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谣言与“天津教案”:清政府与危机发生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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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游走古今 2020-02-11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以“天津教案”为例,对清政府对危机发生所起的作用和危机最后的处理过程进行一番考察、总结,至为重要。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固然是曾国藩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解读角度,其中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别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乡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落后性。

这些教案有大有小,卷入的民众有多有少,但凡是较大的教案,往往有相当有权势的地方士绅的支持介入,甚至有官方的支持。天津教案,就是有地方甚至朝廷官员支持,才会发展到如此规模。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不实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6月爆发的天津教案原因当然有多种因素,谣言是重要起因之一:当时“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越传越广,引起众怒,最终激化,酿成悲剧。本文只从谣言与危机发生、清政府危机管控角度略作分析。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如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

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

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

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交教堂前的浮桥折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 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譞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收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人四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

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面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曾国藩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道德完人”倾 刻成为天底下第一“罪人”,又隐含着君臣矛盾、满汉矛盾。手握重兵、执掌地方大权的大臣,又有如此高的道德威望,历来朝廷都深为忌惮,更何况满人朝廷对一位如此这般的汉族大臣,更要破除其“道德威望”。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对亟需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满族亲贵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使国家强大,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譞,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虽然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何尝又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的?

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然而清政府对此并无认真反省与总结。自鸦片战争大门被列强暴力打开,允许在中国传教,到天津教案发生时已经整整三十年,其间发生许多大小教案,但三十年的时间清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一套经过冷静思考的如何处理教案的模式。因此,官员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害关系各行其是,结果导致危机的发生与扩大,总是临时处理,难免粗糙,草草了事。天津教案后果如此严重,仍然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制定如危机防范、管控与处理的基本原则,更无具体模式。三十年后,义和团运动几乎是重演天津教案,只是危机广度与深度要严重得多,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巨大,使清政府面临最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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