运气不好,没抢到卧铺,只捞到一张硬座。

期间经常查看12306平台碰运气,结果9日凌晨发现还真有9张硬卧,只是当时平台关闭。赶快把手机闹钟设定到12306开放时间6点,顺利改签到卧铺票,自己和家人庆幸不已。

硬座车厢118个座位,人员更密集。卧铺车厢主要是面对面二列六人,走动人员少得多,交叉感染的风险也小得多。

一进车厢,很意外,空铺不少。走到我的铺前,更是空无一人。第一反应是可以喝口开水。

原计划是全程不吃、不喝、不解口罩。既然车厢这么空,尤其我的铺位上下、对面三铺空无一人,简直就是包厢,坐火车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待遇,那么胆子肥了些,中间解一次口罩喝口水还是安全的。

心动不如行动。在拿杯子倒热水前,当然需要先洗手。平时无所谓,现在要讲究。

到车厢头的洗手间一瞅,两个洗漱位置,已有一位兄弟在洗手间口的位置使用了。没有挤进去用另一个空位,反而后退一步,安心等那位兄弟使用后出来,再进去。

接着去车厢另一头倒热水,碰到另一位兄弟准备进车厢,本能反应,各退一步,相互谦让。相互对视一眼,虽然戴着口罩看不到表情,眼神出奇地平静,动作也出奇地默契,似乎久经训练后形成条件反射一样。最后还是他停止不动,做了个手势让我先倒热水,等我倒了水转身,在我一米后面跟着进入车厢。

洗手、倒水横穿整个车厢,特意观察了铺位情况。一个隔间6个铺位,全部没满,只有1-2个铺位有旅客,换而言之,至少4个空铺。推测硬座车厢、高铁车厢空位也很多。

返沪以来四天(10日至13日),我天天查看12306家乡至上海列车的售票情况,有些列车已停运,剩余列车一个月前早已售空的硬卧,当天和次日都有余票。可见运力有很大空余,一线城市的火车返程大客流,还没来到。

显然,笔者9日晨改签到卧票、上车后卧铺这么空不是幸运,而是有三个原因:一、大量原订的旅客,因疫情改变行程,无手续费退票;二、农民工、高校学生还未返程,今年正月十六并非以往春运的返程高峰;三、“铁老大”为确保旅客安全,主动放弃经济效益,实行分散售票,降低旅客列车客座率。

躺在铺位上,一下子睡不着,习惯浏览的FT中文网、联合早报网,春节假期又“和谐”了。每逢大事、要事,已成惯例。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到处宣扬这个“自信”、那个“自信”,一方面对真相、真话和批评又如此敏感甚至心虚呢?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这是李文亮医生1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常识,我很喜欢。2月6日他去世后,用来作为悼文的摘要。

为众人抱薪者,竟冻毙于风雪。世间不公与至哀,莫过于此。无论别人怎么评论,我认定李医生是英雄义士,有良知、讲真话,以身殉职,以义殉道,永远活在觉醒的人民心中。

继续刷朋友圈,一路上也和朋友们切磋讨论。

有位很有灵气的文友发来疫情新作。“每天无数次不停点开那张公鸡图,那只漂亮的公鸡,似乎被鲜血染红,越来越红,我不停的感受着她的痛苦,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的确痛,也有怒,庸官祸国殃民!今年春节就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好好过,尤其苦了武汉、湖北的百姓,苦了还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奋战的医务人员,苦了加班工作量还翻几番的居(村)委会工作人员。

不止一位朋友发来“上海发布被骂”的信息,还有2月8日晚至9日凌晨网民留言的即时截屏,来不及“和谐”,所以原汁原味。上海这次防疫指挥,确实有不少可商榷与改进的地方,基层干部群众也有怨言。

有基层负责人告诉我,抗疫期间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层叫苦连天,很排斥也很无奈。

有基层干部告诉我,上级发通知要求发动社区党员志愿者参加外来返沪人员的排查防控,而这些志愿者不少是六七十岁老党员,安排这些高危易感人群暴露在高风险中,于心何忍?

有在企业做HR的朋友告诉我,母亲做社区志愿者,却不提供任何保障,口罩都要自己想办法;一个员工复工,单位要开好几张证明,不少于15张纸,为什么上海不做个信息平台,集中收集、统一出示?

市级层面没有及时学习兄弟省好做法,提前研究部署弹性工作制、复工后各单位的防范指引。对外来返沪人员没有提前明确居家隔离14天,也是缺陷,直到出情况后,才亡羊补牢,所幸未晚。

尤其是徐汇区斜土路街道办事处确诊信息披露含糊,相关细节早在上海流传,没有得到实证,进一步引起市民对外地返沪人员的焦虑恐慌。官方通报已确诊的工作人员是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感染原因是否与去浙江有关?是否导致整个街道办的班子被强制隔离、工作瘫痪,所以副区长紧急带队补台?为何不提前部署返沪人员居家隔离?

中国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相当于一方诸侯,相当于管理一个中小型国家。两人都是本地不好,中国是人情社会,容易结党营私,出现“山头”,需要地域回避。两人都是外地也不好,对本省情况不熟悉,感情也未必真和深,万一都想着做政治跳板、早日晋升麻烦就大了,不能完全地域回避。最佳平衡和牵制是一个外地、一个本省,最好如民族自治区一样,省委书记来自外地、省长来自本地。

如批评者所愿,果然“上海发布被骂”上热搜,此后还有2.0版、3.0版继续骂。当然,“上海发布”是代人受过。

防疫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批评者一方面是关心自己、家人健康安全和公共安全,关注疫情、热爱城市,无可厚非,隐约是公民社会的雏型。另一方面宅在家里两周以上、天天看上升的确诊与疑似病例曲线,失去自由度,缺乏安全感,心理肯定压抑,需要疏导宣泄。配合“NASA说今天地球引力最小能让扫帚立起来”的谣言玩游戏是放松宣泄,痛骂“上海发布”也是放松宣泄。

也许是太急切急躁了,有的市民有些情绪冲动。例如支持上海封城;质疑上海派那么多医疗队去武汉很不合理;要求上海援助湖北的医生回来;上海首先是上海人的上海;声称众筹将受贿的钱还给国家,将入狱的前书记赎出来。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真实的民意,执政者要学会面对和承受,绝大多数的批评建议中肯,一小部分不对路也难免,天塌不下来。

还好,上海警方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宣泄了几句过火情绪的网民叫过来训诫,更没有实施跨省抓捕。

很少戴口罩,更从来没这么长时间戴口罩,尤其睡觉不习惯。后来实在困,迷迷糊糊眯了会。凌晨近4点,火车抵达一地级市,被站台广播叫醒了。

晨起,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水。全程13个小时,这是唯一一次解下口罩,不超过10秒。

10日上午约11点抵达上海南站。疫情促进了耐心和谦让,旅客们不赶时间了,慢悠悠地下车、出站。到达的旅客少,元宵节那天,朋友发来上海虹桥站的密集人群,此时此刻没有遇到。

在火车上如实填报了《来沪健康信息登记表》,谢天谢地,反馈的手机短信核验码是类。如果是类,表明来自重点地区或经过重点地区,出站时的检验检疫更严格。

类旅客只要出示手机反馈短信,经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核对无误,体温检测没问题,就可顺利出站。

和家乡的火车站一样,出站也不验火车票了,而且进地铁站也不走以往的站内通道,而是引导走站外走廊。

这么稀少的客流量,地铁作为交通工具是可选项。来到上海南站最近的4号地铁入口,立着一个“温馨提示”牌:“只出不进”,“需要乘坐地铁的乘客请至5号口进行体温筛查后进站”。

绕行一段后,来到5号入口,再经地铁运营方的红外线遥感测温,顺利进站。11:13进入站台,几乎无人。陆续又有若干乘客进入,都不会滞留在进站台阶附近,而是很默契地往左右多走几步,人与人之间至少相隔一个地铁车厢的距离,等候上车。

一列地铁进站,车上人也稀少。大家依然有默契,一排座位,一般只坐两人,一头一尾各坐一人。中间停靠站新进来的乘客,看到一头一尾坐了人,虽然中间空位很多也不坐,要么宁愿站着,要么往其他车厢走,找一头一尾有空的座位。

出地铁站后,在内环高架下面一个十字路口观察,相比以往工作日,上海街头的行人稀少、车辆稀少,显然大多数市民还自觉宅着。中国经济中心的活力和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回小区的路上,常去的一个水果店关门、两个蔬菜店关门,只好走远些到菜市场,准备买好四、五天的蔬菜。品种比较齐全,芹菜7元一斤(标价5元)、大白菜3.5元一斤、胡萝卜5元一斤、蒜苗7元一斤,价格比平常上涨了1/3至3/4。

春节前后因劳动力、菜贩子紧缺,蔬菜店开张少,惯例蔬菜价格会涨,今年叠加疫情影响,涨幅更大。菜农未必从中受益,青菜的田头批发价依然不高,上海一个远郊的露地青菜只有4-5毛一斤,另一远郊的大棚青菜只有1-1.2元一斤。

小区的物业很尽心尽责,提供了一次性手套,登记个人信息、交通信息,扫了一次体温正常,顺利放行。自此开始居家隔离14天。

如今人人珍重,就是为国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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